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繁荣程度密切相关。一个拥有繁荣商业活动的文明，必然伴随着发达的货币体系，因为单纯依赖物物交换是无法支撑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国的货币历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相吻合，而西方的货币历史却与其历史叙事存在矛盾，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最初，人类的商业活动自然是以物易物为基础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出现了天然货币——贝币。考古学家的发现揭示了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其中贝币是最早的货币之一。贝币是一种海生贝壳，具有一面带槽齿的特点，也因此被称为齿贝，它被誉为钱币的始祖。在商周时期，贝币广泛流通，考古学者在多个地点发掘出大量贝币。例如，在妇好墓中，出土了7000多枚贝币。此外，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也常见“赐贝”或“赏贝”的记载，表明贝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贝币文化不仅渗透到中国的货币体系，还深深影响了汉字的构造。在中国的许多与价值相关的字形中，都可以看到贝字旁的痕迹，这显示了贝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贝币在中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甚至在西周时期仍然是主要的流通货币。然而，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和商业活动的日益发展，金属货币开始逐渐取代贝币。

据人民网《看见文物｜中国最古老的货币竟然是它》一文所述，商朝晚期出现了铜贝，形状仿照海贝，是人类最早的金属铸币，距西方最早的金属货币“吕底亚金币”出现早了约四个世纪。商朝时期制造金属货币时，仍以传统贝币的形态为基础，这种做法符合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毕竟，贝币在当时是主流货币，若直接铸造后来的“孔方兄”钱币，反而让人感到突兀。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才是人类最早的金属铸币发源地。西方的最早金属货币“吕底亚金币”出土于1904年，距今已有2600多年，发现地点在土耳其西南部的阿耳忒弥斯神庙。这一发现似乎验证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的“吕底亚人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金银钱币的人”。

然而，这一历史研究却存在两个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中国的货币发展历程清晰可追溯，从物物交换到贝币，再到铜币、金银币，最后出现纸币等。比如，周代的铜币种类繁多，赵国使用铲币，齐国使用刀币，秦国使用孔方兄，楚国则使用蚁鼻钱等。显然，货币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冶金技术的提升，铜币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直到宋代因铜料短缺，纸币“交子”才得以出现。

然而，与中国货币发展的逐步演化不同，西方的货币历史却显得突兀。西方最早的货币体系一开始就出现了统一、规范的圆形金银币，这与中国在进入金属货币时代时经历的漫长演化过程和各种形态的货币形成鲜明对比。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的货币体系一开始就达到了如此高度？

其次，根据西方历史叙事，早在2600年前，地中海周边、古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区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甚至能够进行大宗商品的跨地区贸易，古希腊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例如，腓尼基商业帝国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西端等地建立了大量贸易据点，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地区的商业如此发达，特别是跨海贸易的存在，那么它们显然需要拥有一种发达的通用货币。但为何吕底亚人才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呢？这与西方历史中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似乎并不匹配。

中国货币史的发展，证明了社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物物交换到天然货币，再到金属货币、纸币的出现，这一过程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社会演化结果，考古学的发现为中国货币历史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实际上，人类每一步的进步都伴随着艰难的演化过程，而中国货币史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相比之下，西方的历史叙事与货币体系的发展则显得突如其来、没有渐进的过渡，这让人不禁对其历史的合理性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