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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理论根基：“看门人理论”

“看门人“（gatekeeper，又称“守门人”）这一理论首见于社会学领域，美国社会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Lewin）于1947年首次提出，以此为视角引导人们对于控制信息流通的特定的人或机构这一特殊角色地位的认识。历经发展与传播，该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后因哈佛大学法学院瑞尼尔·克拉克曼（Kmakman）将其应用于公司法研究而被引入法学领域，用于描述独立的市场专业人士，在实践中以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机构为典型代表。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量以高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平台企业兴起，成为众多用户数据的集散地。奥拉·林斯基（OrlaLynskey）将看门人概念引入平台监管，以应对传统反垄断法理论无法解决的监管难题。“看门人”因此有了全新的含义，人们称之为“数字看门人”，以区别此前的传统看门人概念。在此阶段，看门人理论主要应用于反垄断领域，以明确监管的核心对象。其在我国法学领域的发展以2021年为界，这年张新宝率先为“守门人”进行了基本的概念界定，“填补了中国互联网领域看门人概念范畴的理论空白”。2022年，单勇将此概念引入网络犯罪治理领域，明确了看门人作为治理角色之定位。守门过程可以概括为在数字社会这一独特场域中实现平台的自我规制。自我规制的本质是一种群体治理的实践，平台信用评分机制的应用或将对现有法治模式与传统社会信任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形成“无需法律的秩序”与“无需强制力的执行模式”。“看门人治理”使得平台成为公权力授权下法律体系的私主体执行者，通过“数据-算法-后果”的数字化信任取代了“法律-行为-后果”的传统模式，传统的、经验的信任秩序转而成为基于数据的算法控制与精确预测，由此创设出“低成本的高效规范生成机制”。对用户行为的治理自“监管与控制”转向“引导与修正”，从而在数字社会形成自循环的良好生态，扭转了政府直接治理的信息技术劣势，弥补了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短板。

（二）现实基础：看门人规制的兴起

从现实视角看，我国互联网平台在事实上具备了“看门背景”和“看门能力”，已发展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架构，这也使其在网络暴力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看门人”作用。若不据此课以“看门人义务”予以规制和引导，网络暴力的治理将缺失至关重要的一环。从政策视角看，为了鼓励互联网行业发展，我国延续了诸多国际共通的互联网规制，如“红旗规制”“避风港规则”，给予互联网平台相对宽松的监管义务，以期其能够在较少的义务负担下集中资源在自身发展。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网络平台能力与地位认识的深化，国家政策有所转变。202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强调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健全制度规范、推动协同治理、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等措施。这表明我国在平台治理上的政策由过去的包容审慎转变为集中整治，最终进入常态化监管的新阶段，治理原则由避风港原则转变为平台主体责任。从规范视角看，我国已经为看门人规制建立了初步的制度供给：多项看门人义务散见于近年多项法律法规中。在犯罪治理领域，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首先正式将互联网平台视为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看门人的法律，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而电信网络诈骗深度依托于数字技术与平台运行，在生成机制上与网络暴力存在同质性，故针对其设计的看门人规制义务可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有效参考。此外，在互联网平台治理整体意义上，也有《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虽未明确平台看门人地位，但对平台提出履行处置违法信息、建立不良信息黑样本库等实质性看门人规制义务。2024年8月1日施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作为我国在网暴治理领域第一部专门性立法，对作为看门人的互联网平台提出了体系性的看门人义务要求。前述系列法律规范的建立反映了看门人理论在我国发展和应用的进程，其最终以“看门人义务”之形式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实质性确立。

（三）作用机理：采主动风控实施预防性治理

1.全链条管控有利于弥补传统治理方案的滞后性

正如前文所说，相较于看门人规制，传统国家治理强调规范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导致该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可轻易变动的刚性和封闭性，而以动态性为显著特征的网络暴力内在地需要更为灵活、精准的技术型治理模式。何况，以国家专门机关为主体的传统国家治理受到职权法定与程序法定原则的限制，难以及时介入和治理网络暴力。尽管近年我国采取“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侧面反映出整体治理思路的转变，但刑法具有基本的谦抑性，公权力也不可能全面接管社会生活，国家治理红线总体不宜前移过多。以化解动态治理需求与刚性法治规则之间的冲突为导向，寻求更为高效的治理方案成为必然选择。数字看门人以事前预防为主、全链条管控为特征，弥补了传统治理方案事后治理的短板，有效地减轻了事后惩治工作的负担。首先，互联网平台，尤其是超大互联网平台，具有绝对的市场竞争优势。作为海量数据集散中心，互联网平台在数据采集、存储与分析方面拥有领先技术和成熟的经验，有足够的数据优势与技术优势建立网络暴力样本库，能够为精准的事前风险识别提供稳定支持。其次，互联网平台普遍有实时监控的运行机制，这让其能够在事中阶段网络暴力信息开始走向极端风向时及时响应。最后，在事后处置阶段，平台掌握着政府难以掌握的信息数据，具有鲜明的数据优势，能够及时保存网络暴力的相关发言记录作为证据，通过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不断改进其管控策略和措施的同时，还能以平台数据信息为侦查机关提供侦查协助。当然，这以不严重侵害用户个人信息权、数据权为限，以侦查必需性为要。总体而言，平台具有及时性、动态性和全面性，这使得平台治理能够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2.生态治理路线有利于弥补传统治理范围的有限性

正如前文所说，传统治理因制度供给不足、供需本质错位导致其治理范围相对有限。在网络暴力语言构成中，踩到违法红线的是少数，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不良言论才是绝对组成。这一类言论的存在持续为网暴的整体损害增量，但无从处罚相关行为人，这样的结果为多数受害者所难以接受。数字平台凭借其数据资源优势与技术优势，构建了以平台规则为基础，以“大数据+算法”为权力表达方式的数字生态。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是互联网平台运行的目的之一，也是收获正向经营利益之前提，故可合理推之——互联网企业作为看门人有能力也有意愿进行内部生态治理，并在看门人义务框架之下发挥社会数字基础设施的功能。“生态治理路线”旨在通过规范激发看门人的内生资源优势，以引导代替监管，避免国家直接管控用户网暴行为引发的正面冲突，这一方案摆脱了传统法律规范的刚性限制，同时有效契合了网络暴力深嵌于平台生态的根源性特征，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治理有限性之短板。3.主动风控有助于实现长效预防

网络暴力的生成植根于数字社会的特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逐步丧失了对信息的掌控能力，产生信息异化，虚假意识形态混迹其中，消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线上技术风险与线下社会转型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行为发生交互作用，去中心化的传播机制作用下，加速了网络暴力信息的复制与蔓延进程。且不论网络暴力中对个案惩治的威慑预防效果之有无，法律的威慑预防效果还遵循着边际递减效应。面对因数字社会“信息异化”导致的失范行为，若设想“全面处罚”是一种极端理想的状态，此类旨在以个体惩治威慑实现预防效果的治理模式将因治理压力激增而丧失法律本身的执行力。当然，这也是现实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反之，则可能因长期不能及时、全面处罚所有网络暴力的参与人，诱发威慑边际递减，不仅是预防效果不显著，最终甚至可能迎来法律权威性丧失、公信力消解的消极结果。相较于威慑预防策略，看门人规制采取主动风控预防策略。具体而言，平台作为网络暴力事件发生的“第一场所”，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网暴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可以利用既有的用户数据建立样本库，包括但不限于网暴信息样本、有网暴倾向的低信用评分用户数据样本、网暴高危风险样本，通过识别、评估、控制风险要素，从源头削弱网暴信息的传播、控制网暴高风险话题场域的形成，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建立可持续的长效预防机制。三、网络暴力治理中看门人规制的制度实现强化网络平台的看门人角色已经越来越受到认可，但如何在制度上实现仍然有待明确。尽管看门人治理的本质是自我监管，但若不加以引导和限制，将存在对公民部分基本权利不当限制和侵害的风险，反之，若简单强调平台过多的义务与责任，则可能对平台企业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过重负担，造成社会治理成本的不当增加。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看门人规则体系，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但部分规则有待细化，且受到规制工具主义倾向的影响，存在对法律体系融贯性的忽视，故在基本理念上还有待明确。鉴于域外已有立法例，如德国2017年发布的网络执行法、欧盟2022年发布的数字服务法（DMA），本文意在借鉴前述立法例，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明确治理理念与原则，为完善看门人制度体系提供参考。

（一）治理理念与基本原则

对网络暴力的有效治理，“需要从法律规则和科学技术两个维度展开，他们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分离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的”。规则治理是法治国家建设之基，是依法治国、有法可依的前提，将技术思维应用于治理方案的看门人治理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在看门人治理内部，也存在规则治理与技术治理两个层次。具体而言，看门人规制的内在逻辑以元规制与自我规制的交互为内核。元规制层面，国家以治理目标为导向，应用技术思维，课以互联网平台看门人义务，建构基础性制度框架；自我规制层面，平台基于其内部政策、行业标准、道德准则以及基础法律规范的遵守，采取措施重塑平台生态，引导平台内部的内容及用户行为。在应用规制工具主义的同时，不可忽视融贯主义。“当前我国关于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制度规范离散性较强，缺乏基础性的法律制度支撑，难以形成相互联结的结构体系。”关于网络暴力治理的看门人规则散见于多层级规范中，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从最初《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的内容审查义务与连带责任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中建立的体系性的、全链条的整体管控义务。虽然总体对义务规定渐趋细化，但缺少基础性的法律制度支撑，部门法之间仍然存在各自为政、联动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这是网络暴力治理内在对于技术治理的依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技术治理往往更侧重于规制工具主义，即利用技术手段实现治理目标，而非通过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推演和规范界定。规制工具主义有利于在一定时期内提高法律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适应我国在短期内应对日益严峻的网暴形势之所需，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导致法律规范的碎片化，降低治理效能等融贯主义框架下所关注的系列问题，这与我国建设要求良法善治的法治国家目标存在冲突。因此在元规制层面制定看门人规则时应当给予融贯主义适当的重视与关注，坚持法治原则，推动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作为法治原则的核心组成部分，比例原则尤其应在元规制阶段予以贯彻。首先，在必要性原则的要求下，元规制的对象应当有所限制，避免将所有平台企业不加区分地作为看门人纳入规制对象中。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确立了平台分类分级的监管思路，将互联网平台分为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三类。本文认为，在此分类下，还有依据不同业务领域、结合网络暴力高发平台特征进行细分管理的空间。德国网络执行法在草案拟定阶段体现了利益的权衡与取舍。只有“以营利为目的，以用户与其他用户或向公众分享任意内容为取向的社交网络平台，才受该法约束”，以为普通群众服务为目的的新闻类、公益类平台，或其他以Whatsapp和电报（telegram）等设计理念为服务个体与个体之间私密交流的，则被排除在规制范围之外。欧盟数字服务法依据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平台规模、类型及影响力课以不同程度的监管义务，建构出较为完善的阶梯式监管结构。有鉴于此，我国在元规制阶段可基于对网络暴力生成机制与平台业务类型的运行机制研究对“看门人”实施分层次规制与监管。区分对待原则的采用并非对于平等原则的违反，而是基于网络平台多样性特征做出的合理选择。其次，均衡性原则要求元规制阶段确保规制措施不会对平台企业作为商业主体的正常经营产生实质性严重影响。超大型网络平台具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财力，要求其采取一定措施对网络暴力风险内容进行防控并非超负荷工作，但若多方规范同时课以不同的、不尽合理的义务及违反后果，则在增加平台负担的同时也有违融贯主义的要求。贯彻生态治理理念意在平台内部推动形成“权力-权利互相制衡”“多方利益动态平衡”“不可持续生成、传播网络暴力信息”的自循环优质网络生态，其本质是在引导而非威慑的治理导向下、推动将焦点从单纯的网络暴力内容转向生成网络暴力信息的劣质生态。平台的双重身份属性是对生态治理理念提出需求的首要原因。国家权力通过平台间接施加于平台用户，平台在事实上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延伸，成为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主体的私权力主体。公权力性质与其市场经济主体身份共同构成平台的双重身份属性，其中，不同身份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冲突。若不能以根本的、长效性的框架与机制予以规制，一方面，可能因为缺乏权力规制而导致私权力滥用，制约作为平台用户的公民行使基本权利，如为迎合监管政策，避免模糊不清的行政处罚责任，平台管控未达到规制必要性的网暴信息，对信息传播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承担过多内容管控义务不当阻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平台的经营利益与发展模式，不利于发挥平台的创造性价值。在生态治理理念的指引下，看门人规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是以消解权利纷争为目的，调整、明确多方主体的权力、权利边界，实现多方权责利益的动态平衡；其二，平台内部可以从删除、屏蔽等硬性管控手段向算法推荐、用户管理、社区培育等软性治理手段发展，以数字化的治理逻辑深刻影响网民群体的情感倾向与内容生产。

（二）立足于看门人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完善

尽管我国近年已经对看门人采取了分级分类的监管措施，但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鉴于其生成平台具有较为突出的规模和业务特征，不妨在现有看门人体系下依据网络暴力生成机制、平台等相关研究成果对相应制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形成相对明确的网暴治理领域的看门人名单并予以公示。一方面，应当分级分类确定看门人角色，不宜一刀切地将所有平台企业认定为看门人而要求其履行看门义务。在设定看门人义务时应当避免将所有平台企业纳入规制，区别对待原则的采用并非对于平等原则的违反，而是基于网络平台多样性特征作出的合理选择。网络平台的多样性决定了相关法律不宜对平台服务提供者设定过于笼统，有鉴于此，类型化的分化处置模式是应当遵循的基本路径。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分级分类的看门人体系，但至今尚无对于看门人的阶梯式具体认定的明确规范，而是在多项规范中不一致地以“超大平台”或“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代称。欧盟数字市场法对看门人具有相对明确的定义和可操作性较强的量化指标，包括：过去三个财政年度中，年营业额至少达到75亿欧元或市场估值至少为750亿欧元；拥有至少4500万月活跃业务用户；控制至少3个欧盟成员国的1个或多个核心平台服务。“看门人需要在达到门槛后的2个月内告知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将在收到信息后的45天内指定他为看门人。”尽管数字市场法（DMA）是针对平台经济治理中反垄断目的而提出的量化指标，但不妨碍其为我国贯彻比例原则，建立分级分类的看门人地位与义务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基于反垄断的需要，欧盟选择以平台的年营业额或实际市场控制份额、规模为量化指标。有鉴于此，在我国的网络暴力治理中，基于生态调控的目的，可以选择以平台的流量规模、垂直业务内容以及发生网暴的频率、风险、用户信用平均分数作为量化指标指定看门人，同时设置相应的弹性规则兜底，以便将后来满足相应条件的平台企业纳入看门人范围，有限度地限定看门人的范围。另一方面应当分级分类设定看门人规制义务。首先，不宜对不同量级的看门人课以相同限度的义务，因不具备同等业务规模，在看门能力、背景上存在层级差异，大型平台难以负担超大平台成本，有碍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建构。同时，针对那些面临较高风险的平台，可以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如欧盟数字服务法对超大型在线平台（VLOPs）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VLOSEs）课以额外的风险防控义务。因DMA标准下的超大型在线平台，影响范围覆盖了欧盟4.5亿消费者中的10%以上，这导致在传播非法内容和社会危害方面构成特别的风险，欧盟遂要求提出了年度风险评估、透明度和报告义务、独立审计、危险响应机制、独立的合规职能部门等一揽子风险防控义务。其次，不宜对具有鲜明业务特征的看门人课以一刀切的同类审查、管控义务，这是因为不同业务内容对应不同的网暴信息样本，若忽略此审查重点之差异，或使平台的负担超过其承受能力，影响其正常经营活动。由于网络暴力具有话题聚集导向的鲜明特征，应以垂直业务内容为导向对平台进行分类，例如，针对以经济议题为主要运营内容的平台和以性别议题为主要运营内容的平台不宜课以同类事前审查义务。“社交媒体平台营造或出现何种容易产生网络暴力信息的高风险内容场景，就需要承担与这以内容场景相适配的事前审核义务。”基于平台作为私主体具备的权力属性，为避免缺少限制引发的权力滥用，有必要引入公权力规制理念。对于公民权利有所限制的运营方案，应保证其运营的透明度，以保证用户能够监督权力行使，有效遏制权力滥用，当然，以不严重妨碍其正常经营为前提。否则，若法律对平台透明度义务要求过高，其尚未完善的运行机制与看门人规则无法兼顾迎合政府的监管与公民权利的维护需求，或危及其市场竞争优势地位，进而造成严重妨碍其正常经营活动的后果。在平台为迎合监管而走向极端限制公民权利的另一面，存在平台基于对经营利益、流量数据的追求，迎合用户喜好，推送个性化定制信息的情形，使得个人议程设置基本完全取代公共议程设置，信息茧房进一步固化。大量同一风向的极端言论将在平台这一机制的作用下短时间内聚集，强化个体从众心理，沉默的螺旋之形成或成必然，由此激化、推进了网络暴力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流程。法律应当要求平台在相应的个性化定制推送机制上进行调整，如在相关话题项下呈网暴中高风险时向平台高信用值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多维度信息。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削弱网络暴力相关信息传播力度，虽不具有以往提出的阻断网络暴力信息方案的强制性，但仍然构成对用户选择内容权利的限制与支配，故法律应当要求平台履行说明义务，即向用户说明收集用户信息、推送定制化信息等算法运行机制及原因。此类义务内容类比于公权力机关对公民权利进行实质性限制时应当履行的说明义务，让用户由此了解平台的决策和行为，有效行使监督权。域外实践中的平台监管强调互动性与预防策略，相比于直接对平台私权力施加限制，Abbott和Snidal提出的“治理三角（governancetriangle）概念模型”或许是更为有价值的方案。该模型提供了透视平台治理领域内参与者关系的视角，根据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施加监管的影响力，有利于建立平台内部的良性循环，可谓是生态治理理念的具象化，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与实践价值。从“治理三角”的角度，平台治理视域下的互动主体包括平台与政府、平台与用户、用户与政府等。平台权力与用户权利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平衡能够约束平台权力的运作，防止其偏离自治的轨道。国家监管要求下，平台需要对用户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但同时基于其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变化的特征以及其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难以适用“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传统公权力领域的规制理念。鉴于平台运行技术机制的隐蔽性，平台权力处于一种事实上的高位状态，为应对此种平台权力的无序扩张，即可从平台多项互动关系之一、平台的重要参与者——用户权利入手，以权利制约权力，建立用户在数字信息时代明确的的新兴权利体系，从侧面为平台权力附上非直接的规制条件，不致对平台经营利益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随着近年对数字人权的重视，我国已经在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上，结合数据应用、算法等技术特征对用户权利进行了扩充，初步构建了信息时代用户新型权利体系。以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为例，具体规定了包括针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删除权、更正和补充权；针对数据的数据权、国家安全保护权等。就公民权利保护以及制约权力的有效性来说，法律明文规定权利类型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权利的落实。在网络暴力治理视域下，保障公民权利从程序正义角度展开更具实践价值。因此，要求平台在行使权力之前已有明确的操作程序与步骤，并在公民提出疑问时尽到合理的解释说明义务。正如上文所说，平台履行看门人义务治理网络暴力信息时，通过大数据应用与算法推荐等软性手段削弱网暴信息的聚集性传播进程，这一过程中多项技术措施均涉及对公民权利的干涉，用户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偏好、实名身份信息等）作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基础，收集应当保障用户个人信息的知情权与解释说明权，这要求平台在收集、利用相关个人信息前对用户个人信息收集的范围和内容进行说明。而实践中不乏平台滥用不合理格式条款的情形，为保证平台义务的适当履行，政府在元规制阶段则可选择通过开放性的统一信息收集协定模板规定，由此实现三方治理主体的权责互动。此外，要求在公民权利受到干预时，在平台履行一定解释说明义务的基础上，政府负担一定的救济义务，也即保障用户的救济性权利，政府在此过程充当作为平台救济的补充与兜底角色。具体而言，当用户认为其个人信息权与数据权因平台履行看门人义务而受到限制，而平台又并未适当履行其程序保障和解释说明义务时，用户有权行使救济性权利，包括直接面向平台的申诉、面向行政机关的投诉等，相关申诉、投诉程序有待完善。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第32条规定，“对涉诈异常情形采取限制、暂停服务等处置措施的被处置对象提出申诉。部门、单位应当建立完善申诉渠道，及时受理申诉并核查，核查通过的，应当及时解除有关措施。”这不仅要求平台应当尽快建立完备的申诉渠道，明确申诉受理主体，对申诉期限、处理期限等程序规则予以明确，形成便捷高效的申诉救济机制，同时还对国家执法、司法机关提出了相关的救济程序要求，由此开拓出政府监督的合法渠道。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创新的重要载体，激发平台创新势能需要尊重平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平台治理的法治化。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平台的技术创新与发展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而市场地位是其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基础。另外，合理的具有弹性的自我规制空间有利于平台有效调动内生资源，优化治理效果。因此，将平台纳入社会协同治理体系的同时不可忽视平台自身创新发展需求与自我规制的弹性空间。在落实既有用户权利制约的同时，限制公权力介入平台治理的空间，对其看门人义务的细化规定不可框得过死。正如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所说，“对一时看不准的，设置一定的‘观察期’，防止一上来就管死”。具体而言，在贯彻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应当明确监管措施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目前，《规定》已经为网络暴力治理中必要的看门人义务提供了体系性的制度供给，但尚且存在监管部门林立而各部门监管细则缺失的问题。例如，《规定》第六章第二十八条规定“网信部门会同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法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该条款规定了多个有权监管的部门，网暴的平台治理原本就可能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工作，需要多部门形成监管合力。然而，在法律数据库中检索“公安部”“文化旅游部”等发文主体却并未获取“平台内容治理”的相关规定。监管实施细则的缺失，一方面会导致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影响监管效果；另一方面，也可能让平台因各自为政的部门要求而疲于应对。监管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托于对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刻认识。参考欧盟数字市场法（DMA）的规定，其对于超大型在线平台（VLOPs）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VLOSEs）规定的额外义务——“允许数据访问及监管义务”，需要与欧盟委员会和国家当局共享数据，以便他们可以监控和评估DSA的遵守情况，同时他们还被要求允许经过审查的研究人员访问平台数据，特别是当研究有助于检测、识别和理解欧盟内的系统性风险时。当然，该义务可能增加平台用户隐私权及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鉴于我国相关配套法律不尽完善，对于前述规定不能全盘照搬，但其内核逻辑仍可资借鉴。监管机构与平台企业建立互动，向授权的研究人员开放一定数据内容的同时给予平台一定的弹性选择空间，有选择的内容开放，以便了解平台部分隐蔽的运行机制，在公权力层面以私权力运行流程为限建立对平台的认识，制定出实践性更强、更为合理的监管实施细则。对其处罚后果的规定也应当考虑其主体性。德国网络执行法对于看门人义务违反之巨额罚金的处罚要件之规定可作为参考。其明确处罚与平台运行机制的整体效能，而非与个别投诉的处理结果相关联。针对相应平台投诉程序的系统、组织失灵，采取司法程序前置的认定程序，从程序上和内容上大大提高了该法规制内容的明确性和科学性。我国目前尽管也有关于处罚后果的具体规定，但对于处罚标准还不甚明确。2022年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表示要问责处罚失职失责的网站平台，展开为“对于网暴信息扎堆、防范机制不健全、举报受理处置不及时以及造成恶劣后果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采取通报批评、限期整改、罚款、暂停信息更新、关闭网站等处置处罚措施，从严处理相关责任人”，但至今尚未有针对“防范机制不健全”“举报受理处置不及时”以何种标准进行准确、科学认定的相关规定与配套程序。实体与程序上双重缺位降低了看门人规制的可预期性，模糊的动态监管不利于平台技术创新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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