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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有限的外围信息，一些关于娃哈哈家族纠纷的讨论和猜测还在继续发酵。所谓的21亿美元离岸家族信托仍是焦点。8月1日，宗庆后遗产纠纷案将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聆讯。

　　这份信托是否已经完成设立程序？如果信托已成立，是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生前设立还是据遗嘱设立？口头设立是否有效？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下称“建昊公司”）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没有官方完整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影响这些问题答案的因素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针对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法律依据和判例经验，几位资深业内人士为第一财经提供了重要观点。

　　信托是否完成设立？如果口头设立是否有效？

　　香港丰裕信托资深合伙人、香港中文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理事余亮恒对第一财经表示，目前从公开信息来看，尚未有证据表明宗庆后在中国香港设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家族信托。他说，这些可能的证据包括，信托契约文本、受托人安排、资产正式划拨记录等。

　　那么，如果委托人只是口头设立了信托，是否同样有效？

　　“在中国香港，口头信托理论上可以设立，但仅限于简单动产且满足信托三要素（委托人明确意图、信托标的明确、受益人明确）的情况，且在实践中极少使用，因其法律风险高、证据不足且难以满足监管要求。书面信托（如信托契约）就成为香港信托设立的标准形式，尤其是涉及不动产、家族财富或跨境资产时，必须以书面形式设立并由委托人签署。”海邦国际顾问集团高级副总裁、知名国际税法专家王文星对第一财经表示。

　　余亮恒也表示，在中国香港这样的普通法辖区，即使没有书面信托契约，法院在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基于当事人的行为与背景事实，承认所谓“事实信托”，包括构成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或推定信托（Resulting Trust）。此类主张通常聚焦于三项核心判断：设立信托的意图是否明确、信托财产是否可识别、受益人或其群体是否具有可界定性。

　　对此，余亮恒提到，口头信托被认定有效在过去已有判例。“例如，英国判例Paul v． Constance （1977）中，法院接受设立人多次对伴侣表示‘这笔钱也是你的’，结合共同资金使用行为，最终认定事实信托成立。类似的还有Bannister v． Bannister，虽无书面安排，但基于长期共识与使用模式，法院仍认定信托义务成立。”他说。

　　余亮恒认为，在宗氏家族案件中，如果宗庆后另外三位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能提供较明确的证据，例如，宗庆后曾反复表达其设立信托、留资安排的意图，并通过资金逐步注入结构中，辅以助理、亲属证言、文件记录等佐证路径，他们是否能在香港法院尝试主张某种形式的构成信托，将成为观察重点。

　　余亮恒进一步对记者表示，根据近日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分析，从信托实务角度判断，该信托可能处于“意图明确但尚未完成结构设立”的状态，恰好落在香港普通法中可主张构成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或事实信托（resulting trust）的判例边缘。只要行为与意图能够被法院采信，即使缺乏正式契约，也可能认定存在信托关系。法院是否采用这一路径，将成为案件下一阶段审理的关键。

　　“总结来看，当前，从结构线索判断，正式信托未必已经设立。但如果三位子女能围绕‘信托意图、实际安排、配套证据’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主张，法院是否采纳‘构成信托’的路径，还需视后续审理与信息披露进一步厘清。”余亮恒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是，即使信托路径得以成立，如何通过制度性治理安排，确保信托目的得到真实执行，才是任何家族在面对复杂人际关系与多代接续时，不可忽视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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