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地缘经济风险的演变历程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深刻启示。应重构国际金融机构的权责框架，限制“一票否决权”滥用，将低碳发展融资、减贫支持等全球公共品供给嵌入多边开发银行使命。

地缘经济风险概念脱胎于地缘政治风险研究，其定义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化而不断演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其确切内涵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统一界定。

1990 年，Luttwak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文章阐述了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转向趋势。他指出，国家间竞争的主导形式正从军事力量的较量转向经济手段的博弈，对抗和冲突的工具也随之由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地缘经济视角下的“资本和商业武器”。Luttwak的核心洞察清晰地揭示了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实现国家博弈目标所依赖的手段差异：前者依赖军事强制力，后者倚重经济影响力。

在此理论脉络基础上，钱宗鑫等（钱宗鑫、郭一鸣、马坭娅、张奇乐，2025，《地缘经济风险的产生》；王芳、钱宗鑫、王博等，《不断深化的地缘经济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试图对文献中的多元化定义进行整合，采用求同存异的原则，提炼出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定义维度。

客观维度（全球网络冲击视角）从全球经济网络结构突变的角度出发，将地缘经济风险定义为由于国家（或地区、 国家集团）之间经济关系发生意外变化，导致全球互联的经济关系网络上的各主体（节点）可能遭受的预期损失。这强调风险的系统性、客观性和外生冲击属性。

主观维度（大国博弈策略视角）从国家（特别是大国）间的战略博弈角度出发，将地缘经济风险定义为拥有特殊影响力的大型经济体，利用其在国际经济网络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主动改变或威胁改变现有网络连接、规则或结构（如供应链、贸易流、金融渠道等），而对网络中其他参与者造成的预期损失。这突显了风险的策略性、主观意图性和权力结构依赖性。

这两个维度并非割裂，而是构成理解地缘经济风险的一体两面。“客观维度”聚焦冲击后果的普遍性——任何关键节点间关系的意外恶化都可能触发全球性风险涟漪 ；“主观维度”则揭示了重要行动者（特别是大国）有意识地运用经济联系作为权力杠杆， 以实现其战略目标或进行胁迫这一核心驱动机制。二者共同揭示， 地缘经济风险的本质在于， 大国凭借其在全球互联经济网络中的结构性地位，其政策或行为（无论是否带有直接干预意图）引发国家（地区、国家集团）间经济关系的显著变动，导致其他政治经济行为体面临预期损害。这体现了其作为系统性现象的复杂性——既包含主动的战略工具化运用，也涵盖权力集中点非主观意愿的负面外溢效应。

01

全球经济网络的形成、演变与地缘经济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地区及国家集团间的经贸依存度持续加深，经济联系已演化为高度互联的多维网络结构。这一复杂系统中，任何核心节点间经济关系的意外变动，都可能通过网络的传递效应，引发全球范围内经济主体福利状况的非预期变动——部分主体可能从中获益，而另一些则不可避免承受损失。这种系统性波动源于全球经济网络的嵌套特性：贸易、投资、金融与技术网络交织，其形成与演变受制于国家(地区、国家集团)间的技术、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和政策差异。当这些基础条件发生不可预见的显著突变时，便可能触发网络结构的剧烈调整，构成实质性的地缘经济风险源。

贸易网络的动态调整根植于比较优势原则。当跨境外包生产的交易成本低于本土自制时，企业便会开展中间品贸易。其中，契约执行效率构成关键约束——完善的法治体系通过降低信息搜寻、合约谈判及争端解决成本，强化国家(地区、国家集团)作为贸易伙伴的吸引力。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人口结构转型与制度跃迁均能重塑国家间比较优势格局，但渐进式变化因可被市场预期而风险可控。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突发性政策转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直接扭曲贸易成本，战略产业政策改变跨境竞争格局，二者均可导致贸易网络重构，并引发各国(地区、国家集团)福利的变化。

投资网络变化同样受到技术、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跨国企业在出口贸易与直接投资间的选择，取决于其技术垄断租金对海外固定成本的覆盖能力。技术优势显著的企业倾向通过FDI嵌入全球生产链，次优企业则依赖出口模式进入国际市场。东道国的要素禀赋条件与产权保护强度，进一步筛选投资流向。技术代际跃升可能重绘企业效率边界，促使投资格局重塑，而东道国优惠政策、母国资本管制松绑等干预措施，则通过改变成本阈值驱动投资布局突变。

金融网络的变化受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资本跨境流动则受地理距离、金融中心效应及贸易关联强度的影响。距离增加减少双边资本流动，金融中心能吸引更多资本，贸易联系越强资本流动越多。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是影响资本流动的核心变量。主要央行超预期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资本从高杠杆新兴市场恐慌性撤离；而东道国资产收益率跳水、主权信用降级或监管框架突变，同样会导致资本流向逆转。这类流动性冲击往往通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加速传染，形成全球性风险共振。

技术网络的演进则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延伸，创新扩散效率受地理邻近性、制度同构度与文化认同感三维因素约束。紧密的投入产出关联促进技术外溢，区域贸易协定亦能显著提升合作研发概率。而地缘竞争激化产生系统性割裂风险：关键技术封锁、科研合作冻结等强制性脱钩手段，解构既有创新网络的连通性。与之相对，共同市场规则的深度整合则可能催化创新共同体形成。这意味着技术网络具有既依赖市场化协作基础，又极易受政治意志干预的特性。

贯穿所有网络维度的核心共性是:只有当技术迭代、禀赋变迁、制度变革或政策干预等因素发生不可预见的剧烈突变，并实质扰动全球经济网络结构时，才构成真正意义的地缘经济风险。可预见的渐进式调整(如已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因能被主体纳入决策函数，其风险属性将在市场机制中化解。而突发性政策转向、技术断供、流动性危机等“黑天鹅”事件，才是引爆地缘经济风险的关键扳机。

02

网络结构中权力的集中大国政策与地缘经济风险

全球化浪潮塑造了深刻的“中心一外围”分工结构: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主导权占据全球价值链上游，发展中国家则受限于要素禀赋条件被锁定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市场规模巨大的核心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持续吸纳全球资本、技术与人才资源逐步演化为资源配置的枢纽节点。中心国家通过技术壁垒与高技能劳动力壁垒巩固产业垄断地位，外围国家则因资本积累不足与创新体系薄弱陷入低端发展陷阱。跨国企业以战略性的对外直接投资嵌入外围国家产业链关键环节，将经济依赖关系固化为制度化的权力结构，其运作逻辑根植于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亚非拉地区被迫以原材料供应地与国际资本附庸的角色进入世界体系，由此导致工业基础断裂与金融自主性缺失，形成持续至今的“中心一外围”依附链条。

中心国家通过双重机制维系其结构性霸权。在技术维度，发达国家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体系，并设置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迫使外围国家长期依赖技术引进而延缓产业升级。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的叠加，更使中心国家在先进制造业形成“创新一市场”的正反馈循环，即便外围国家试图技术追赶，也因代际差距与路径壁垒难以突破市场垄断，在金融维度，中心国家的货币特权构建了全球资本循环的深层不对称：美元等储备货币地位使其主权债务成为“安全资产”标杆，低利率吸收的全球资本通过跨国投资转化为高收益权益；外围国家则被迫承担三重代价：主权融资依赖外币债务而暴露于汇率风险，金融市场深度不足制约本币定价能力，资本骤停频繁冲击宏观经济稳定。这种“以债为权”的金融生态，使中心国家在国际收支中持续获取争收益，而外围国家成为风险的实际承担者。

全球经济网络中影响力的不对称性进一步强化了政策传导的单向性。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通过利率与资产价格渠道向外围经济体强力扩散。当美联储采取紧缩政策时，美债收益率上升将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导致本币贬值、股市下跌与外币债务负担加重。资本外逃同时抬高国内融资成本恶化企业投资环境并抑制产出扩张。美国内需收缩直接削减对全球产业链的订单规模，而美元升值虽理论上提升外围国家出口价格竞争力，却因原材料进口成本激增与全球需求姜缩形成抵消效应，甚至触发输入性通胀压力。更广泛的政策工具如宏观审慎监管或气候规制，亦通过价值链联动产生跨境溢出效应(钱宗鑫等，2025)。这种非对称传导使外围国家的政策自主权受到系统性挤压——当发达市场股价波动时，新兴市场往往被迫承受“传染性”冲击;当国际金融机构设置援助条件时，发展中国家往往必须接受附加的政治经济条款方能获得流动性支持。

市场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最终完成了权力关系的常态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中心化特征使原材料出口国长期受价格波动掣肘，跨境支付体系的技术架构(如SWIFT系统)则与美元清算网络深度绑定，使金融基础设施异化为制裁工具。这意味着“中心一外围”不仅仅是经济效率差异的产物，更是历史路径依赖与长期形成的制度性权力分配的结果。殖民遗产奠定了依附性发展基础技术控制强化了产业层级壁垒，金融特权固化了风险分担失衡，而政策传导的单向性最终将中心国家的结构性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地缘经济支配力。

03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对地缘经济风险的影响

全球化深度重构了世界经济分配格局。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扩张通过跨国公司产业链重组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在国家内部催生了显著的收入分化：发达国家中等技能劳动者承受就业替代压力，而资本所有者与技术精英获得超额收益。这种矛盾折射出全球化的双重效应——国家间发展水平趋同（如东亚经济体快速崛起缩小了东西方经济差距）与国家内部阶层分化并存的悖论。东亚国家视全球化为增长引擎，而欧美中产阶级则将其视为收入停滞的根源。

收入分配的多层次裂变衍生出复杂的经济政治后果。劳动报酬增速长期滞后于资本回报率，导致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持续扩张。这种失衡抑制社会总消费（因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裕阶层），同时激化阶层矛盾。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更通过三重机制削弱其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资本流动性迫使政府竞相降低税率，弱化再分配调节功能；其次，传统制造业衰落催生民粹主义浪潮；最后，利益集团影响力差异导致政策扭曲：资本集团凭借组织优势推动有利政策，而分散的劳动者难以对抗跨国资本议价能力。这种失衡最终反向侵蚀全球化根基。受进口竞争冲击的欧美地区显著强化贸易保护倾向。当反全球化群体政治能量积聚至临界点，政府往往通过调整对外政策转嫁矛盾，进而产生地缘经济风险。

04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示

地缘经济风险的演变历程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深刻启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中心化秩序，曾通过绑定技术霸权、金融特权与多边制度安排，构建了美国主寻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催生全球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聚集，使其得以依托发达的债券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全球化融资工具；技术标准制定权与自由贸易规则话语权的结合，则强化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垄断性收益。这种单极结构的稳定性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却埋下了系统性矛盾的种子--当美国推动的多边主义贸易投资引发国内产业空心化与收入分化时，保护主义政治力量的反噬开始侵蚀全球化共识；同时，新兴经济体在技术追赶与市场扩容中获得的实质性崛起，持续稀释着传统中心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这两股力量的交织推动世界经济向地缘经济碎片化转向，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与外围国家的风险暴露度同步攀升。

历史经验表明，以单一霸权货币为锚的国际体系虽具短期效率优势，却因三重结构性缺陷难以持续：其一，美元流动性收缩通过利率与汇率渠道向外围国家转嫁调整成本，加剧其债务危机风险；其二，铸币税特权滋生的财政纪律松弛，使美国长期维持“以债为权”的资本循环模式，扭曲全球储蓄投资平衡；其三，缺乏制衡的金融治理架构使支付清算体系(如SWIFT)异化为地缘博弈武器，破坏体系的中立性与公信力。

改革的核心方向增强体系的包容性和韧性。在功能层面，需推进储备资产多元化，同时培育区域性流动性救助机制以缓冲美元紧缩的外溢冲击；通过清算体系多极化削弱单一国家对支付体系的控制权。在治理维度，应重构国际金融机构的权责框架，限制“一票否决权”滥用，将低碳发展融资、减盘支持等全球公共品供给嵌入多边开发银行使命。改革的成功既需发达国家接受权力分散的现实，也依赖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避免全球体系陷入对抗性碎片化陷阱。

来源

作者信息：

钱宗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教授）

来源：

《当代金融家》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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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锦璇、阎奕舟

主编｜安然、李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