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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本文转自“哲学门”

——沃尔特·艾萨克森，《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美国软件产业的最初崛起，得益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种在今天看来激进而充满风险的合作：新兴科技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硅谷最早的创新动力，并非来自一群追逐琐碎消费产品的技术人才，而是来自那些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希望将当时最强大的技术应用于解决工业与国家层面的重大挑战。他们所追求的突破，并不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求，而是为了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国家项目，将整个国家的集体目标与雄心汇聚其中。硅谷早期对民族国家乃至美国军方的依赖，如今大多已被遗忘，从历史叙述中被有意抹去，仿佛这是一个令人不快、与硅谷自我认知相冲突的事实——即它其实并非单靠“创新能力”而成就今日之地位。

20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支持一系列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最终催生了新型药物、洲际火箭与卫星，以及人工智能的雏形。事实上，硅谷曾经一度是美国军工生产与国家安全的中心。位于加州山景城的费尔柴尔德照相仪器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 Corporation）设立了半导体部门，它不仅促成了最早的原始个人计算机，还为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末使用的间谍卫星制造侦察设备。二战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美国海军所有的弹道导弹都产自加州圣克拉拉县。进入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Lockheed Missile Space）、西屋电气（Westinghouse）、福特航天公司（Ford Aerospace）以及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等，都在硅谷雇佣了数千名员工从事武器制造。

这种科学与国家的结合，诞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二战余波中。1944年11月，当苏联军队从东线逼近德国、希特勒准备放弃其位于今日波兰北部的东线司令部“狼穴”（Wolf’s Lair, Wolfsschanze）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在华盛顿着手思考美国的胜利与这场重塑世界的冲突的终结。罗斯福致信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这位牧师之子当时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布什生于1890年，马萨诸塞州埃弗里特人，位于波士顿以北。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成长于科德角尽头的普罗温斯敦。

在信中，罗斯福描述了美国在战争中进行的那场“独特实验”——即动员科学为军事服务。罗斯福极为精准地预见了下一个时代，以及国家政府与私营产业的合作前景。他写道，“没有理由认为，这场实验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也就是把一个正在崛起的科学体系的资源，引导到协助打赢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最惨烈的战争——不能在和平时期得到有效应用。” 他的雄心十分明确：罗斯福希望借助国家机器——其权力与威望，以及新兴霸主国家的财政资源——推动科学界向前发展，为改善公共健康与国家福祉服务。挑战在于：如何让那些在战争工业中倾注心力的工程师与研究人员——尤其是物理学家，正如布什所言，他们的节奏被“最猛烈地打乱”——在相对和平的年代将重心重新转向民用领域的进步。

战前与战后的国家与科学研究的纠缠，本身建立在创新与政治更为悠久的联系历史之上。许多美国共和国早期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工程师：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设计过日晷并研究过书写机器；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实验并制造了从避雷针到眼镜的一切。富兰克林并不是一位玩票的科学爱好者，而是一位工程师，是当世纪最高产的工程师之一，恰巧成为了一名政治家。哈佛大学教授、化学家达德利·赫施巴赫（Dudley Herschbach）曾指出，这位开国元勋对电学的研究“被认为引领了一场可与牛顿在前一世纪的革命，或沃森与克里克在我们这一代所带来的革命相媲美的科学革命。”对于杰斐逊而言，科学与自然史是他的“激情”，而政治则是他的“职责”——这是他1791年在写给肯塔基一位联邦法官的信中所言。有些领域当时还非常新，以至于非专业人士也能期望做出合理的贡献。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解剖过一只美洲鼬鼠，并测量了它近四十项指标，以便与欧洲同类物种比较。这是其调查的一部分，针对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提出的一个理论：北美的动物已退化为体型更小、力量更弱的对应物。

不同于现代美国政坛为律师大军所主导，许多早期美国领导人，即便他们自己并非科学实践者，却依然在工程与技术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流利与素养。[＊]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据一位历史学家所述，力图引导早期共和国远离那些“不切实际的科学”（表现为对虚荣的奇物的关注），而转向更实用的研究方式，包括“将科学应用于推动农业发展”。18、19世纪的创新者往往是博学多才的人，他们的兴趣与当代强调“专深而非广博”才能对学科有所贡献的观念迥然不同。“科学家”这一称谓直到1834年才出现，用来描述苏格兰天文学家与数学家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在此之前，跨越物理与人文学科的追求普遍而自然，以至于并不需要一个更专业的称谓。许多人对学科界限毫无敬畏，从语言学到化学，从动物学到物理学，兴趣涉猎广泛。当时科学的前沿与边界仍处在最初的扩张阶段。1481年，欧洲最大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量不过三千五百册。人类有限的集体知识规模，使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既可能、又被鼓励，而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中，这几乎必然会使学术生涯受阻。正是这种跨界的“授粉效应”，以及对学科边界缺乏僵化的遵从，培养了实验的勇气，也让政治领导人有信心在涉及政府事务的工程与技术问题上发表见解。

20世纪30年代末，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及其数十位同事的崛起，更是将科学家与工程师置于美国社会与民主实验防卫的核心。心理学家约瑟夫·利克莱德（Joseph Licklider），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预示了人工智能早期形态的兴起，他于1962年受聘于后来发展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机构。这一机构的创新包括现代互联网的前身以及全球定位系统。他那篇如今被奉为经典的论文《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发表于1960年3月，描绘了计算智能与人类智能互动的愿景，这项研究正是由美国空军资助的。当时政治领导人与科学家之间关系紧密，互信程度极高。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后不久，出生于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贝特（Hans Bethe），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被召入白宫。在一小时内，便达成了重振美国太空计划的共识。“你要确保此事得到落实，”艾森豪威尔对一名助手说。在那个年代，变革与行动的节奏迅速。NASA在次年便成立。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科学与公共生活——技术创新与国家事务——的融合几乎已经完成，并且显得理所当然。许多工程师与创新者默默无闻，但也有人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方式成为名人。1942年，当战争在欧洲与太平洋蔓延之际，《柯利尔》杂志向近三百万读者介绍了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这位后来帮助创立曼哈顿计划的人，当时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工程师和政府官员，杂志称他为“那个或许能赢得战争的人”。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对探索自然界最根本奥秘的兴趣早已积累了数十年。1903年，玛丽·居里在发现镭并获得她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后不久，就写信给她的兄长，抱怨记者接踵而至的采访请求：“人真想找个地方钻到地底下去，获得片刻宁静。” 同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头脑之一，还是最知名的公众人物之一。他的形象与那些彻底颠覆人类对时空直观理解的突破性发现，经常占据各大报纸头版。而报道的焦点往往正是科学本身。

这是“美国世纪”，而工程师正是那个时代上升神话的核心。通过科学与工程追求公共利益，被视为国家工程的自然延伸，这不仅意味着保护美国利益，更意味着推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科学界需要资金与政府的大力支持，而现代国家同样依赖科学与工程所带来的成果。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技术优势——即从医疗突破到军事能力，能持续为公众带来经济与科学进步的能力——是其国家公信力的根基。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指出的，若领导人无法兑现对公众的承诺（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便可能引发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当能带来财富的新兴技术未能推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时，问题往往随之而来。换句话说，一个文化或文明、乃至其统治阶层的颓败，唯有在它还能为公共提供经济增长与安全时，才可能被宽恕。正因如此，工程与科学界愿意为国家效力，不仅是私营部门合法性的保障，也是西方政治制度持久性的基石。

然而，现代的硅谷已大大偏离了这种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而是转向消费市场——包括如今主导并限制我们对科技潜能想象的网络广告和社交媒体平台。一代创业者披着高远与雄心的修辞外衣——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因反复使用而失去了生气——却常常只是募集巨额资本，雇佣大批优秀工程师，去为现代消费者打造照片分享应用和聊天界面。对政府工作和国家雄心的怀疑在硅谷扎下了根。二十世纪上半叶那种宏大的集体实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欲望与需求的狭隘关注。市场奖励这种对科技潜能的浅尝辄止：一家又一家初创公司迎合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各种奇想，却无意于建设能够解决国家最重大挑战的技术基础设施。于是，社交媒体平台与外卖应用的时代到来了。医疗突破、教育改革与军事进展，则只能暂且搁置。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在硅谷被视为创新的阻碍与争议的磁石——是进步的障碍，而非理性的伙伴。如今的科技巨头长期回避与政府合作。许多州和联邦机构内部的功能失调，给外来者——包括新兴经济中的创业公司——制造了几乎无法跨越的壁垒。随着时间推移，科技产业逐渐对政治与更广泛的公共项目失去兴趣。它对所谓的“美国国家工程”——如果这一称谓仍可使用——抱以怀疑与冷漠。因此，硅谷的许多顶尖人才，以及追随他们的工程师群体，纷纷转向消费市场寻找养分。

本书稍后将探讨，为什么现代的科技巨头（包括谷歌、亚马逊和脸书）从与政府的合作转向消费市场。根本原因之一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精英的利益与政治本能日益背离于全国其他群体；另一个原因是，一代软件工程师在情感上与国家的经济困境和二十世纪的地缘政治威胁保持着距离。最有才华的一代程序员从未经历过战争或真正的社会动荡。既然可以退居到“再造一个应用”的表面安全区，何必冒着朋友不满甚至反对的风险，为美国军方效力？

当硅谷向内收缩、转向消费市场时，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的政府在太空探索、军事软件和医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缩减投入与创新，由此留下了日益扩大的“创新缺口”。分歧两边的人对此都有人喝彩：怀疑私营部门的人声称它不可信赖于公共领域，而硅谷一方则始终警惕政府的管控以及其可能滥用发明。然而，要让美国及其欧洲和全球盟友在本世纪继续保持上世纪的优势，所必需的并不是两者的分离与解构，而是国家与软件产业的重新结合。

本书主张，科技产业对成就其崛起的国家负有积极义务。若要重建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软件行业必须重新拥抱公共利益，并迈向一种更具变革性的愿景，让科技能够、并且应该带来更广阔的可能性。而政府若要继续为公众提供福祉与安全，也必须愿意借鉴硅谷特有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曾使无数公司重塑整个经济部门。摒弃虚饰，专注结果；赋权给最接近问题边缘的人；摒弃徒劳的意识形态争论，即便只是取得些许不完美的进步——正是这些价值观，让美国科技产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这些价值观，也同样能够改变政府。

事实上，美国政府以及全球的民主制度若要保持合法性，都需要在经济与技术产出上不断提升，而这只能通过更高效地应用科技与软件来实现。公众会原谅政治阶层的许多失败与过失，但选民不会容忍政府系统性地无法利用科技，有效提供生活所必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展开。在第一部分 《软件的世纪》 中，我们指出，当代这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头脑，已与国家使命或更宏大、更有意义的工程脱节。他们退守于技术奇迹的建造中——而这些奇迹确实诞生了。最新的大语言模型首次指向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即在抽象推理与问题解决上能够与人类思维相抗衡的计算智能。然而，开发这些新型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是否会允许它们被用于军事目的，仍未可知。许多公司对与美国政府合作不仅犹豫，甚至公开反对。

我们认为，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国防部能够真正转型——从一个设计用来打赢实体战争的机构，转变为能够设计、建造并采购人工智能武器的组织——那些将在未来战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无人机群与机器人。21世纪是“软件的世纪”。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是否能够迅速进化。然而，最有能力研发这类武器的一代人，却也是最犹豫的——他们对将自身的巨大才华投入军事用途抱有最深的怀疑。许多工程师从未真正接触过服过兵役的人。他们身处的文化空间，安享着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庇护，却无需承担任何代价。

第二部分《美国心灵的空洞化》，讲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美国及整个西方更广泛文化退缩的起源。我们从最结构性的问题谈起：当代一代人放弃了对更宏大政治工程的信念与担当。这个国家乃至世界上最具才华的头脑，大多退避于那些混乱而具争议性、但对集体福祉与防御至关重要的工作。他们拒绝为美国军方效力，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融资、打造下一个应用程序或社交平台之中。我们认为，这种背离美国国家工程的转向，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对“美国身份”乃至“西方身份”的系统性攻击与拆解。对特权体系的瓦解确实是必要的，但我们未能在其位置上重建任何有实质性的东西——一套连贯的集体身份或共同价值观。真空由此产生，市场便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其结果是：美国国家工程被掏空，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却缺乏方向感的精英成为掌舵者。这一代人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拒绝什么，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拥护什么。早期构建了个人电脑、图形用户界面和鼠标的技术人，便逐渐对推动国家目标感到怀疑，他们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他们效忠。到了19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很快被市场所攫取，消费者被奉为“国王”。但许多人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这场由互联网兴起所推动的数字革命，在1990和2000年代，究竟真正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是仅仅改变了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帕兰提尔（Palantir）成立，并在“9·11”袭击后的几年里，与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合作。第三部分《工程师心态》将介绍帕兰提尔以及其他许多硅谷科技巨头所独有的组织文化。帕兰提尔赖以成功的许多要素，直接拒斥了美国企业惯常的标准模式。我们特别会讨论：蜂群与椋鸟群体的社会组织能给创业带来的启示；即兴戏剧对企业建设的启发；以及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实验——这些实验揭示了，当面对权威压力时，绝大多数人的心智是多么脆弱。

我们还讨论了帕兰提尔的早期岁月，当时公司开始与美国陆军及驻阿富汗的特种部队人员合作，开发能够预测路边炸弹位置的软件——这种随处可见的简易爆炸装置在近十年间成为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伤亡的首要原因。促使我们和其他人能够构建此类软件的“工程师心态”，依赖于保留创造性摩擦的空间，拒绝智识的脆弱性，敢于摆脱无休止的同化与模仿压力，并对意识形态保持怀疑，以便无情地追求结果。

最后，在第四部分《重建技术共和国》中，我们将讨论如何重塑一种集体奋斗与共同目标的文化。硅谷依旧极不情愿涉足许多公共领域，包括地方执法、医疗、教育，直到最近才涉及的国家安全——这些领域往往政治风险极高，对外来者毫不宽容。其结果是全美范围内出现了“创新荒漠”，一些行业拒绝科技，常常强烈抵制新理念和新参与者的进入。公共部门也必须吸收硅谷文化中最有效的特质，以便重塑自身，包括确保那些领导最重要机构的人，必须真正与这些机构的成败休戚与共。

更广泛而言，重建一个“技术共和国”需要重新确立国家文化与价值观——更需要重申集体身份与目标。缺乏这些，当前科学与工程突破所带来的成果与利益，就可能沦为某个孤立精英小圈子的狭隘私利。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技术共和国”，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正是因其创新能力而得以确立与推进。但我们今天的优势绝不可想当然。正是一种围绕共同目标而凝聚的文化，赢得了上一次世界大战。而下一场战争的胜负，乃至能否避免，也将取决于这种文化。帝国的衰落与崩溃可能是迅速的，且历史上屡屡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发生。要想前行，我们必须消解对“美国国家工程”的怀疑。我们必须将最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纳入己用，否则就有可能眼睁睁看着对手加以利用，而我们却似乎无休止地陷入对分歧程度与性质的争论之中。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在这个新的先进人工智能时代——自上次世界大战以来，给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带来了最有力机会来挑战我们全球地位的时代——我们必须回归那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传统。正是这种将创新追求与国家目标结合的模式，不仅能提升我们的福祉，更能捍卫民主工程本身的合法性。（未完待续）

*在现代，我们已将技术型人才排挤在民选职位之外。虽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曾在一家塑料公司担任化学师；安格拉·默克尔在担任德国总理之前，则在东德获得了量子化学博士学位。然而，当代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将科学家置于中心位置。202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州议员中，只有 1.3% 是科学家或工程师。

献给那些渴望打动他人之心、并了解自己内心的人

你若不能从自己内心发出，就永远无法触动他人的心。

（“若非出自你心，你将永远无法让心与心相通。”）

伤害的力量就是谈判的力量。利用这种力量便是外交——恶毒的外交，但仍然是外交。

原教旨主义者急于闯入自由派不敢踏足之地。

图 2 全球每10万人中的战斗相关死亡人数（1946–2016）

图 3 国防开支占GDP百分比：美国与欧洲（1960–2022）

图 4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00–2014）

图 5 哈佛毕业生进入金融或咨询行业的比例（1971–2022）

图 6 超长时段：全球人均GDP估算（公元1年–2003年）

图 9 埃克蜂群中蜜蜂舞蹈所指示的潜在筑巢地点分布

图 12 菲利普·特特洛克对284位专家评估中“狐狸型”与“刺猬型”预测的准确度

图 13 2014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的支持度分布

图 14 赫伯特·詹姆斯·德雷珀《尤利西斯与塞壬》（1909年）

图 15 创始人溢价：创始人主导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总回报率对比（1990–2014）

原标题：《《技术共和国》硬实力、软信念与西方的未来（失落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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