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财物的常规处置手段包括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等，但虚拟货币因其去中心化、匿名性、价值波动性等特殊属性，难以直接套用传统处置规则。当前，公安机关作为涉案虚拟货币的核心处置主体，自主探索形成多种处置模式，各地公安司法机关的实践路径存在差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种模式，每种模式均在实操中暴露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一、实物载体扣押模式：被动管控的局限凸显

虚拟货币的实物载体主要涵盖记录私钥或助记词的纸张、电子设备，以及硬件钱包等专用存储工具。实物载体扣押模式的核心逻辑的是通过扣押、封存这些载体，结合技术备份与取证，实现对虚拟货币的间接管控，常规保管方式为将载体作为证据，在专用物证保管处隔离存放，保障载体本身的安全性。

该模式的缺陷十分突出，首要问题是管控的被动性与时间敏感性。若未能第一时间扣押私钥载体，犯罪分子可通过备份的助记词或私钥转移虚拟货币，导致扣押行为失去实质意义——此种模式仅能控制实物载体，无法实现对虚拟货币的排他性控制，本质上仅获取了虚拟货币的相关数据信息。其次，载体安全风险极高，搜查扣押过程中若载体毁损、丢失，将彻底丧失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可能，且无法挽回。此外，该模式无法解决价值固定难题，虚拟货币价值波动剧烈，扣押期间的价值涨跌无法预判，难以保障涉案财物的经济价值，无法达到与实体财物扣押同等的处置效益。

二、密钥提取模式：技术与管控双重受限

私钥是虚拟货币控制权的核心，掌控私钥即可完成虚拟货币的转移与支配，密钥提取模式正是基于这一特性，通过在线提取或线下封存钱包密钥等关键信息，实现对涉案虚拟货币的控制。实操中，公安司法机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取私钥：一是借助专业技术手段，对存储设备、硬件钱包、云端服务等进行分析提取；二是要求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私钥、助记词等关键数据。

该模式的痛点集中在技术门槛与安全管控两方面。一方面，密钥提取对技术与人员要求极高，基层办案机关普遍缺乏专业技术团队与专用设备，难以高效完成提取工作，导致部分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及时管控。另一方面，安全风险难以规避，若未能快速获取私钥，可能出现密钥被毁损、虚拟货币被非法转移的情况；即便成功提取密钥，也仅能实现对密钥的扣押，无法形成对虚拟货币的闭环管控，仍存在被他人转移的隐患，排他性控制能力不足。

三、办案人员直接管控模式：合规与廉洁风险并存

为破解虚拟货币易转移的难题，部分公安机关采用办案人员直接管控模式，要求犯罪嫌疑人或相关控制主体，将涉案虚拟货币转移至公安机关指定的专用虚拟货币保管账户，由办案人员直接管理账户、掌控私钥，从而实现对虚拟货币的排他性控制，有效防范非法转移风险。

该模式虽能强化管控力度，但存在合规性与廉洁性双重隐患。其一，权力滥用风险突出，指定账户多由个别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其掌握私钥的绝对控制权，易滋生私自动用、处分虚拟货币的行为，引发司法腐败。其二，程序正当性缺失，强制划扣虚拟货币至公安指定账户的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此类强制性侦查措施常被当作任意性侦查措施适用，程序违规问题明显。其三，价值保障能力不足，虚拟货币价值波动的特性未得到兼顾，保管人员无法对其进行及时处置，即便存入专用账户，仍面临大幅贬值风险，难以保障涉案财物的价值稳定。

四、委托第三方机构变现模式：当前主流中的合规困境

我国明确将境内虚拟货币交易活动认定为非法金融活动，公安司法机关无法直接开展拍卖变卖等处置行为，且不具备境外处置资质，在此背景下，委托第三方机构变现模式成为当前较为常见的选择。其核心流程为：公安机关通过境内第三方机构，委托境外持牌虚拟资产交易所，借助当地合法渠道完成虚拟货币合规变现，再将变现后的法定货币转入公安机关指定账户。依托第三方机构的专业性，该模式可实现虚拟货币的快速管控与变现，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前述模式的部分问题。

然而，该模式的合法性与规范性仍存争议。首先，委托处置的合法性存疑，目前我国尚无明确法律规定，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处置涉案虚拟货币的行为，境外交易的合规性也缺乏清晰界定，即便在境外开展变现，仍面临法律风险。其次，合作与监督机制不完善，公安司法机关与境外第三方公司建立商业合作，与自身职能定位不符，且对第三方处置过程中的操作合规性、流程透明度、资金流向等缺乏有效监督，易引发资金安全、处置不当等问题。

当前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四种模式均存在明显短板，核心症结集中在管控有效性、技术适配性、程序合规性与价值稳定性四个方面。虚拟货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处置需突破传统涉案财物处置框架，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处置主体权限、流程规范与责任划分，兼顾技术支撑与监督制约，才能实现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合法、高效、安全，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与涉案财物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