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变局与中国发展空间

编者按

经济全球化在经历长期扩张之后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也在持续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深耕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探讨国际贸易规则、全球产业链、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等如何进行调整与重构，关键是在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与战略。期望这组文章对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杨赫

■杨赫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稳定性下降、约束机制不足、风险外溢加剧等多重挑战，全球货币格局日益向多极化演进。在这一背景下，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稳定方向发展，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全球货币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演进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的是国际格局、国家竞争力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单一货币主导体系并非不可撼动，其内生的激励失衡将不断积蓄重构动力。当前，美元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但其主导性相较过去已有所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正呈现由单一主导向多极并存演进的趋势。

1.从历史上看，全球货币格局呈现“单一主导”到“多元并存”交替演进的长期规律。18世纪末，荷兰盾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违背全额准备金原则、第四次英荷战争导致财政透支加剧后，迅速失去国际信用，英镑替代荷兰盾成为主导货币。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经济实力上升、纽约金融市场扩张、美元信用基础增强，美元开始与英镑并列竞争。二战后，英镑货币信用被结构性重估，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进一步被确立主导地位。每当单一主导货币不能满足全球清偿能力和保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时，国际货币体系就会更迭，而这背后则受到各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国力以及金融市场深度、货币网络效应等多重因素影响。

2.从理论视角看，单一主导货币存在的激励失衡是全球货币格局演进的内生动力。国际主导货币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但现实中承担这一职能的仍是一国主权货币。这意味着，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生缺乏对称的激励相容机制，并会持续积累体系变革动力。主导货币发行国获得更多收益却承担较少外部约束，其他国家承担更多风险却缺少足够制度影响力，这种权责不对等决定了单一主导体系难以长期维持稳定均衡。一方面，主导货币发行国享有“过度特权”，有激励利用本币国际地位服务本国增长、财政融资和金融扩张目标，通过货币政策外溢、资产定价主导和支付清算控制转嫁国内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全球安全资产供给主要依赖主导货币国通过持续扩张主权债务的方式实现，这将内生地导致主导货币国主权债务持续攀升、财政可持续性恶化。国际市场对违约与通胀风险的重新定价将不可避免地减弱其安全资产属性与过度特权，在外部冲击或政策拐点作用下，国际货币体系将走向重构。

3.当前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格局正在重复这一历史逻辑。一方面，美国较高的通胀预期限制了利率下行，使其不得不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发行新债，进而面临越来越高的财政付息负担和财政赤字压力。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接近3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125%，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的门槛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30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超过7%，财政状况或比意大利和希腊等公共财政脆弱国家更为严峻。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多次利用美元对其他主权国家实施金融制裁，这种行为愈发动摇其他国家对美元信用的信心。不论是主要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在加快“去美元化”进程以做好“两手准备”。黄金替代美债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外国央行持有的黄金市值已达4万亿美元，超过非美官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市值。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搭建自主跨境金融基础设施，试图降低对美元基础设施的依赖，金砖国家、东盟国家内部也在推动贸易的双边本币结算。尽管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短期内美元地位会显著下降，但随着世界各国对储备资产安全性、支付清算自主性和跨境金融韧性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最深刻的调整与重构期。

多极化全球货币格局形成需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往往伴随全球金融治理调整与完善。现有国际治理与协调机制改革滞后，突出矛盾集中体现为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失衡、主导货币风险全球外溢，以及跨境支付体系的安全性下降。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公平、有韧性的方向演进，关键在于重构权责匹配关系、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完善跨境支付体系。

1.推动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匹配，缓解国际主导货币公共产品属性与主权属性之间的矛盾。国际主导货币兼具全球公共产品属性和主权货币属性，在由单一主导向多极货币并存演进的过渡阶段，全球金融治理改革重点要解决主导货币发行国权利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并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大量流动性外溢并推高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此后随着美国通胀攀升，美联储又在18个月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快速提高至5.25%—5.5%，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汇率承压和债务风险上升，斯里兰卡、加纳等国甚至出现债务违约。这反映在美元主导情况下，美国可通过“美元潮汐”转嫁自身经济风险，而金融缓冲能力较弱的新兴经济体将受到更大冲击。

推动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匹配，既要强化其财政纪律、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责任，也要完善多边监督、政策外溢评估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增强对主导货币发行国政策外溢的监督和纠偏能力，防止其将国内问题外部化。这需要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核心治理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使其决策结构和机制能够充分匹配地缘经济、贸易、政治变化的新格局，重点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以适应多种储备货币并存的新现实。

2.健全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分担机制，降低主导货币风险的全球外溢效应。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演进的过渡阶段，全球金融市场能否保持稳定，不仅取决于主导货币发行国权责关系能否改善，也取决于国际金融冲击发生时，其他国家能否通过多层次安全网和更有效的处置机制，阻止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围绕全球金融安全网持续推进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区域金融安排和双边流动性支持相互补充的多层次框架。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核心作用；在区域层面，有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清迈倡议多边化安排、拉美储备基金、阿拉伯货币基金等机制提供支撑。中国人民银行也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也要看到，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分担机制仍存在资源统筹不足、区域衔接不畅、危机处置效率不高等挑战。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危机救助和流动性支持的资源充足性、及时性和可预期性。另一方面，要推动区域金融安排、双边互换网络和跨境宏观审慎协调更好衔接，增强对资本跨境流动波动、外债风险和流动性冲击的缓冲能力。同时，还应完善债务重组、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置机制，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由重事后救助进一步转向事前预警、事中协调和事后修复相结合，切实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体抗冲击能力。

3.完善跨境支付治理，增强多元支付网络的安全性和韧性。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冲突上升和国家安全泛化背景下，美元及相关支付清算基础设施越来越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2022年俄乌冲突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冻结俄罗斯的美元储备资产，并将部分俄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凸显出主导货币和支付体系被政治化、制裁化的现实风险，也加剧了各国对主导货币资产安全性和支付体系中立性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本币结算安排、区域支付网络和替代性清算基础设施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对建设更加安全、高效、中立的多元支付网络形成更强共识。

为了适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变革需要，跨境支付体系要逐步朝着多元化、数字化、互操作方向发展，降低对单一通道、单一基础设施和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这首先要求各国在主要国际货币间达成共识，限制将金融支付系统用作地缘政治博弈工具，保护全球基本经贸活动的中立支付通道。同时，加强跨境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提升物理系统的接入兼容性和标准规则的对接协同性，降低多重价值标准以及汇率波动带来的额外的支付成本。

人民币将在多极货币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在货币领域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此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为全球提供稳定的流动性、安全的价值锚、中立的支付结算通道，持续增强人民币体系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完善人民币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基础。在多极货币格局演进过程中，人民币的货币地位不仅取决于我国经济实力和贸易规模，也取决于国际市场对人民币制度安排、政策框架的信任程度。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我国汇率机制、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国际投融资安排存在一定误读，一些观点片面夸大行政干预色彩，削弱了国际使用者和投资者对人民币制度中立性、政策稳定性和治理可预期性的认知。归根到底，人民币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可使用”，还要“可信任”。

具体可从制度优化入手，持续增强市场信心。一是完善人民币政策框架和市场化调控传导机制，增强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预期引导和风险隔离，提升人民币政策体系的透明度、可理解性和可预期性。二是更好发挥商业银行、清算机构和经营主体在规则沟通中的桥梁作用，加强与境外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常态化交流，提升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制度安排和监管标准的认知与认同。三是统筹做好内外部宏观政策协调，增强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步形成注重外溢影响管理、不搞竞争性贬值、不转嫁内部矛盾的政策信用，使国际市场形成对人民币体系稳定、审慎、负责任的整体预期。

2.建立常态化货币合作机制，增强人民币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长期坚持资本项目稳慎开放，这是统筹内外均衡、维护金融安全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前提下，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流动性支持和安全资产供给机制，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稳定性的预期。

具体可在坚持稳慎开放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常态化货币合作机制，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安全支撑。一是健全央行间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常态化货币互换安排，结合双边贸易、投资联系和风险状况，优化互换规模和期限设计，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区域内形成更加顺畅的使用环流。二是在常态化互换基础上，逐步完善临时互换和流动性补充安排，发挥人民币在应对区域性流动性冲击中的稳定器作用。三是做深离岸人民币国债和优质资产供给，逐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管理和避险配置功能，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更扎实的市场基础。

3.拓展人民币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使用场景，增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多极货币体系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某种货币在贸易与投资结算和跨境支付中的使用规模，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多边和区域合作框架下持续提供中立的支付安排、融资服务、资产供给和制度性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要在多极货币格局中形成稳定支撑，还需要更进一步融入多边开发融资、区域金融合作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在这方面，具体可把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和多边合作更紧密结合起来。一是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区域金融合作平台协同发展，逐步形成“支付—融资—投资—储备”相互支撑的制度化使用链条。二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合作、上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等平台，稳步扩大人民币在官方结算、债券发行、基础设施融资、项目贷款中的使用，推动人民币由支付结算工具向投融资工具拓展。三是支持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区域投融资平台和境外优质主体更多使用人民币清算、投资和融资，增强人民币在中长期资本供给和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4.提升我国在核心议题中的影响力和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主动性。当前我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份额、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平台上也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但一些国家频繁通过概念泛化、标准扩张和叙事先行等方式，在全球金融治理平台上设置对自身有利、对我及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话语框架，客观上压缩了推动核心议题改革的空间。

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大背景下，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政策选择亟待深入研究。可鼓励金融机构、研究机构、智库平台协同参与，在规则研究、标准比较、案例积累、共识塑造等方面形成合力，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更强的专业话语支撑。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责失衡、风险外溢、代表性不足等突出问题提出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中国主张，通过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载体提升国际传播和多边能见度，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主动性和引领力。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党委深改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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