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8日，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四川省成都市盛大召开。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开幕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浦发银行行长谢伟分别发表讲话。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担任开幕式主持人。

论坛现场，第一个主题论坛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该论坛由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兼创始人马克·乌赞先生担任主持人，参与论坛对话的嘉宾有：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三十人小组(G-30)董事会名誉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土耳其前副总理阿里·巴巴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施康，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名誉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

本篇文章为“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主题论坛现场观点提炼与实录。

马克・乌赞

马克・乌赞：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其核心观点如下：

1、国际货币体系已进入“结构性转型拐点”，并非周期性压力测试，现有框架无法应对地缘冲突、人口结构、气候变化、技术变革、多极化等新挑战。

2、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是必然选择，需明确重构的基础、工具、服务对象与受益国家。

3、全球治理加速向多极化转变，G20亟需改革适配新权力格局，“区域化”成为全球流动性供给的新趋势。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其核心观点如下：

1、全球南方经济实力提升，但“军事硬实力缺失”，金融工具被武器化，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手段。

2、“信任”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根基，美元体系曾依靠信任立足，金融武器化正在摧毁全球金融信任基石。

3、全球南方需加强金融团结，重建跨境支付、外汇储备体系的信任机制，摆脱单一货币依赖。

雅各布·弗兰克尔

雅各布·弗兰克尔：三十人小组(G-30)董事会名誉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长。其核心观点如下：

1、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四十年未破题”，核心原因是世界持续变化、参与方与约束条件不断迭代，必须保持灵活开放的思路。

2、国际政策协调主体从政府转向央行，议题从财政扩张至货币、贸易，但“全球共识缺失、主导力量弱化”，治理碎片化加剧外部性风险。

3、世界天生具有“不对称性”，国际货币体系需明确国家间自由度分配；美元主导的不对称格局仍存，无替代霸权易引发全球金融混乱。

4、中小国家无法左右大国博弈，需靠“稳健财政、严格监管、降低杠杆”提升经济韧性，抵御溢出冲击。

阿里·巴巴詹

阿里·巴巴詹：土耳其前副总理。其核心观点如下：

1、金融工具单边武器化“快速侵蚀国家间信任”，制裁应经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审议，杜绝滥用。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核心三原则：重建信任、提升包容性、增强互操作性。

3、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代表性不足，需提高全球南方话语权；流动性是全球公共品，应扩大紧急流动性可及性。

4、多储备货币体系不可避免，需打通各体系标准与互联互通；新体系成功标准是包容、互操、可持续。

5、土耳其需强化治理规则、保障央行独立性、推进机构改革，破解高通胀与外汇储备压力。

施 康

施 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其核心观点如下：

1、地缘冲突成为新常态，全球化转向“多元化复杂形态”；全球贸易不平衡由关税战、价值链重组驱动，与现有货币体系严重不匹配。

2、通胀卷土重来、美债高企，主要经济体政策调节空间大幅收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迫在眉睫。

3、中国主张“渐进式、稳转型”改革，不寻求替代美元体系，核心是补体系短板、提升货币多元性、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4、中国改革实操路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CIPS跨境支付系统、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审慎开放资本账户、强化SDR使用。

鲁里埃尔·鲁比尼

鲁里埃尔·鲁比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名誉教授。其核心观点如下：

1、规则导向的国际秩序崩塌，全球陷入“滞胀、碎片化、去全球化”三重困境，地缘冲突持续推高能源与粮食价格。

2、技术革新可对冲通胀压力，但加剧贫富分化与金融脱媒，数字货币给货币体系稳定性带来新挑战。

3、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G0（无主导力量）”，美国放弃全球公共品供给，全球治理从多边化转向区域化。

4、中美关系最优解是“战略稳定、管控竞争、避免脱钩”，彻底对抗将引发全球性危机。

5、中东冲突若持续，将拉低全球经济增速2.5%，大概率引发全球衰退；Token/加密货币无法成为新货币锚。

6、欧洲需深化欧元区整合、加强技术创新，否则全球竞争力将持续退化。

以下是论坛现场对话实录：

马克·乌赞：好的，各位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一重要知名的论坛，而且邀请我们作为一个智库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也想向主办方表示祝贺，你们成功的本次论坛做了非常精心的安排。

接下来我们会讲一讲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会请上我们的讨论嘉宾，在这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在我们介绍各位讨论嘉宾之前，上台就坐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总体的基调。刚才朱民博士，迈克尔·斯宾塞先生和白川方明行长也讲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已经讲到了是不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在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之前，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场的话题。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以及主要的决策人正在形成一项新的共识，这项新的共识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不再是一个周期性的压力测试，而是一场结构性的转型。显而易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无法帮我们面对现实，比方说货币政策已经难以应对周期性的冲击和不确定性，我们看到人口结构在改变，还有气候变化，技术的突飞猛进，多极世界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冲击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形势，世界的分崩离析，这些因素层出不穷。我们这组讨论嘉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的机构，有中亚、中东、中国、美国、而且大家和美元的关系和全球金融网络以及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系各不相同，今天各位讨论嘉宾会一起讨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这项工作的基础是什么，能够采用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样的人服务，为哪些国家服务，现在请各位嘉宾上台就坐。

非常感谢几位讨论嘉宾，从世界各地飞过来参加重建国际货币体系这场非常重要的讨论。刚才我们讲到了总体的讨论题目今天要讨论什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几位，每一个人我们给7分钟的时间，接下来是问答，然后再来对话。

非常欢迎：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

雅各布·弗兰克尔，三十人小组(G-30)董事会名誉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长

阿里·巴巴詹，土耳其前副总理

施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

鲁里埃尔·鲁比尼，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名誉教授

几位来自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背景，首先先请雅各布·弗兰克尔来讲讲，三十人小组董事会名誉主席，您是以色列央行前行长，也是三十人小组的名誉主席，能不能请您来评述一下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合理性、压力点以及需要去改革的层面和方面，主要是想和您探讨在当前争论的两个领域，首先是宏观政策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宏观经济的协调性，要想对国际货币体系任何有益的改革，这样的协调必须存在？

第二是全球失衡的管理，这个话题现在也已经全力回归了，几周前出了一个重要级的报告讲到了全球失衡。而且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强调中国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一个债权人的作用，也请您来讲讲中国的崛起如何来帮助我们实现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塑？雅各布我们今天的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比如说政策协调，共享的规则，这些正在受到挑战和削弱，以及中国发挥的作用，是不是仍然能够实现有意义的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虽然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的纷争。

雅各布：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会，第一个让我发言，在此我要感谢主办方，感谢东道主，感谢朱民博士，感谢清华大学感谢中国人民银行，感谢中方所有的东道主。您刚才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让我发言的，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此前四十年前就问人问我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了，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还在问同样的问题。正是四十年前我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是在德·拉罗西埃（JacquesdeLarosière）总裁的要求下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理事会。当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各国之间要进行什么样的协调，协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基金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促成这样的协调，四十前以后我们现在仍然在提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答案呢？我们仍然不能拿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回答这个问题想问两部分：第一部分四十年以后我们再来这开会的时候，四十年后我们肯定还会在这再开一个会，我们必然还要再提同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大家都不够努力来寻找答案，而是因为世界发生了变化，所以问题还是一样的问题，但是议题已经不一样了，参与方不一样了，限制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充足的灵活性，以及开放的思考，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界发生的变化是需要我们的思路进行调整的。所以接下来我来回答您提的问题，现在宏观政策的协调是不是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我进入我的职业生涯，如果称之为一场游戏，当我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当时有三个主角，我们称之为G3即美国，西德和日本，美国、西德、日本当时是G3。我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流鼻涕的话，其他人就会得感冒，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要进行协调，如何把外部性加以内化，当时作出的决定就是西德、法国、美国、日本、英国，当时决定由这五家，意大利和加拿大当时还没有资格加入，这五个国家形成了广场协议，他们在“广场”开了一个会，来决定进行政策协调。谁来参加这样的会呢，只有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不参加，央行行长以及当时这几个国家的央行还没有参加到这场讨论当中，他们是执行层，由这五个国家的财政部长或者是政府做了决定，央行来执行。

快进到两年三年以后，到1987年的时候，再开这个会的时候就邀请央行的代表参加了，但是只能参加闭幕式。再快进到下一场危机，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应该由央行来决定一切，而政府它有非常严苛的政治上的限制因素，他们要参加到这场争论当中不能够有意义的参与，因为他们的手脚是被束缚的，比如说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必须扩大放债，使得负债的水平非常之高，他们面临着财政政策的限制，他们必须要通过低利率，它面临着货币政策的限制。

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约束，坐在桌子上的时候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有6个“W”和一个“H”。第一个“W”是为什么我们要会面，问题很清晰，因为存在外部性问题，需要解决相互纠缠的问题。第二个“W”是谁来会面，最开始是政府，后来是央行。第三个“W”是在哪里会面，当时还讨论了到底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后来决定轮流举行。第四个“W”是讨论什么，最开始是财政政策，第二次已经在讨论货币政策，第三次则涉及贸易政策。然后大家意识到，这些政策是需要协调的，就像指挥一样。还有一个“W”的问题，什么时候会面？有一些人说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见，为什么不呢？也有一些人说不行，应该是持续的、常规的。于是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个“H”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会面、怎么样协调。。因为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没有一致意见，曾经也是这样，比如说就像去听音乐会一样，上周我听一场音乐会，贝多芬的这些主題曲的，在走廊里人们说太美妙了，为什么呢，因为贝多芬这个作曲家他是伟大的了不起的，此外也因为指挥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需要指挥，指挥好的音乐，需要好的音乐家。我们曾经国际体系中是有非常好的指挥者的，美国曾经是作为霸权的指挥家，也不用跟大家再说了现在它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问题，现在这个指挥家他还感兴趣去指挥吗，其他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还愿意听他的吗，这个音乐是什么呢。应该是像华盛顿共识，我们知道我们在共识中需要做些什么，有些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这是有共识的，而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好的曲子了，因为大家没有共识。我们知道协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现在音乐不好，指挥者想要罢工，这些作曲人他们不想再工作了。

然后就是参加到“G7+1+1”，和早些时候比较起来，现在还有私营部门的参与，现在大部分的行动都是由私营部门所支持的，在贸易领域所探讨的，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的一个主题，现在已经转向到了金融资本市场领域，成为了主题，情况已经大有不同。我们讲到我们要进行讨论，进行规划，而资本市场的变化如此之快速，一讨论完了一回头情况已经变了，之前讨论的结果尚未得到落实，世界是如此之快速的变化，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事先。所以我们需要有太多的“C”，Clear清晰，还有communication沟通，cooperation合作，这几个“C”，coordination协调。所有的这些“C”都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场会议上没有讨论到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充满怀疑，世界银行或者是IMF如果是当前的氛围还可能成立吗，都不可能成立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共识氛围了。我们面临着很多的转折点，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到底是在转折之后更加的稳定了还是开始逃跑，还是转向了。我们讲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治理”，如果有支离破碎的治理的话，并不见得就有“相互依存性”，但是却意味着曾经把外部性内化的这些工具已经支离破碎了，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加的巨大，而不是变小了，当人们讲到说我要单枪匹马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会更加的脆弱。现在如此多的外部性的情况下，还有贷款和债务的问题，你怎么可能单枪匹马呢，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并不是比以前少了小了，而是在了大了。

我还能再多说一点吗？

马克·乌赞：一分钟。

雅各布·弗兰克尔：世界是不对称的，我们有一个对称的世界，然而世界的现实就是不对称的，如果交响乐需要指挥的话那么世界也需要一个主导的所谓的霸权，否则的话一切将会是混乱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认识到是缺少对称性的。（蒙代尔（RobertMundell））先生就讲到当有两种不同的货币的时候是有一种汇率，当有两种不同货币时，只有一种汇率；如果有N种货币，则只有N-1个独立汇率。这种自由是需要去分配的，需要定义一个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这种自由的程度就直接划分给了美国，它和黄金的价格挂钩，而其他的国家又把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不对称会造成问题，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种特别的不对称了。我们却依然有N-1的问题，不管是它在哪里设计的，设计一种体系都需要非常的具体，这种体系告诉我们自由度是如何在国家之间不同的分配的，因为世界本就不对称。

马克·乌赞：非常感谢雅各布先生，我们还会再回到您所讲的这个版图上来，模板上来。因为我到时候还想讲一讲中国，请问卓奥玛尔特先生站在中亚、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角度来说，在过去十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和财政架构变化对于南方国家来说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我们会看到南方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进一步的团结？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首先，我想祝贺论坛的主办方，吸引了如此多的重磅嘉宾。我尤其看到非常多年轻的面庞，你们代表的是世界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给予大家恰当的观点。因为时间短，我想讲两点。

第一，全球化；

第二，信任。

大家可能会问中亚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和信任的关系是什么？中亚是一个独特的区域，因为我们没有敌人。我们的这个情况似乎和这些全球事件都无关，我们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也是非常谦卑的，恭谦的观察者。很多同事大家都知道，在过去数十年中，全球南方相较于全球北方来说在竞争中胜出，由于众多原因，在经济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一个“全球南方”国家的硬实力在缺失，那就是军事力量。可以有很多的例子，不过去年有一个直观的观察，就是美国和欧洲，他们对于稀土的依赖是多么的深。中国在稀土储量和开采方面都在世界上独具优势，今年在中东我们又看到另一种现象，全球北方国家在区域冲突中其实并没有有效的作战工具和武器，似乎看起来全球北方国家正在缺失一种硬实力，就是“军事实力”的缺失，我们只剩下金融工具、金融武器。而越来越多的金融武器作为应对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武器。

既然在中国，我想回应一下孔子的教诲，数百年前他曾经讲过“所有的言语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任的话。”

再一次回到世界的核心“信任”，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引入的这种货币体系是进一步去提升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建立稳健的机构，并提出可预计的规则。这种体系在数年中已经发挥过作用。西方国家依然接受美元，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美元，不是喜欢绿色钞票上面的形象，而是因为当出现恐慌的时候，曾经美元能够建立信任的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

SWIFT和以美元计价的这种体系，尽可能地带来可预测性的流动性和信任，就像是太阳系一样。这些信任是围绕着中间的核心在运转。而在21世纪，尤其是最近，货币和金融成为了武器，接下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了，也就是美元的发行者是否允许其他国家持有这种有利的工具呢？全球的挑战，全球的竞争，它的循环和围绕已经不只是围绕着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了，而是同时围绕着支付体系和外汇储备、数字货币和金融架构而展开。不管是谁控制了，并且管理了这些信任，他都可以更加有利、具有控制力。

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世界上每个人，包括全球的金融体系、交易体系，必须要竭尽全力建立信任，在世界各地建立信任。

马克·乌赞：非常感谢。货币的“武器化”，以及彼此之间相互相存性，我们之后再来进一步探讨。我知道阿里·巴巴詹先生，您曾经在外交部供职过，我们讲到经济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土耳其是如何看待中等力量的，他们是否能够改变单边的结构？您认为全球货币体系的一个要义是什么？如果全球南方集体努力的话，是否会去调整和震撼已有的结构？也就是南方国家联盟的这种力量。

阿里·巴巴詹：非常感谢，我也想借机会特别感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会议其他的主办方、协办方，能够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土耳其是G20集团成员，我们期待G20集团赋予众望，赋予期待，它代表各个大陆，各个大洲，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地的国际机构，也包括IMF、世界银行、欧盟，都一直有互动和协作。尽管我们对于20国集团设计有非常多的期望。但是关注这个结果的时候，并不见得如世界所期望的那样，我们现在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多边主义如何在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世界上很多国家当前都面临着艰难岁月，像能源短缺影响了所有国家，气候变化和金融领域的变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自然灾害更加频发。

由于气候变化，像国家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等更加频发，以及区域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了真切的挑战，世界上众多国家尤其如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演进也在发生。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这种演进将会如何进一步的去重塑体系。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中等强国，我们需要金融稳定，需要贸易流动，也需要能够获得在冲突中的流动性，紧急情况下的流动性。

我特别想强调三点：

第一，信任。就像刚才吉尔吉斯斯坦的嘉宾讲到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武器化的操作，这快速侵蚀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他们受到了限制，必须要消耗他们的外汇储备，有时也涉及到交易的限制。有一些决定是单边做出的，由某一个国家单边做出的，相关的关切就不断攀升，信任进一步遭到损失和侵蚀。我们需要可靠的行事规则，需要多边主义的机制，进一步减少交易限制和外汇储备限制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度”的问题，也需要多边的对于一些制裁的实施进行审议。如果使用制裁作为最后一根稻草和一个工具的话，这是要避免的。这需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或由联合国以及其他类似的国际机构及多边安排来解决和应对，而信任遭到了快速的侵蚀。

第二，包容性。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就是包容性，很多的国际机构，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声音的比例总是不够民主，不够平等，不够公正。也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在国际机构得不到代表，声音不被听见，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当中需要进行改革，能够让全球和地区的声音都被听到。在国际金融机构当中增加各个国家的代表性非常重要。

另外一点，包容性是指能够使得更多国家获得流动性，获得流动性这是全球公共物品，不应该是一个特权。在IMF当中已经在进行讨论，对国家进行认证，使得国家满足一些标准后，在遇到紧急情况下立即快速提供流动性。

包容性、声音的代表性，以及流动性的可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原则。

第三，互操作性。第三个我想强调的内容是互操作性，我们现在有多个体系，就像Jacob所说的，现在在这个系统当中缺乏一个总指挥，缺乏协调性，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增加互联互通，增加共同的标准和协议。我们在信息和认证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标准化。多个系统不可避免，但是在系统之间要增加互操作性。我们知道有央行数字货币，以及很多的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这也是未来的趋势。因为缺乏信任，需要找到新的替代。多元化的储备货币，所以互操作性将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需要增强各个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另外，新的货币体系，新的货币秩序，衡量成功的标准并不是说谁赢，这并不是我们相互作战的联合游戏，这个成功的标准是这个系统是否具有包容性，是否具有互操作性，具有可持续性。

土耳其高度依赖世界的经济，我们并不想脱钩断链，我们希望能够管理竞争，能够共同成长。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会遇到困境。我们不要忘记，不仅要关注溢出效应，如果只有一个储备货币就会有溢出效应，而且也会有回溢效应，中长期都会影响到我们。

马克·乌赞：谢谢，稍后我会和大家讲一下G20。美国是G20今年的主席国，如何改革G20，以及使G20在新的权力构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有请施康教授发言，感谢施康教授参会。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中国的观点是什么？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是怎样的？我想更好地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作用，以及中国对于稳定货币的怀疑态度，跨境的潜能，以及中国的观点。

大家都知道中国建立了平行的治理，新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当中也即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想听施教授的想法。

施康：首先要感谢组织了这部分的讨论，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这一节的讨论，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和想法，从中国的角度和大家做一些分享。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首先想说几个观点，这是目前货币体系当中的一些观察。首先目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长时间的是一个新常态，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货币基金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的改革，全球化面临着一些回潮，同时我们知道潘多拉魔盒正在打开。过去的四十年当中全球化主要朝一个方向发展，而现在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更加多元化，我们以前觉得世界还是太平和稳定的，但是地缘政治的冲突正在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因此我们首先要关注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冲突离我们也不远，全球化仍然在那里仍然在发展，但是全球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的复杂，全球的经济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全球化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两个特色，这是基本的背景。

第二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再次重现。目前的不平衡和此前的不平衡是不同的，此前的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和贸易改革等等，而现在这次的贸易不平衡是被关税战驱动的，以及地缘政治的冲突驱动的。同时全球价值链的重组也导致了贸易的不平衡。所以这种全球的贸易不平衡很难解决。

在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不平衡得到了解决，但是现在又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回来，卷土重来，而且渗透因素完全不同。这和我们这一节的讨论是相关的。这一轮的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是因为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匹配所造成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的50到60年当中，很多国家像德国、日本都有经常照护的盈余，很长时间享受（盈余），因为他们在制造业方面有优势，是制造业的强国，制造业的强国都有贸易盈余。现在它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会有长期的赤字，这是目前的体系所造成的，目前的货币体系和全球化贸易体系不匹配和经济的经常账户的结构不匹配。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个内容放在考虑当中。

第三点，因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重现以及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重现，通胀可能会卷土重来，这会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灾难，尤其是我们知道中东的战争推高了全球的油价，而且也影响到了全球的价值链。美国也受到了油价的影响，因为美国是石油出口国，所以获益其中，这种通胀也会回传到美国，因为它有这种反馈效应，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反馈效应。上周美国的CPI已经上升到了3%以上，30年的国债利率已经超过了5%。使得美联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就是改变原先的计划。

不能够降息只能升息，这也会导致另一轮的金融危机。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很难去调整这种不平衡来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构是必要的。同四十年前相比现在在2008年2009年我们看到政府政策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的。

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债务水平高筑，通胀在攀升，所以对美国来说很难使用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目标，要考虑到这样的背景我们必须坐下来协调彼此的利益，共同合作，来探讨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局面，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

中国经济表现不错，中国的经济表现非常亮眼，我们对我们的经济成就非常的骄傲，中国愿意对于全球社区作出贡献。全球的货币体系我们的战略非常的清晰，就是缓慢的稳定的这种方法，演进的方法，我们不希望替代目前的美元体系，或者说我们并不是想要开发出单独的一个体系，我们的信息非常的清晰，中国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目前货币体系当中的短板问题。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让货币参与到这个货币体系当中，因为这是全球经济的贸易的需求，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全球的金融稳定，而并不是替代美元体系。

深入来讲，中国关注四个要点来促进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第一个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投资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在2024年人民币结算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去年是7万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当中广泛使用，在很多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币广大用于国际结算，同时中国也做了很多事情来建立金融工具，比如说SWIFT系统，因为SWIFT被广泛采纳，被用作工具来威胁相关国家。因此中国就开发出这样的CIPS系统，现在CIPS系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好处，使得全球结算更加高效。

第三点就是中国签署了很多的双边互换协议，提供全球流动性。给阿根廷和其它中等强国提供了一些流动性，增加了全球的流动性的供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国家，中国最终会开放经常账户以有序审慎的方式开放经常账户来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供全球进行投资，使得世界有其它的资产来进行投资。另外中国也更多的使用SDR系统，这会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SDR的使用特别提款权。

马克·乌赞：谢谢您的发言，下面想请鲁里埃尔·鲁比尼先生进行发言。不仅请您介绍一下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进行改革，也要介绍一下金融体系如何改革，我们讲到供给的冲击，能源的冲突，当然AI也可以增加效率，同时昨天晚上在晚宴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过稳定币的发展，数字货币的发展，帮我们分析一下货币的工具化以及制裁的工具化和全球的脆弱性，这是近期。从中期来看我们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鲁里埃尔·鲁比尼：谢谢，我非常高兴在此发言，我阐述的方式就是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被挑战，可能也处在危机当中，我们指的是国际贸易受到了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在全世界我们知道这些变化也需要我们改变国际秩序。过去是相对稳定的，而现在是相对不稳定的秩序，现在有一定的混乱。有三个方面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要改变经济秩序、货币财政秩序和贸易秩序改变，地缘政治秩序。

经济秩序方面如何进行改变呢，在70年代之后我们知道有十五年的经济放缓，然后就是全球经济危机，然后我们有滞胀，而且有去杠杆化。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地缘政治的分散化和一些冲突，而且有供给经济学，我们有一些负面的供给的冲突，还有行业的滞胀，而且有需求方面的一些冲击。到2022年我写了一本书讲到的是各个行业的变革，经济秩序能够增加通胀，减少增长，而且导致赤字，而且货币化导致通胀。我们可以看到法币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还有全球化的逆转，生产成本的上升，贸易战带来的成本的上升等等。我们看到地缘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是进一步的恶化了增长，推升了通胀。现在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对于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包括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带来了更多的冲击，让我们回想到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带来了石油价格的冲击。从1973年到1982年世界经济迎来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时期，同时我们要考虑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能源价格、粮食价格都带来了影响，此前的疫情也扰乱了全球供应链，降低了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冲击和扰动因素。同时金融危机也会带来增长的下降，威胁金融稳定。这些对于民主制度都带来了威胁，使得包括在发达经济体的制度都受到冲击。

我想讲的第二个层面是技术秩序的改变，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技术的革新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它和第一种因素带来的影响和效应恰恰相反的效应，而技术上的突破，技术上的颠覆性的变化带来了恰恰相反的效应，当前的技术创新在人类历史上是有最重要的一轮，同时能够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但是技术革新在国与国之间在一个国家的内部都有赢家和输家，增长了紧张因素。而且使得去金融中介化的趋势加剧，比如说金融科技的崛起，还有数字货币，无论是央行数字货币还是稳定币，还是加密资产，还是更多的代币化的工具，都带来了金融稳定和货币体系的独立性，以及去美元化还是加剧美元化这些方面的疑问。因为美国在推稳定币。

世界秩序的第三个层面的变化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它的标志是更多的竞争，如果不是纷争的话，特别是美中之间，我们正在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雅各布刚才也讲到了从G3变成了G7，现在是G20，现在有人讲G2或者G0，G2是中国和美国，我们一旦进入多边世界就是G0。现在我们也看到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以及全球竞争以及丛林法则的上升，而不是基于法治，而不是基于多极世界和多边规则以及“力量就是正义”的趋势的上升。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公共产品的几个国家像美国的公共产品的交付也在发生改变，因为在公共产品的交付过程中他们不再以全球利益作为出发点，而是以本国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我们现在看到世界发展的支离破碎化以及现在没有哪个主导的力量，能够提供全球公共性产品，美国以前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已经厌倦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金融稳定性方面，它认为其它国家是搭了便车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对美国也构成了挑战。在贸易领域我们看到去全球化以及支离破碎的风险越来越高。现在在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区域化的趋势在进一步的加强，今天我们从此前的多边合作做转向单边主义以及区域内部的合作，对于全球失衡而言，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它的双重赤字。

现在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仍然是美元，这也是一种全球性产品的提供，但是美国在滥用美元的地位来实现他们的外交政策，实施贸易制裁，实现国内利益的达成和实现，当然欧元进一步的崛起也有挑战。

另外还有全球金融稳定性的问题，谁来提供全球的金融稳定性，全球流动性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特别是新兴市场碰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谁来提供流动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现在这些国际流动性的提问已经不再是多边化的机制来提供，而不是基于区域化的机制，比如说欧元区，它会提供欧洲自身所需要。流动性，中国通过清迈倡议和周边国家的货币互换能够为本地区实现流动性。而美国通过一些双边的安排，比如说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安排来提供流动性，过去提供全球流动性的是全球性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区域化了，比如说中国是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来提供流动性，欧洲主要是在欧元区，美国在和他的盟友之间有更多的安排，特别是从西半球起步，从和阿根廷合作起步就美国而言。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它的本质是非经济的，无论是卫生健康、全球安全还是气候变化，现在没有那个国家再提供全球公共性产品，无论是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再提供全球公共性的产品，包括融资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将把我们带到一个怎样的世界当中呢，它将我们带到这样的世界当中，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逐步的金融体系、货币体系、贸易体系以及投资体系的支离破碎化，以及全球卫生健康体系，全球安全体系都是在支离破碎化，这样的支离破碎化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裂纹。此前海明威说破产开始渐渐的出现迹象，突然在一夜之间爆发，此前金融危机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目前这种逐步的支离破碎化，将来有可能突然带来破裂或者是危机。所以我们要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关键是在于世界上几对主要的关系，特别是美中关系，我们讲到美中关系的时候有三种可能的场景，一种场景是充分合作的场景，但是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纷争，而且像有气候变化、安全、医疗卫生、贸易都需要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但是两个国家还没有达成一致如何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都害怕对方搭便车。

第二种场景是一个灾难性的场景，就是冲突、对峙互相遏制从而带来冲突。就像习主席几天前在北京讲到如果不能合作有可能带来的风险，甚至会给整个地球带来世界大战的风险。我们既有全面合作的最理想的前景，也有分裂纷争冲突的灾难性的场景。

另外一种场景是双方虽然都在去除风险，但是不会完全的管控分歧，中国现在不喜欢讲战略性的竞争，而是在讲战略性稳定，但是我们现在身在世界当中主要的双方的关系之间都在进行战略性的竞争，但这样的战略性竞争要管控好，管控分歧会带来一定的支离破碎化，但同时双方也会进行风险的管控，风险的去除，同时避免彻底的脱钩。

在贸易和技术等方方面面的领域，但是好消息是特朗普总统刚刚访华以及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出现了一些朝向战略稳定性发展的迹象，这也是中方所倡导的。双方有可能在某种形式上来推动战略稳定性，但是根本的分歧和竞争仍然存在。这样的分歧和竞争反映到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当中会带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时候更加基于区域化的做法而不是全球化或者是多边的做法，也就是叫区域化。当然我们要确保冲突不再升级，要确保带来了我们今天的繁荣的这些国际金融的体系不会被进一步的破坏，这是我们当前能够秉持的最美好的希望了。

马克·乌赞：非常感谢，我们也听到了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点评，在我接受台下听众提问之前，您刚才讲到次优之策是更多的“区域化”，刚才鲁比尼教授说的，欧元区的这些成员国他们开始思考让其他非欧元区欧洲国家，像瑞典、匈牙利会思考有没有必要加入到欧元区当中，还是继续保持自己各自的货币，我们讲到区域化。然后我们也讲到现在流动性提供是基于区域的，考虑到这样的趋势，过去有一些欧洲国家不愿意加入欧元区，欧盟成员国不愿意加入欧元区，将来是不是更加愿意加入欧元区。比方说以匈牙利为例，匈牙利新的总理马焦耳就说“考虑加入欧元区。”瑞典国内还在争论，然后波兰也有可能加入欧元区，您觉得？

鲁里埃尔·鲁比尼：您讲到的中东欧国家此前他们有一些国家不愿意加入欧元区，他们对欧元持怀疑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他们意识到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像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但是有一些国家有政治上的限制。比方说波兰和匈牙利，他们从政治上已经转向，匈牙利新的总理是更加亲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国、印度的崛起，都在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欧元区，整个欧盟仍然是分崩离析，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所以要想欧洲提升在全球法院差的话，像保加利亚、波兰或者匈牙利这样的更小的国家要能够有效融入到欧盟和欧元区当中，发出更加响亮的集体的声音。

第二，欧洲必须要进行创新，这点是非常明显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在创新，此前中国在模仿，现在中国不再模仿，现在中国也在引领创新。欧洲做的事情是监管、监管再监管。如果仅仅通过监管的话，既不可能创新，也不可能模仿。所以欧盟在它的竞争力方面，在统一市场打造方面，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方面一直有它的挑战。

刚才我们也讲到一个公司怎么样破产，刚开始出现裂痕，然后突然就破产了。欧洲现在就是不断出现退化的迹象，现在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希望加入到欧元区当中，更深入的融入到欧盟当中，这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欧洲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过去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俄罗斯，觉得中国是经济上的威胁，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也对欧洲越来越不友好，还有来自于中东的冲击给欧洲带来的影响，欧洲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更多欧盟成员国要更加深入融入到欧盟当中，同时需要更多创新，否则欧盟和欧洲是生存不下去的。

马克·乌赞：我们有大约20分钟的问答时间，我们看看在场的听众有哪位想给台上嘉宾提问。提问前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提问1：谢谢主持人，我是来自民建中央的财经委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恩付，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这个子论坛又是全球货币治理体系，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来了这么多全球的大专家。

我的问题是这样，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曾经锚定的是黄金，后边又改成美元，但是都面临着一个问题特里芬难题，刚才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教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流动性和稳定性，也就是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是有矛盾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人工智能下，很多工具也在突破。比如没有主权限制的一些Token，它需要算力、电力和大模型。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探讨一种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在合规性、安全性、流动下锚定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利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够把它运用好。又不会像刚才专家说的货币武器化的问题，这是我面临的一个难题。

我观察到现在的Token像空气、水、电一样，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上海电信，还有一些地方移动也把Token拿来估值化、资产化，定价了。这种情况下，我想请问主持人，这方面是否可以锚定把Token作为未来货币的锚定物。谢谢！

马克·乌赞：我们集中接受几个提问，然后在一起来回答。请讲。

提问2：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问雅各布先生的，您给我们回顾了历史上的发展和变化，也就是全球货币和金融架构的协商机制。刚开始只有财政部长能参加，后来由央行来决定，央行具有决策权、主导权接下来我想提给您的问题是接下来展望未来，各国央行之间合作的前景如何？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样去谈国际合作，我们要实现各个经济体内部的平衡和外部平衡这两套考量之间的均衡。这样对于各国央行来说，各国央行不光要负责货币政策，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要负责财政政策。比方说日本的银行，日本有1/2的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背后都有日本的央行。您觉得将来各国央行之间进一步协调和合作的前景有多大？

马克·乌赞：谢谢，我们再接受一个提问，然后我们有一个嘉宾，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前总理他要赶飞机，他要先离场了。

提问3：感谢，我想问一下鲁比尼教授。我的问题是IMF报告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下调到3.1%，这主要是由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在您看来，您觉得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您认为中东战争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全球经济。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乎中国的政策。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使得我们投资和窗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多转向创新与消费导向的增长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一增长模式的转变？您又是如何看待中国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前景，我提给您两个问题。

马克·乌赞：我们再听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请各位嘉宾回答。还有新的问题吗？这边，有请。

提问4：我想提一个问题，我是从五道口金融学院毕业的学生。我想给阿里·巴巴詹提一个问题。土耳其通货膨胀率比较高，外汇储备也有限，前期买了大量的黄金，最近好像抛售了一些。但是我感觉土耳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我想请教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整个国家的经济治理有什么想法？为什么很多方面你们做得这么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马克·乌赞：好，最后一个问题给到这边的这位嘉宾。

提问5：各位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于印尼，我的问题是关于跨境供应链。中国在印尼有众多的投资，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货币的一些问题。当前美国美元兑卢比汇率发生了极大的波动，卢比贬值。外国投资者是否会担心卢比汇率贬值的幅度呢？但我们的总统讲，因为我们不是在海外购物时使用美元，不用对我们货币贬值担忧。我们应该是在材料购买时，在物料购买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对汇率贬值去担心，假如说印尼人只要不出国去购物的话，那么汇率即使贬值我们也是安全的，这种理解对吗？

马克·乌赞：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问您的。

雅各布·弗兰克尔：我尽可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想讲一下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

关于央行是游戏的主宰者，他们要去解决问题，是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考量，似乎好像对于央行来说是一个恭维。但是作为之前曾经是央行行长的人，我觉得央行不能够因为这样的情景，也就是成为唯一参与这个游戏的人，留下来的人而沾沾自喜，因为你已经无人可指挥。我们需要去努力，去动员其他的政策工具和这些政策机构能够参与共同发挥协力。为什么央行成为了唯一留下的游戏者，是因为他们被迫应对他们没有工具，也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这些问题。但是最终责任是整个政府机构的。

我们讲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今天上午的讨论我们也习得，一旦出现了区域冲突它就变成了全球问题快速蔓延，因此我们不能够认为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问题和危机与我们其他人是不相关的，因为它的溢出效应是快速在蔓延的。所以，我也想再回到行长之前所问到的问题，就是其他的国家，当看到打仗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我觉得韧性，这是我们的答案。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时候，你不可以袖手旁观，你可以加强自己的能力来应对风暴。因此，“韧性、稳定性、有利的金融体系”。因为大部分最近的全球危机都和金融体系攻击直接相关，但是如果你有稳健的金融体系，充足的资本升值，减少你的杠杆率，你就有韧性去应对。

因此，我认为你不可以袖手旁观，你要去提升自己的韧性。我也想提醒各位，想到之前有一个非洲部长曾经给我们讲过，是斯瓦希里语所讲的一个事情，当大象打仗之时小草遭殃，当大象相爱时小草也会遭殃。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被动的在这里袖手旁观，我们不可能打过大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监管去应对其影响。

马克·乌赞：阿里·巴巴詹来回答这个问题。

阿里·巴巴詹：对关于问到我的这个问题。首先，关于多边安排的这个问题，多边平台这样的话题，因为专门问到20国集团，我觉得20国集团极具代表性，让我们开展很好的对话。在大型多边机构中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对话机制，但是在20国集团人太多了，大家发表了一个宣言又一个宣言，却没有办法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像我们这样的论坛才能做真正深入的落地的建设性的对话。

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都在追寻单边的目标，包括政治和经济上的单边目标，这会造成很多的损伤。现在这样的机制它无法正常运转，20国集团最迫切需要的是稳定的，持续的对话机制，尤其是美中之间的对话机制。当我们关注金融问题时美中必须要对话，技术，尤其是对于AI的监管中美必须对话。

我们讲到地缘政治，不管是在世界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发生的，中美必须对话。要有直接的对话沟通的渠道，保证它是稳定的对话机制。这样其他的多边机构才能正常的运转。

讲到土耳其自己本身，经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在土耳其我们有极大的国际生产基础。此外，土耳其也是世界上得到保护最好的国家了，可以这么说，除了美国、法国、中国之外，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使领馆数目是最多的，而且土耳其航空承载线路也是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互联互通性，再加上我们行业的规模，产业的规模形成了稳健的基础，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信任，更多基于规则的管理。不管是免受央行的操控，还是司法的独立，我们还需要稳健的机构，我们需要更加好的基于规则的管理体系，也需要更有利的机构。我相信土耳其能够轻松解决这些问题。

我自己本人在政府供职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两场危机。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是国内的危机。我们当时快速的进行了应对，快速的响应。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潜力去快速应对。当前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土耳其需要在治理中解决的，可预测性的财政政策。像央行的独立性，同时也要开展更多机构性的改革，去实现问题领域的快速康复。

在多年政府供职的经历基础上，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体系出现了一定的疲劳，它需要重振治理机制。我相信通过重振政府治理机制可以快速解决问题。施康这边想加几句吗？

施康：没有太多要加的，就是关于词源。从一位货币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种假设不大可能。因为货币需要有稳定的价值，货币要服务于众多功能，这是我的回答，也许我的预测是不对的，但是我认为货币应该服务于更多的功能。

鲁里埃尔·鲁比尼：我在考虑三个问题。有一位先生问到是否会有一种新的货币锚。在摆脱美元霸权趋势中，同时讲到加密货币，我想分享一些我的观察。有一些新的不同形式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在当前法定货币中。一个是CBDC，此外还有稳定币，还有词源化的储蓄，基于美元、人民币、欧元这些不同的货币形式，在人民币不断国际化过程中，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人民币将会占有更大的比例，但是并不会快速取代美元。

在加密货币方面，比特币他们没有在账户中使用，他们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支付方式，并没有稳定的价值。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快速的成为当代货币体系的替代物。

关于全球经济的预测，有三种主要的增长趋势。不只是取决于停火，还有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停火，导致20%以上能源无法顺畅的运送到世界各地。如果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他负面的影响，增长是-1%到-3%，IMF，如果再加上其他更加严重的负面情景，比方说出现价格激增，那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就会使得全球经济的增长减少2.5%，这是一种基线情景的假设。同时要考虑到巴以冲突和美伊冲突，不只是停火，如果冻结的话，我们就要回到之前的变化动态中，包括能源供应危机的出现和石油价格的激增。

我们在考虑这些负面影响的情景，我们处在这种不稳定的动态不平衡中，关于中国的第15个五年规划，尤其是促消费，对整个财务体系的结构转型，让人们能够愿意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现在中国也在做供应侧和需求侧的改革和推进。我觉得关注的重点在于“消费”，但是将会有进一步供应的增加，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15个五年规划需要能够进行结构性的变化，这将会在北京和整个中国带来积极的变化。

马克·乌赞：非常感谢，我们时间把握的也很好，感谢各位的洞见，提出了众多优秀的话题，包括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和转变的过程和金融体系的重塑。在之后我们讲会讲到贸易投资的新发展，感谢各位。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发言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