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笔者的导师余永定研究员为笔者团队新著《中国特色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创新与搭配研究》撰写的推荐序，引用请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成都天府新区。扫描文末的二维码，可以直接购买本书。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看法经常出现较大争议。按道理说，如果大家对事实的观察是一致的，归纳和分析事实的理论框架是相同的，分歧应该是不难消除的。但为什么我们难得看到经过辩论之后大家达成一致呢？当年一方以萨缪尔逊为代表，另一方以罗宾逊夫人执大纛的两派学者们就总量生产函数中资本量度问题进行了一场长达15年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这场争论最后以萨缪尔逊大度认输而落下帷幕。尽管争论的技术性很强，只要争论双方承认相同的公理性前提，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规则，不受规范性因素的干扰，最终达成一致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之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争论不休，可以归结于一方或双方没有遵循必要的形式逻辑原则。

例如，大家喜欢用老龄化、人均收入提高、经济规模扩大等因素，论证中国GDP增速从10%放缓至5%甚至更低的必然性。但上述长期变量对短期经济增速的影响是渐进的、累积的，并不能用来解释某一特定年度、更遑论特定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事实上，尽管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2015年中国GDP的增速是7%而不是6.5%。不仅如此，当前政府面临的挑战是青年失业问题而非劳动力短缺。即使人口老龄化会影响某一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应该是很微小的），从解释变量到结果变量之间也存在漫长的因果链条。不能简单地以"中国正在老龄化"为由，就断言中国经济增速下跌到5%是必然的。这种跳过因果链条中多个环节直接得出结论的做法，属于形式逻辑上的"推不出谬误"（fallacy of non sequitur）。又如，不少人相信，当人均收入越过某个门槛之后，某种事情，如经济增速下降，必然会发生。但历史类比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事实上，这种说法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美国自上世纪以来有过三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20世纪20年代、1945年-1973年和1992年-2000年。在这三个时期GDP的平均增速分别是：4.7%、4.1%和4%（98年4.8%）。在这三个时期，美国的人均收入分别为0.8万美元、2.1万美元和4.2万美元。这种问题在形式逻辑上应该称为“轻率归纳“缪误（fallacy of hasty generalization）。

除了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就是对某种基本理论的误解，以及对于理论适用条件的忽略。例如，最近许多人主张，中国的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最早提出这种主张的著名经济学家可能是克鲁格曼和萨默斯，他们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撞墙了（hit the wall）”。当我们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时，我们讨论的是长期增长问题。在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任何理论认为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但“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资本的扩大”按定义就是投资。

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中提出迂回生产的概念，指出要先生产生产资料（资本品），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例如，鲁滨逊最初徒手抓鱼，每天只能抓几条，后来他先制作渔网，每天鱼获可达到50条，再后来制作木筏、渔船，鱼获量大幅增加。

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增长》一书中明确指出，跨国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从长期增长来看，消费只有在改善人力资本的意义上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资本、有效劳动量和技术进步的倚重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投资驱动”、“人力资本驱动”、“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区别和选择。但并不存在所谓“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之间的选择。

那么，我们是否无需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呢？当然不是。当我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增长时，我们假定经济增长是不受需求约束的，有供给就有需求。当我们讨论短期宏观调控时，我们假定供给是给定的（或无限大），经济增长只受需求约束，有需求就有供给。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宏观调控当局就要刺激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潜在经济增速是由资本积累、有效劳动量增加和技术进步（包括体制改革）决定的，同当期消费需求没有关系。消费需求不能提高潜在经济增速，但能够弥补总需求不足缺口，使经济增速达到潜在经济增速所能允许的程度。10万亿投资需求和10万亿消费需求在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作用上并无不同，但投资需求的实现不仅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且可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速。消费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根本不存在“驱动作用”，因而中国是否应该变“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是个假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应该分别维持多高的投资率和消费率？这个问题既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也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作为长期增长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应该现在多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一些、未来多消费一些？这个问题是个集体偏好与公共决策问题，无所谓错对。作为短期宏观调控问题，其实质是如何有效刺激经济增长？“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问题的提出源于“范畴误置缪误”（fallacy of category misplacement）和“超越理论适用边界缪误”（fallacy of exceeding theory’s scope of application）这两类方法论错误（不是典型的形式逻辑错误）。

《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政策：创新与搭配研究》是张明带着自己的博士生、博士后共同完成的一部最新著作。这部著作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本书既讨论了传统财政货币政策与创新性财政货币政策各自的效力，又用很大篇幅讨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

第二，本书对近年来中国央行频繁使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及2022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研究，并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质上是货币政策财政化，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创新，体现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配合；

第三，本书从文献综述、理论机制、实证研究、国际经验、实地调研、风险防范等视角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既指出了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梳理了问题与教训。例如，作者指出，财政政策力度不够是中国政府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重要原因，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大规模实施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盈利压力与潜在风险；又如，作者指出，地方商业银行大量持有地方政府债务，这实际上是财政问题金融化的表现，如果应对不当，可能引发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风险；

第四，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当下要大规模加大国债发行力度，认为可以做到一举五得：刺激经济增长、深化金融市场、促进货币政策转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发行离岸人民币稳定币提供基础资产。

张明是我的博士生，长期以来从事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研究。他十分勤奋，在学界以高产而著称。 张明一向注意对作为观察现象的先验框架的经济理论的准确把握，自觉避免“循环设证”、"推不出谬误"和“同义反复”之类的形式逻辑错误和“合成缪误”之类的不属于形式逻辑范畴的实质缪误。张明及其学生在他们的新作中不是热衷于纂“新词”、创“新提法”，而是注重联系实际，从基本理论出发，逻辑地推导具有政策含义的可证伪的理论观点。

张明在学术讨论中一向立场鲜明，从不模糊其词。这一风格，与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是分不开的。围绕“国之大者”，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出发，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做客观独立的研究，一直是世经政所研究团队追求的目标。

在本书中，张明特别讨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两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间的显著区别。货币政策更大程度上是总量性政策，央行只管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变动来调控市场流动性的规模与成本，至于流动性究竟流向哪儿，央行一般是不会非常关注的。张明认为，财政政策则更多具备结构性政策的特点，无论税收还是转移支付，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天生适用于结构调整。换言之，用货币政策来调控总量、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结构，是顺理成章的政策组合。

此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明显不同的。一般而言，在经济过热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好；但在经济低迷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差。这方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也即货币政策好比一根绳子，用绳子比较容易让一辆飞驰的马车减速，但你很难用绳子推动一辆停下来的马车。在经济紧缩时期，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对未来缺乏信心，即使贷款利率降到零，他们也未必愿意通过借贷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新的基建计划等直接创造需求；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可能通过改善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来帮助其重新增强信心。换言之，在经济过热时期，宏观调控可以货币政策为主、以财政政策为辅，而在经济过冷时期，宏观调控可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

遗憾的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制订者长期以来受到传统财政平衡思维的束缚太深，迄今为止仍将财政收支应大致平衡、应避免政府大量举债的思想奉为圭臬。这一惯性思维，导致在经济萧条时期，要么宽松财政政策的力度不到位，要么宽松财政政策的退出过早。例如，我长期以来持有的一个观点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4万亿财政刺激有重大问题，而是4万亿财政刺激与宽松银行信贷退出过早。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央政府举债不足有关。地方政府用各种方法举借的成本很高、期限偏短的债务，最终被用于收益率较低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而这些项目本应该是中央政府通过发行长期低成本国债来融资的。

希望张明和他的研究团队能够再接再厉，在全球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求真务实、客观独立地开展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做出社科院学者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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