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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全球地缘博弈日趋激化、传播秩序深度重构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超越单纯的话语竞争层面，演化为关乎国家制度认同、价值共识构建与全球秩序重塑的战略博弈。面对“去中国化”的叙事攻势、对中国制度的结构性误读以及认知安全困境的蔓延，我国迫切需要一套能够有效呈现制度逻辑、构建国际认同的新型传播范式。

在此时代背景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制度传播”概念，旨在引导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战略跃迁，从而构建一个更具未来感与普适性的全球传播结构。这一理论贡献不仅回应了当下的国际舆论挑战，更为我国探索跨文明对话、制度认同构建提供了实践路径与理论支撑。

一、制度传播提出的时代逻辑与现实动因

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三重特征：地缘政治化趋势加强、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国际认知分化加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以“价值观安全”为借口，试图将中国的制度话语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在这种局势下，传统的“政策外宣”模式显得力有不逮，其单向、碎片、被动的传播逻辑难以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深层疑问。

毕研韬教授指出，中国国际传播的关键短板，并非缺乏讲故事的能力，而在于缺乏清晰、稳定且具有全球适配力的“制度性叙事”逻辑。也就是说，仅仅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是不够的，还要讲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这套制度如何回应全球关切”。因此，制度传播的提出，既是应对当前传播困局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国家传播战略升级的理论突破。

制度传播，顾名思义，是一种围绕国家制度逻辑、治理理念和文化价值展开的系统传播工程。它并非包装制度，而是通过构建信息流、认知流与价值流的耦合机制，在全球舆论结构中形成一种内在逻辑自洽、外部语境可接受的制度性叙事。

制度逻辑的表达：制度传播不止于展示制度结果，而重在呈现制度背后的设计理念、运行机制与文化支撑，使外部社会“看见”中国制度的合理性、稳定性与适应性。

价值语境的建构：通过文化中性表达，降低意识形态浓度，运用全球通行的语汇系统（如绿色发展、数字治理、公共福祉等）来实现跨文化共情与价值沟通。

全球治理的嵌入：制度传播强调“责任叙事”，不仅要讲清楚中国制度如何治理本国问题，更要说明其对气候变化、经济低迷、数字鸿沟等全球难题的回应能力。

简言之，制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协助国际受众理解、接受我国制度，进而重塑其对我国制度的认知结构。它追求的不是强制说服，而是价值协商与认知建构，是一种高度理性且符合跨文明传播伦理的传播模式。

三、如何有效推进制度传播？

制度传播的关键在于构建制度设计与认知建构的动态耦合机制，使传播不仅是制度的阐释者，更是制度生成和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毕研韬教授所指出，制度应在设计之初就嵌入传播逻辑，通过“制度优化-有效传播-认知改善-制度升级”的循环，实现内外共构。

有效的制度传播应以“合法性建构”（legitimization）为核心目标，不仅要阐明中国制度的运行效能，更要回应全球对公平、绿色、可持续等普遍价值的关切。传播语言上，应主动“语义降噪”，以中性术语替代高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述，实现话语的普适化与非对抗性。

传播体系需多元协同。政府负责规则建构，智库与媒体提供第三方背书，企业与个体案例展现制度成效。在关键区域布局本地传播节点，借助在地资源实现制度叙事的文化适配与语境转译。

技术则是制度传播的基础设施。AI与大数据助力精准识别国际受众偏好，元宇宙与区块链则构建沉浸式制度体验与可信证据系统。制度传播不是形象工程，而是信任工程，其最终目标，是促使全球受众理解、接受并重塑对中国制度的认知结构。

四、如何避免被误解为意识形态扩张？

在全球传播中，任何涉及制度层面的表达都有被贴上“意识形态扩张”标签的风险。为避免这一误读，毕研韬教授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浓度”控制的重要性。他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风险规避：

语义降噪：采用去标签化表达策略，减少意识形态色彩词汇，转而强调包容性、共享性与问题导向型制度逻辑。

第三方平台中介：通过国际智库、媒体、学术机构等“非官方渠道”传播制度内容，增强传播客观性与去政治化属性，降低对抗性。

价值共鸣优先：在传播中引导目标受众从其文化与价值系统内部找到对我方制度的“内在认同点”，实现制度认知的“内生转化”。

毕教授在其文章结尾处说，“不仅要传播海南，更要展示一种可能的新世界。” 制度传播的关键在于通过价值协同与逻辑共建，让世界在了解中国制度的同时，重新思考制度与发展的全球可能性。

制度传播的提出不是对外传播的一次技术更新，而是一场深层次的战略性认知革命。它超越了“塑造国家形象”的阶段，走向“构建制度共识”的未来，致力于把“制度自信”转化为“制度他信”。这一范式关乎如何在全球秩序重塑过程中，提供稳定、可感、可信的制度性公共产品。

在这一意义上，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既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升维，也是制度自信的表达方式，更是国家对外战略理性的体现。它将成为中国构建全球叙事能力、推动文明互鉴、实现和平发展愿景的战略支柱之一。

本文作者唐玥宸系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