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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1938年，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壶口附近东渡黄河时，这位年轻的诗人被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场景深深震撼，他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于是将所见所感凝练成长诗《黄河吟》。随后，34岁的作曲家冼星海在延安窑洞里用6个昼夜为诗作谱曲，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1939年春天，《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唱响。这首经典的民族交响史诗后来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抗战中凝聚民族力量的时代战歌，鼓舞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勇前行。

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战争。

法西斯侵略者从来不只是侵占他国领土，还要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奴役、控制，妄图在精神和意志上摧毁被侵略国人民，使其彻底臣服。

日本侵略者也不例外。

1932年1月29日，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这座远东最大的出版社，在日军野蛮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几十万册孤本善本古籍毁于一旦。

1937年7月30日，天津。日军对这座历史名城持续4个小时进行轰炸，南开大学被炸成瓦砾场。

战争爆发以来，中国80%的大学受到日军轰炸。因为日本法西斯清楚地知道，一个民族只有有知识，才能屹立不倒。

文化摧毁和精神奴役渗透在各个角落，日本侵略者还要求中国民众效忠日本天皇。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日本侵略者推行日语教育，强制中国人学日语。

辽宁沈阳市民吴承昌：“说中国话不行，得打板子的，打棍子，军棍。偷了精米叫经济犯，你说错话了叫政治犯，你没有办法就得说日本话。”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树泉：“文化侵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达到彻底灭亡中国的目的，在文化上进行了一系列有预谋的破坏，其目的就是要斩断中华文化的根脉，达到彻底把中国殖民化的目的。”

然而，日本侵略者显然低估了一个历经磨难、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有着怎样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不同于军事战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实践智慧，创新性、系统性提出文化抗战理论，成为文化抗战的引领者。

1938年，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要取得抗战胜利，就必须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

什么才是“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长期深入群众、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认知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清楚。面对当时80%以上国民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国情，毛泽东说，“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而是“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发表演讲，提出了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纲领性理论，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大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抗战文化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

在文化抗战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开展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化抗战活动。

在沂蒙山区，群众把“识字牌”钉在各个劳作场所，边喂猪、烧火边认字。在晋绥边区的教室，孩子们的算术题是计算“八路军歼敌数量、日伪军的投降数量”。陕北说书艺人用三弦弹唱革命故事，妇女们边纺线边学唱抗日歌曲。晋察冀边区的土坯墙上，用锅灰写着“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标语。

正是用这些最朴素的方式，从1938年到1945年间，根据地群众的平均识字率有了大幅提升，政治动员从“没人听”变成了“抢着学”，为抗战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何虎生：“共产党是两手抓，一手抓枪，一手抓笔。拿笔，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要把我们的思想、主张宣传出去；第二个拿笔，要驳斥那些错误的反动的观点；第三个最重要的还是要唤醒民众，用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文艺方式来调动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为抗战而奋斗的行动。”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呈现了一幅让人震撼的图景。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跨越封锁线与战火，奔赴而来，汇聚到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蓬勃的文化活力，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精神灯塔。这其中，有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有北平校园的诗人，还有海外归来的音乐家，他们与抗战军民一起战斗，创作出大量反映抗战、贴近群众的文艺作品。

歌剧《白毛女》反映了“旧社会逼人为鬼，新社会救鬼成人”的斗争主题。演出时常有农民和战士被深深触动，痛哭失声。剧中《北风吹》《扎红头绳》等唱段被广为传唱，成为抗战的精神符号。

1943年，日军的疯狂扫荡使根据地军民生活非常艰难。此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牧虹和卢肃正在晋察冀边区农村参加战斗，他们意识到，只有全民族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形成钢铁般的力量，才能无坚不摧。于是，两人合作，共同创作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曲。歌曲简短有力，很快传遍抗日前线和全国，成为鼓舞民众的战斗口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栋：“根据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我们的抗战理念、抗战精神，通过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作品传播到大众中去，也通过文化作品引起了共鸣，凝聚起了抗日战争强大的主心骨和主心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身体力行，扎根到基层演出宣传，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由群众参加的剧团、歌咏队、宣传队等文艺团体，也正是通过一场场文艺演出、一场场文化宣传，动员了众多的人民群众参军抗日。

郝栋：“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97%的民众对抗日战争相关政治术语和政治概念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并且在不断长期斗争中加深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文化战线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让群众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推动文化战线过程中，把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相结合。背后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不断把自己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引领力、文化战斗力转化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动力。”

在文化抗战中，舆论宣传同样是战斗的钢刀、点燃的火炬。

“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沂蒙山区创刊。

从此，油墨浸透着硝烟，《大众日报》一篇篇社论和文章，成为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延安清凉山发出第一声电波。从此，全国各地都可以直接收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有力指导和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位于延安的清凉山，也被称为抗战时期的新闻山。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等新闻机构汇聚在此。从电波传播到铅字印刷，形成了完整的抗战宣传体系，抗战的声音从这里传遍全国。这是宣传抗战的精神堡垒，也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