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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9月21日下午4时,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媒体见面会。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正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杨乘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欧建平,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舟,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欧阳友权,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杨富学工作室首席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富学来到见面会现场,同各位媒体记者进行交流。
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文博会媒体见面会。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正茂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杨乘虎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欧建平先生,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叶舟先生,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欧阳友权先生,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杨富学工作室首席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富学先生。
各位嘉宾将围绕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主题,回答媒体朋友们关心的问题。
下面,我们把现场交给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们。
记者:敦煌不仅是中国的敦煌,更是世界的敦煌。甘肃省是敦煌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敦煌文化研究整理、国际传播的坚实后盾。请介绍一下在推动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让敦煌文化多维度、立体化转化、创新、表达等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和深入的探索?
一、惊世发现与文化之殇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个狭小的洞窟内堆满了从4世纪到11世纪的五万余件文物。随后,西方探险家闻风而至。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以少量银两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绢画刺绣;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挑选了最具价值的文献精品;此后,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美国人华尔纳相继前来,用各种手段获取敦煌文物。
这些行为客观上促成了敦煌文献的全球散布,但为敦煌学的国际化埋下了伏笔。这是敦煌第一次走向世界,它是以被挟持的身份带着某种历史的哀叹背井离乡。陈寅恪先生1930年提出的敦煌学概念,最初带着悲怆的民族情感: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这位学术巨匠也预见了敦煌研究的世界性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二、赤子之心与敦煌学的兴起
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博物馆。它历经千年,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高的佛教艺术宝库。在那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有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众多文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语言、历史、科技等诸多领域。
在敦煌面临严重文化劫难的背景下,常书鸿先生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位留法艺术家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偶然见到《敦煌石窟图录》,深受震撼,毅然回国。1936年,他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和稳定的绘画创作环境,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带领工作人员在荒芜凋敝、飞沙扬砾、物资匮乏的艰苦条件下开启了敦煌的保护工作。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成立,他是第一任所长。此后半个世纪,常书鸿坚守敦煌,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着,有组织、有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以展开,使敦煌结束了400多年来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的状态,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作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随后,在这片土地上,面对历史遗憾和文化瑰宝,一批批敦煌人开始了坚守大漠、保护研究的艰辛历程。以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先生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秉承莫高精神,在艰苦条件下从事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他们的努力,使敦煌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和系统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及甘肃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推进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创新工程,构建多维度保护体系并打造国际化文化地标,为敦煌文化的研究整理和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广阔平台,同时也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机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在文物保护方面,敦煌研究院的壁画修复技术领先全球,开创了中西结合的修复理念;在数字化领域,率先开展洞窟三维数字化采集,打造了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全球共享。
三、从艺术再生到多元传播
为推动敦煌文化实现艺术再生,让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化的特征,长期以来,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竭力探索。通过各种艺术门类的转化、创新让敦煌文化得以更好传播。
舞蹈方面,艺术家们通过对壁画的参考学习和探索研究,复活壁画中静止的舞姿,创排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经典作品,在世界舞台巡演,形成独具特色的敦煌舞蹈。《丝路花雨》自1979年首演以来,演出4000多场,赴40多个国家演出,观众超545万人次,被誉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
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卷唐代琵琶谱手抄本,共25首曲谱,被称为敦煌古乐,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国内外仅存的唐代乐谱,也是现存的世界最古老的歌舞音乐语言,因其谱字古奥,难以索解,素称天书。80年来,几代中外敦煌学家孜孜不倦对其识读攻关,虽有所获然皆未洞悉其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敦煌学家席臻贯先生从对敦煌遗书中古代舞谱和唐代乐器法的研究入手,找到了唐乐节律及和声规律,终将该古谱全部解译。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体验剧《乐动敦煌》就是对敦煌古乐器、古乐谱研发成果活化利用的最好呈现。琵琶、都塔尔、古筝、中阮、笛子等古乐器,和着敦煌舞蹈,创新演绎了流淌在丝路上的千年华音。
视觉艺术领域,敦煌题材的电影、纪录片、摄影等向世界传播着更为直观的敦煌图像。日本敦煌题材电影《敦煌》(1988)等影视作品,让敦煌故事走向了世界。《吾爱敦煌》《沙漠宝窟》《敦煌不了情》等国产电影,向世人展示了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敦煌守护者的家国情怀。纪录片《敦煌》是中央电视台继《故宫》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全面记录了敦煌两千多年的壮阔历史。值得一提的是,甘肃本土导演秦川先后拍摄了《敦煌书法》《敦煌画派》《敦煌伎乐天》《敦煌,千年不散的筵席》等关于敦煌题材的纪录片,用镜头为敦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影像志系统。特别是《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首次将敦煌莫高窟与柬埔寨吴哥窟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进行跨文明对话,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创新范例。早在1908年,伯希和对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并编为《敦煌石窟图录》6卷出版,为敦煌文化研究保存了早期影像资料。此后,众多摄影工作者持续对敦煌的洞窟、壁画、彩塑等进行拍摄记录,为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修复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甘肃摄影师吴健多年从事敦煌石窟与古遗址的摄影艺术创作和视觉研究,他扎根敦煌40余年,创作了丝路印记系列等作品,用镜头赋予敦煌艺术形象以生命。
敦煌莫高窟壁画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相当于8个足球场,涵盖了从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多年间的历史变迁和艺术流变,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李丁陇、张大千等人跋涉千里,通过临摹研究,不仅抢救性保存了濒危的壁画艺术,更通过创新性临摹推动了中国人物画的复兴。新时代,艺术家们围绕敦煌壁画汲取灵感,创新题材形式,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敦煌画派。同时通过朝圣敦煌、如是敦煌等主题性艺术大展,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助力敦煌艺术交流传播。在敦煌宝库中,还有一朵光芒四射、瑰丽多姿的奇葩,那就是以敦煌汉简、张芝、索靖书法、敦煌藏经洞写经为主要内容的敦煌书法。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宝贵的遗存为书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甘肃近年来着力打造的敦煌书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学方面,作家们创作了一批与敦煌相关的文学作品。王家达的《敦煌之恋》、黄英的《梦醒敦煌》、雒青之的《百年敦煌》、叶舟的《敦煌本纪》、冯骥才的《人类的敦煌》、于坚的《圣敦煌记》、冯玉雷的敦煌三部曲、陈晓斌的《丝路花雨:诞生》等众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敦煌魅力、解读敦煌文化,丰富了敦煌的文学表达。
四、从文博盛会到海外传播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运而生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综合性国际文化博览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敦煌文博会致贺信,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研究院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都为敦煌文化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弘扬指明了方向。近年来,甘肃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和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敦煌文博会。先后邀请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多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万名嘉宾参会,开展了论坛、展览、演出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为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人民文化融合、思想融汇、感情融通,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海外传播方面,敦煌研究院一直是主力军,近年来,积极开展多语种翻译出版、国际学术会议、海外展览等。《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等多部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向世界讲述敦煌故事。数字化技术为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途径。数字敦煌项目通过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和虚拟现实技术,让全球观众可以在线欣赏敦煌石窟的艺术瑰宝。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全球访问量已超过2000万人次,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在线访问。国际合作也是敦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敦煌研究院与国外多家专业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这些合作不仅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也提升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影响力。
五、新时代敦煌文化国际传播的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为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未来,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研究阐释。持续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内涵,加强对藏经洞文献、石窟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为国际传播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比如对非汉文文献的解读,能揭示更多古代中外交流的细节。
(二)拓展传播渠道。加强敦煌艺术的多语种翻译,特别是加强敦煌翻译人才培养,让敦煌艺术用不同文字形式走向世界。加强国际媒体合作,提升敦煌文化在国际主流媒体的曝光度。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国际市场需求,开发具有敦煌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通过产品传播敦煌文化。
(三)丰富文化交流。在世界各地举办敦煌文化主题展览,展示敦煌文物、艺术作品等让国际观众直观感受其魅力。
(四)创新艺术传播形式。鼓励艺术家将敦煌文化元素与多种艺术形式、现代科技最新成果相结合,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特别强化电影、文学、动漫、游戏、影视等方面的敦煌艺术创作,讲好敦煌故事。
敦煌文化的国际传播历程揭示了一条文明交流的规律:真正伟大的文化遗产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保护与国际传播相辅相成。站在人类文明交流的高度,敦煌不仅是中国的敦煌,更是世界的敦煌。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相信,敦煌文化必将在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如何理解本次研讨会丝绸之路影视剧创作生产与现代传播这个主题?对于视听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有什么样的判断?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此与各位交流,分享我对于本次敦煌文化国际传播论坛,特别是丝绸之路影视剧创作生产与现代传播研讨会主题的一些思考。首先,关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我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它是对历史文脉的当代延续与艺术转化。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的贸易通道,更是文明交流、文化互鉴的宏大叙事场域。
敦煌,作为这条路上的璀璨明珠,见证了不同文明对话融合的辉煌历史。这一主题要求我们的影视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场景的复现,更要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内核,并赋予其符合当代语境的艺术表达,让古老的故事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二,它强调创作与传播的并重与融合。创作生产关乎内容的本体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如何用精湛的视听语言,讲述丝路上动人的人物故事、展现绚烂的文化遗产、阐释深刻的人文精神。现代传播则关乎价值的实现路径,意指在全球化、数字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利用多元化的媒体渠道、适应国际化的传播语态,让这些承载中华文明气象的故事突破圈层、跨越国界,有效触达全球受众,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共鸣与认同。
第三,它指向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径。影视剧作为最具大众影响力、情感穿透力和文化亲和力的媒介形式之一,是推动国际传播、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以丝绸之路为题材的影视创作,天然具有跨文化的基因和国际化传播的潜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叙事,能够搭建起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文化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的力量。
对于本次敦煌论坛,我深有触动。敦煌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感召力。置身于此,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震撼,更能深切体会到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与世界性意义。本次论坛以敦煌为地理坐标和精神象征,汇聚国内外顶尖学者与业界专家,共同探讨文化传播的时代课题,可谓恰逢其时、意义非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思想碰撞平台,必将激发出关于文化传承、国际传播与科技融合的更多真知灼见,为推动相关领域的实践发展提供宝贵的学术支持和智力支撑。
当前,科技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文化产业的格局与未来。我认为其发展方向将主要体现在:
第一,体验沉浸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AR)以及超高清影像等技术,将极大地拓展视听表达的边界,创造出超越传统的沉浸式、交互式文化体验。人们可以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场景与文化氛围,这将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消费模式。
第二,传播精准化。人工智能(AIGC)和大数据技术将在内容创意、生产制作、用户分析、分发传播等全链条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提升创作效率,辅助艺术构思,更能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实现内容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和跨文化传播的精准触达,有效提升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第三,业态融合化。视听科技将进一步打破文化产业内部的边界,促进影视、文博、旅游、演艺、游戏等不同业态的深度融合,催生新的文化产品和消费场景。这种融合将构建起更加丰富多元、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态系统。
总而言之,科技是手段,文化是内核,人的体验与情感共鸣是最终目的。未来的方向,必然是坚持以人文精神为引领,以先进技术为驱动,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能彰显民族特色又能与世界对话的优秀文化产品,让包括敦煌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谢谢大家!期待与各位有更深入的交流。
记者:《丝路花雨》风靡世界,可以说是敦煌舞的经典代表。请问敦煌舞对于甘肃舞蹈在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方面,有哪些再创辉煌的价值和意义?敦煌舞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且走进去有哪些可行性?
一、借助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强大动力与舞蹈艺术跨文化的先天优势,深入挖掘敦煌舞自身沉淀的中西合璧属性,并以此为据,系统研究它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舞蹈-审美-民俗-文化之间交流互鉴、有机融合的历史,具体筹划如何在当下巩固并延续这条友好纽带的多种可能性;
二、努力借鉴芭蕾艺术的国际化经验,逐步形成敦煌舞教学与科研的核心团队,为最终完成其训练元素和语言体系的标准化,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提供前提条件;
三、努力开发更多一带一路的题材和体裁,培养更多的青年创作和表演人才,孵化更多具有潜力的精品力作,努力去国际主流舞台精彩亮相,最终使国外舞蹈同行争相引进我们的训练体系和经典作品;
四、紧紧抓住中国舞蹈学科大发展的好势头,制定可行性计划,培养更多田野有脚力、视野有张力、读书有定力、学术有功力的青年学者,填补敦煌舞研究中的诸多空白,比如对123幅舞蹈图像中大量尚无人问津者,做舞蹈学、美术学、图像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将国内研究敦煌舞的新老成果译成外语,并大批量地送到国际著名出版社和重大国际研讨会去发表,让这一中西合璧基础上的中国文化符号在各国民众中广为传播。
五、总体而言,借助舞蹈的跨文化优势,使敦煌舞成为通行于国际的新舞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而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且走进去,在世界之巅树立起既威武雄壮又温馨可人的中国形象,既是我们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更是政府部门的重大责任。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鼎力支持,当是不可或缺的保障。
最后,非常感谢本次敦煌文化国际传播论坛的盛邀,更期待甘肃省各级领导能够像当年力促《丝路花雨》风靡世界那样,再下大的气力,充分开发敦煌舞自身拥有的国际化基因,逐步竖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样板,并再次引领中国舞蹈,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伟大征程!
记者:文学是对敦煌文化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叶老师一直在坚持写敦煌题材,也一直在关注敦煌文化。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叶老师用文学的方式,弘扬敦煌文化?
作为一名写作者,在将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敦煌一直是我倾尽全力去爱戴、去书写、去刻画的一个对象。在这种如琢如磨的过程中,敦煌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敞开了她的怀抱,接纳了我,恩养了我,成全了我,并且让我写下的全部诗文,有了这一块绿洲的性格、面目与口音,同时也具备了这一片圣地所保有的灵性、爱憎、立场和凛冽之美。我知道,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我必须继续写下去,用后续的文字,作为一个儿子娃娃的回报。
其实,不仅仅是我个人,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敦煌是一则永远的母题,历久弥新,源远流长,此生有涯,而敦煌无尽。说到底,对于敦煌文化的文学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根性的写作,也是源头性的回答,更是对我们这个文明的汲取和继承。敦煌的包罗万象,敦煌的杂花生树,敦煌的肃穆与宁静,敦煌的心跳及脉动这些怦然作响的历史细节,以及生生不息的时间遗迹,它所告诉我们的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何以中国!
也许这有点抽象了,请允许我现在以一个小说家的口吻,讲个故事吧。
那天午后,我穿过半个兰州城,打算去黄河岸边的一家宾馆,跟敦煌来的友人们商量敦煌艺术大典的各项细节。这时,秦川导演从日本打来电话,委托我给他正在拍摄当中的纪录电影起一个片名。兹事体大,我不敢怠慢,于是站在雨中,跟他不知不觉地拉呱了个把小时,这才渐渐地有了眉目,暂时提供了几个标题,供其选择。末了,我询问他拍摄的进度,获知他们在日本的最后一个镜头已告完毕。秦川导演不无得意地说,他此刻正在京都的一家寺院外喂鸽子,那些鸽子就像从莫高窟的壁画里飞至东瀛的,故友重逢,令其不胜有天涯之感,而他囊中羞涩,只能亲手掰碎了自己带去的敦煌当地的灶干粮,也就是干大饼,来招待这些羽毛天使。想起来了,同样的行为也曾经发生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我渐渐相信,那群深明大义、元气浑沦的鸽子,也将一路护佑着秦川导演及其团队去印度、去英国、去俄罗斯、去丹麦、去瑞典、去德国、去美国、去韩国,去芬兰、去土耳其等地,让他们以数字化的方式,将那些漂泊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带回甘肃,带回河西走廊,带回家。
对了,这些年以来,作为敦煌的儿子娃娃,秦川导演和他清贫且执著的团队,风生水起,佳作迭出,目前又在干一桩有情有义的业行,那就是:去全世界寻找敦煌!
挂了电话,我徘徊在烟雨弥漫的黄河岸边,依旧沉浸在刚才的心情中,一时间难以自拔。我忽然心有所动,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毛遂自荐,决定给这部片子写一首歌词,然后慷慨地送给像秦川导演这样为敦煌文化奔走与鼓呼的战士。的确,他们应该是战士,也是这片土地上的勇敢之分子!
这首歌的名字叫《敦煌颂》,颂歌的颂,颂唱的颂。
那一刻,站在兰州的黄河之畔,遥想着1000公里之外的敦煌大地,我突然有所感悟,吟出了这首《敦煌颂》。与此同时,我被自己如下的念头吓了一跳,我决定广泛邀请国内外优秀的作曲家,众人拾柴,让大家分别来为这首歌词谱曲。待那些风格迥异、一气卷舒的作品制作完成后,在《敦煌颂》的首演仪式上,我将代表各位创作者,将它们免费赠送给敦煌方面,以此向这片圣地致敬!
其实,《敦煌颂》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八句:
记者:在网络时代,如何运用网络文学这种新型文学形态,把敦煌故事延伸至影视、游戏、动漫等多个领域,形成多元呈现?
敦煌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大IP,敦煌莫高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标高之一。这里所保存的壁画、彩塑和文献,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宝藏,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光芒。
其一,敦煌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坐标,其文化内核自带稀缺性和权威性;其二,敦煌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历史留存的7百多个洞窟、4万多平米的壁画、2千多尊彩塑,使它成为全球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其内容的延展性,有着跨越时空的衍生能力;其三,敦煌艺术(壁画、彩塑、书法)是中国古代的一座艺术巅峰,是世界级的视觉宝库,具有持久的全球吸引力。
在网络时代,敦煌IP的跨媒介叙事潜力巨大。比如,敦煌壁画和文献中蕴含着大量的故事素材,可以直接转化为叙事内容;敦煌艺术中的色彩、纹样、造型等视觉元素,为不同媒介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资源;还有,敦煌IP中蕴含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精神,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正因为如此,敦煌IP需要借助数字化媒体的文学叙事和艺术表达,来实现敦煌IP的多元呈现。
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形态,更是一个强大的IP孵化器,网络文学与敦煌IP的结合,既能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提供新的可能,也为网络文学创作本身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自带流量的敦煌IP,可以通过跨媒介叙事,把敦煌故事延伸至影视、游戏、动漫等多个领域。
网络文学中的敦煌叙事,既包括以敦煌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创作,也包括将敦煌元素融入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王熠的《敦煌:千年飞天舞》以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修复和开发为重心,将真实历史与虚构情节巧妙融合,让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与古老的敦煌文化产生奇妙而又真实的交集。还有如《万里敦煌道》(凉城虚词)《敦煌密码》(飞天)《敦煌生死书》(夕夕)《时砂之隙:丝路迷局》(VeDfA4)《敦煌飞天传》(贾斯特soso)《敦煌诡画录》(云端的雨水)等网文作品,它们在多元类型融合下的叙事创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形象塑造、虚实相生的文本建构、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等方面,为网络文学的敦煌叙事作出了创新性探索。
第一,技术赋能为敦煌IP的多元呈现提供新的契机。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学的敦煌叙事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例如,AI技术可以帮助创作者更高效地创作融合敦煌文化元素的作品;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可以为读者和观众提供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数字敦煌的在线开放,让公众更便捷也更深入地了解敦煌文化。
第二,跨界融合为敦煌IP多元呈现提供产业支撑。不同媒介在网络创作领域的深度融合,将促进敦煌IP从静态文物到动态内容、从实用产品到体验场景的全链路衍生,覆盖文化、教育、消费、文旅等多个领域,打造出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例如,跟着短剧去旅行计划的实施,正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微短剧里看非遗计划,将促进文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加速敦煌文化在应用中传承,让IP分发走向日常生活场景。
还有,国际化传播为敦煌IP多元呈现延伸传播半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敦煌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将通过网络文艺等媒介形式走向世界,我们的敦煌IP将从中国文化符号转化为全球文明IP,以世界为半径的传播,必将提升敦煌文化的传播度和影响力,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出海、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亮丽名片。
总之,通过网络文学叙事,敦煌IP不仅实现多元呈现,还能达成敦煌文化深度与敦煌IP传播广度的统一;既彰显千年文明沉淀的稀缺性内核,又通过数字化、商业化实现大众触达;既承载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情感记忆,又能引发全球范围的文明互鉴。这样,从文学到艺术,从文物到文化,从国内到全球,敦煌IP就将成为一个活态的、生长的、多元的文化生态点、文学聚焦点、艺术闪光点和产业增长点。这正是网络文学叙事与敦煌IP多元呈现的意义所在。
记者: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显学,在于敦煌文化本身包含着广泛的世界性,如何推动敦煌文化艺术更好地走向世界?
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开放文化,融入了南亚、西亚、中亚、东北亚和西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地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敦煌作为一个多民族区域,地理位置特殊,在敦煌流行的宗教和民间信仰自然就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大凡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敦煌几乎均有踪迹,诸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等。最突出的表现是,这些宗教在敦煌也留下了大量不同风格的宗教遗迹,除了壁画艺术外,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各种宗教文献丰富异常,包括回鹘文、粟特文、梵文、波斯文、卢尼文、藏文等多种文字。随着不同文字书写的宗教文献在各民族中的传播,各民族也逐渐开始学习和使用这些文字,例如回鹘人就掌握了佛教的梵文和吐蕃文、摩尼教的摩尼文、景教的叙利亚文、福音体文等等,宗教传播一同而来的文化融合,显而易见。这些文献与汉文文献以及多元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充分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的特征。
众所周知,活跃在中亚、西域的粟特人因其商贸的流动性,使得其文化对古代敦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刻影响。隋唐时期,粟特人大量进入中原,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方面的交融互动,这主要体现在古代敦煌的浓郁胡风,诸如赛祆、服饰、饮食、乐舞、婚丧以及敦煌画塑艺术中。以粟特文化为例,至唐宋时期,敦煌已生活着大量粟特人,并参与到社会各层面中,如莫高窟第285、322窟即粟特人参与开凿。第285窟日天图像显然与具有祆教艺术背景的摩醯首罗的形象关系密切,这种以祆教风神的图像为主,糅入了很可能是印度教风神或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风神形象,很可能由定居敦煌或者经商的粟特人带入。不同宗教神祇在粟特人那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包容,最终造就了第285窟这一交汇着多种文化的艺术模式。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关于东西方交往的史料,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为高丽人慧超入印度朝圣的旅行记录,不仅记载了印度、西域宗教与风情,还记载了通往大小拂菻即东罗马的道路;在敦煌文献中不仅有波斯僧的记载,而且还有波斯星占、波斯医药的记录,反映了波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系;《沙州伊州地志》《沙州图经》记载了粟特人、吐蕃人、萨毗人等在罗布泊地区的活动,敦煌研究院藏《归义军衙府酒破历》记录了波斯、葛逻禄等民族在敦煌的活动,其中还有很多来自波斯、印度、中亚的物产,诸如此类。敦煌寺院帐目中的资料,也含有丰富的中外交通资料,如胡锦番锦毛锦在这类文书中多见,都是自外面输入的丝织品,可与敦煌壁画中波斯连珠纹服饰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具有萨珊风格特点的织锦标本进行对比研究。
自20世纪初藏经洞发现以来,历经百年,敦煌学研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已成为一门显学、绝学,无论是文本书写还是艺术表现,多元一体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一体,具体而言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在多民族地理空间中,我们需要准确把握这一特殊地域中的各民族深入、全面、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涉及敦煌研究的时间跨度可从魏晋一直持续到宋元时期,长达千年之久,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交流与互鉴的过程。
敦煌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显学,就在于敦煌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广泛的世界性,如何推动敦煌文化艺术更好地走向世界,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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