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应当依赖于全链条效率的提升，而非单一主体的利润最大化。

来源 | 商界杂志（ID：shangjie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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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美团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实现营收865.6亿元，同比增长18.1%，经调整净利润为109.49亿元，同比增长46.2%，再创历史新高，平均每天净赚1.2亿。

同期，国内餐饮行业一季度收入增速仅为4.3%，且多地餐饮企业面临亏损或利润下滑。

外卖盈利透视

外卖行业的盈利能力始终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但自2022年第二季度起，美团将外卖、到店酒旅、闪购等业务合并为“核心本地商业”分部，不再单独披露外卖财务数据。2025年一季度，该分部实现收入643亿元（同比+17.8%），经营溢利135亿元（同比+39.1%），经营利润率提升至21%。

然而，外卖业务的实际盈利水平需通过第三方数据穿透分析。

摩根大通发布的《Global Online Takeaway (2024)》报告提供了关键观察视角，据其测算，美团外卖 2024 年总交易额（GMV）达10392 亿元，外卖收入预计为 1668亿元，经营利润290亿元，由此推算的经营利润率为17.4%。这一数据与美团财报中核心本地商业分部21%的利润率形成逻辑印证，揭示外卖作为核心业务的盈利贡献度。

同时该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主流外卖平台净利润率平均为2.2%，美团外卖预估为2.8%，略高于行业均值。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机构对“利润率”的定义有所差异。摩根大通采用的是“经营利润/交易额”，而美团财报标准为“经营利润/营业收入”，因此摩根大通报告中的“净利润率2.8%”是经营利润与交易额的比值。以报告中“净利润率 2.8%”为例，其本质是经营利润与交易额的比值，这与传统财报中“经营利润/营业收入”的口径不可直接类比。对于线上外卖平台而言，交易额通常为营业收入的5~8倍，这种差异源于平台经济的独特商业模式。

以一笔典型外卖订单为例可清晰解构数据逻辑：假设用户通过某外卖平台下单一份30元的餐品，配送费5元，使用平台红包10 元，实际支付25元：

那么交易额=餐品价格30元+配送费5元= 35元（红包抵扣部分通常仍计入GMV）。

平台收入构成则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向商家收取佣金：按交易额35元的15%计算，即5.25元；二是向用户收取配送费分成，假设配送费5元中平台抽成2元，即2元；三是其他收入，如商家广告位费用1元。所以合计营业收入=5.25+2+1=8.25元。这种业务模式决定了外卖平台的收入结构是通过佣金、配送分成和增值服务获取收益，而交易额更多体现市场规模。

高佣金未解之谜

然而，在平台盈利模型的光鲜数据背后，“高佣金”争议始终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案例中提及的实际支付25元的餐品，商家收入是多少呢？尽管美团官方宣称佣金率为6%-8%，但商家实际综合成本普遍达20%-30%。

在新华网《美团Q1净利大增超百亿 外卖行业“高佣金”难题待解》引用的一则案例中，某连锁餐饮品牌负责人算过一笔账：顾客实际支付30元的订单，商家到手仅剩18元，其中6元被平台以“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信息服务费”等多个名目抽走，如果参与平台促销活动的话，还要额外承担5元补贴成本。这种“名义费率”与“实际负担”的巨大差异，成为争议核心。

近年来，多地频发的商家联合抗议、行业协会呼吁监管介入等事件，更将佣金费率的合理性推至舆论风口。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被多地餐饮协会指责“趁火打劫”，将佣金率提高至25%以上。

2020年4月10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联合33家餐饮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指出美团在广东餐饮外卖市场份额高达60%—90%（已达《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平台各类收费层出不穷，其中针对新开商户佣金最高达26%。该协会还提到，美团的排他性条款如同时入驻其他平台则佣金上浮3%—7%，加重了餐饮企业负担。据悉，该协会曾在一个月前发函给美团，提出行业相关诉求，但未收到美团的正式回复。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20年一季度期间就有八个地区的餐饮行业协会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公开呼吁。2020年2月，山东省饭店协会等多家省级协会联合16市行业协会，代表全省37万余家餐饮企业呼吁美团、饿了么降低佣金，指出美团对中小餐饮收取23%左右佣金，且排他性规则导致企业难以承受。

2020年2月，南充市火锅协会以公开信形式举报美团疫情期间突然提高佣金至20%，并要求商家参与平台优惠活动，导致利润被挤压。该协会还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美团涉嫌垄断经营。同一时期，重庆市工商联餐饮商会联合1987家企业发出公函，呼吁美团、饿了么减免佣金，指出美团对中小餐饮抽成达23%左右……彼时，为响应疫情防控需要，各地餐饮一度关闭堂食数月之久，外卖是餐饮业唯一的营收来源。

2021年费率改革后，美团将原有固定费率拆分为技术服务费与履约服务费两部分，试图明确费用结构，并多次宣称佣金率仅为6%-8%。但在其收取的技术服务费、履约服务费、推广费等多重收费叠加下，商家实际综合成本普遍达20%-30%。2025年3月，北京市大兴区餐饮行业协会发布公开信指出美团等平台综合佣金最高达26%。同一时期，大连市餐饮行业协会等四大协会联名指出美团的过高佣金导致70%以上餐饮商户和90%的社区小微餐馆面临经营压力。

高佣金的重压之下，商家压缩成本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经在向消费端蔓延。在近日，海南、山东、江西、内蒙古、贵州等五地政府部门相继约谈美团，要求整改平台上存在的食品安全、商户经营证照资质等问题,并曝光多起食品安全相关典型案例。

“不做外卖等死，做外卖找死”

平台经济的虹吸效应与实体经济的生存困境，在这一组反差强烈的数据中显露无遗。当美团以日均1.2亿元的净利润刷新盈利纪录时，其赖以生存的餐饮生态却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危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全国餐饮收入增速为4.7%，不足美团核心本地商业分部收入增速的四分之一。

截至目前，已发布财报的餐饮上市公司中，超半数企业净利润下滑，尤其是火锅、高端餐饮及茶饮品牌受价格战和需求收缩冲击严重。呷哺呷哺2024年收入47.55亿元，亏损4.01亿元；客单价从62.2元降至54.8元，同店销售额下降23.3%，旗下湊湊火锅翻台率跌至1.6次/天。

味千（中国）净亏损0.2亿元，同比下滑111.17%，继2023年短暂扭亏后再度亏损；“小酒馆第一股”海伦司净亏损0.78亿元，由盈转亏，直营门店数量大幅缩减；中高端粤菜代表唐宫中国净利润由0.42亿元转为亏损0.19亿元，跌幅达145%；九毛九净利润从4.53亿元暴跌至0.56亿元，降幅近90%，旗下怂火锅翻台率从3.8次/天降至2.9次/天。上海小南国净利暴跌87.32%，营收同比下滑30.2%至3.14亿元，反映高端中餐市场持续低迷现状。

许多餐饮品牌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一方面传统堂食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外卖占比提升但推高成本，导致整体盈利能力下降。这一点对中小商家而言，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餐饮创业者、重庆皮皮火锅创始人吴女士告诉笔者，她的火锅店从2021年冬季开始加入美团外卖平台，当时正值疫情封控期间，整个第四季度几乎没做堂食，全在做外卖。最辉煌的时候，她的店曾上榜过美团外卖“渝北区火锅人气榜第一名”，“当时朱光玉都排在我们后面，因为他们线上开得比我们晚。”疫情期间，皮皮火锅一个月的流水做到过20万，但她也表示，这20万中约有4.8万分给了美团外卖平台，涵盖佣金、广告费、活动补贴等各类支出，最后到手的净利润只有1万元左右。“有些商家尝试通过缩减外卖菜品分量来降低成本，但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体验，我们做火锅赛道的比较看重回头客，所以会采用外卖菜品上浮10~15%的方法分摊成本。”但即便如此，皮皮火锅还是卷入“做外卖不赚钱，不做外卖没客源”的怪圈中，最后在2023年夏天结束营业。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曾经发文指出，每笔外卖订单的利润微薄，只有较高的匹配效率和运营效率，才能保证平台商业模式持续。同时，也只有平台运营效率改善，才能使包括商户、骑手等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分到蛋糕，而不至于陷入“平台垄断、商家承压、消费者受损”的恶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重点聚焦整治高佣金、高收费的平台型企业。

美团在财报发布当天，也对外释放消息称，美团外卖将从商家助力金、营销简化、经营减负、评价体系升级等多角度，推动行业“反内卷、促公平”。此外，美团股价当日收盘下跌5.48%，报129.4港元。截至发稿前5月29日，美团股价连续下跌，累计跌幅约为*。

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层博弈中，美团的盈利增长与餐饮行业的生存困境交织成极具张力的时代切片。当外卖平台凭借技术优势构建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之时，其底层的利益分配机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构压力。市场监管总局《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行业开始从“野蛮生长” 转向“规则重塑”，如何在平台效率、商家权益与消费者体验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成为检验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关键命题。

值得关注的是，美团在财报中提及的“商家助力金”“经营减负”等措施，能否真正转化为中小商户的生存空间，仍需观察具体落地效果。毕竟平台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应当依赖于全链条效率的提升，而非单一主体的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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