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不仅能模仿人类的思维，更开始重塑人类的工作、社会结构乃至生命本身时，那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我是谁？”成为每个人迫在眉睫的生存拷问。 无疑，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岔路口：一边是技术乐观主义描绘的富足乌托邦，另一边则是人类可能沦为“无用阶级”的警示。如果意识可以脱离肉身，如果生命的蓝图可以被重新编写，那么“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技术洪流以其不可逆的惯性奔腾向前时，谁又来为这颠覆性的力量划定边界、承担责任？ 在虎嗅F&M创新节现场，主持人邓瑾（资深媒体人）与两位重磅嘉宾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王佳梁（触宝创始人）开启了一场深刻而富有张力的思想碰撞。从“硅谷裁员”这一现实切片出发，深入到人类身份危机、教育本质、社会结构裂变乃至文明存续的终极议题。以下为本次圆桌讨论的实录全文。

左起至右：邓瑾、周濂、王佳梁，图源：虎嗅F&M创新节现场拍摄

人开始让位于AI？

邓瑾：今年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是硅谷裁员10万人，前段时间亚马逊裁了3万人，这些都是白领的工作，但宣布裁人的消息之后股价反而上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的价值第一次让位于AI大脑的价值？人对于公司的意义是不是正在发生变化？

王佳梁：其实在两年前ChatGPT出来后，我就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未来大部分人可能没有中心化的工作了。那时候我发了一个视频说AI时代我的孩子不需要上大学，结果下面一堆骂我的人，他们说你公司都上市了，你孩子当然不用上大学。

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我真能感受到冲击的到来。比如去年我跟斯坦福学生会主席聊天，他说斯坦福计算机系的学生已经开始找不到工作了，我在过去这一两年时间里，收到了无数藤校大学生的简历，包括我现在在交大负责的AI孵化器，很多国内清北复交毕业的学生也很难，尤其是金融和计算机这两个行业成了重灾区，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这事儿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它来的速度会非常快。

周濂：因为我是哲学的，所以我也一直很关心哲学行业的人会不会失业，但我看数据发现哲学没有上失业榜，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哲学不配上榜，二是哲学永远不会失业。

为什么这么说？我刚才做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很显然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是用我的职业身份/工作标签来定义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位朋友，当你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其实你的自我介绍一定会说我是做什么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AI时代恰恰让哲学成为了每一个人的根本处境，你必须要思考我是谁，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诸如此类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所以，我虽然始终觉得人文学科职业前景非常黯淡，但它在AI大环境下其实恰恰迎来了春天——每个人都被迫要成为哲学家。

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有一个根本区别，即自然科学它永远从第三人称单数角度，试图从一个不偏不倚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但人文学科永远是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我们哲学下面有一个领域叫心灵哲学，它讲物理主义可以解决一些所谓的“硬问题”，我们的意识可以彻底还原成物理属性。但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个体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情绪，完全无法被还原，比如现在我跟王老师虽然多巴胺的分泌程度是一样的，但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表达方式跟他依然是不一样的，这种个体差异性永远存在。

我觉得到了AI时代，其实每一个人最终能够握在手里最确凿无疑、稍纵即逝的东西，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感知、感受和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图源：虎嗅F&M创新节现场拍摄

人类沦为无用阶级？

邓瑾：我们回到刚说的失业问题以及它对人的冲击，《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在写未来简史时提到说人很可能会沦为无用阶级，现在这个趋势好像正在加速，马斯克最近的访谈也说AI会创造GDP，所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无比富足的乌托邦世界，人是不是会沦为无用阶级？

周濂：我觉得人从来都是无用的激情，本质上是无用的激情。然后，人类文明无论说是3000年还是5000年，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无用的阶级。

我这么说很残酷，我觉得AI给我们昭示的并不是非常陌生的话题，其实我们非常熟悉，我们身在其中，只不过AI再一次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当年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两个原因，第一是引进新神，今天的AI某种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的新神，哲学家如果要引进新神的话，应该要放大新神的危险程度。

他第二个被判处死刑的原因是败坏年轻人，今天某种意义上我也想来打碎你们的三观。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还没有到来，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要充分意识到现在所处的这种危机。我也不想说危机与机会并存，这完全是安慰人心的话。

机会在哪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你自己发现的。我经常说如果有人想到哲学课堂或者到寺庙去找人生的意义，那你完全去错了地方，如果某个人竟然敢告诉你说在未来你应该怎么过才能拥有有意义的人生，那他一定是骗子。

当然，有意义的人生从纯形式的角度来说可以给出几个标准，一是你真心热爱你从事的行业，这个热爱它不仅能够让你消磨时光，更重要的是能带来内心的充足感和丰盈感。二是你热爱的这个东西具有某种超越你自身的那种东西。如果你能把主观热爱和大于你自身有价值的对象结合在一起，那也许你能过上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有意义的人生不一定能带来好结果，它从来不承诺有好结果，“有意义”“道德上对”“好的生活”都不是一回事儿。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作为对世界有独一无二感受能力的个体，如何去寻找能够让我度过有意义人生的对象。

邓瑾：请问王老师您怎么看？

王佳梁：AI时代有两类观点，一类是乐观主义，大家会说 Ai来了之后所有东西都不缺了，我们会过上不需要工作的生活；一类是悲观主义，人沦为无用阶级，大量失业的人活不下去。

坦率来讲这两个观点我都不是特别赞同，我觉得有点把问题简单化了。首先讲乐观主义这派，的确AI会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他们觉得只要技术进步了，那么整个社会生活水平都会提高。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就是它的价值分配体系并没有跟上。

过去这几百年已经发现了，比如工业革命出现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但在工业革命后的150年里，普通民众的生活没有提升，而是急剧的下降。像雇佣童工、血汗工等，包括那时候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直到近代才出现高福利国家。因此，社会分配机制跟不上生产力变革。

同时，我也不太同意无用论，无用论指的是经济上的无用论。但问题在于，人的价值不单纯在经济上，虽然可能很多人没有工作，但他们仍然可能会有生命的价值或者意义感。

所以我对未来的图景有一个构想，未来的社会阶层可能会分成4类人——

第一类人，5%左右的超级个体，他们能够用AI去做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

第二类人，利用AI增强的专业人士，比如他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很不错，然后再用AI去增强一部分。他跟超级个体有一些差距，但它可能更多的在增强，而不是在创造上面，这类人可能占20%左右。

第三类人，提供情绪价值和陪伴价值。AI和机器人再怎么发展，人和人之间的真实连接不可替代。比如现在很多做冥想、瑜伽的教练，甚至包括玄学大师，都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

最后一类人是边缘化人士，这种无用甚至都不是经济上的无用，而是心态上的无用，他们被短视频、游戏这些即时满足的东西不断感染，可能占30%甚至更高的比例，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未来的社会结构。

触宝创始人王佳梁，图源：虎嗅F&M创新节现场拍摄

每个人都困在算法里

邓瑾：赫拉利在《智人之上》这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我们的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一个由AI控制的社会。

前段时间一个记者朋友跟我说，他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是由AI说了算——他写的每一篇稿子得多少分全部是由AI来评估，打分决定了他每个月拿多少钱。

这就是赫拉利说的AI官僚制，以后我们的肉身由AI来控制，进入到一个算法专制的时代，您怎么看？

周濂：现在不仅是外卖员困在算法中，所有人都困在算法中，我相信在座有好多是做播客或博主的，其实你们每天也在困在算法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KPI。

刚才王老师说得对，会出现一些超级个体，这些超级个体是不困在算法中的，他们是算法的立法者，这些超级个体它其实会带来一个后果，即它不仅在经济意义上是超级个体，它在技术意义上是超级个体，更有可能在政治意义上也是超级个体。

政治从来都是在想如何去驯服君主，如何去驯服权力。但是当AI时代到来，出现那种在技术上、经济上，甚至权力上绝对的超级个体时，你用什么去约束他？刚才王老师说到了，除了超级个体外还有三类人，那三类人要么就是超级个体的依附者、寄生虫，要么就是被超级个体彻底抛弃的无用阶级。

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说，我对即将到来的AI时代的政治组织框架非常担心。在自然状态当中，人和人之间在身体和心灵这两个层面上大致平等，哪怕我面对像奥尼尔那样的NBA巨星，在自然状态下我依然可以随时“拍砖”。正是因为我们身心大致平等，所以我们才要签订社会契约，要进入到政治社会当中去。

但是AI时代到来的话，未来人和人之间身心之间不仅不平等，而且极端不平等，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约束力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这才是最要命的问题。

王佳梁：这恰恰是为什么我要做AI教育实验的原因，我担心孩子们未来沦为算法的奴隶。现在这些孩子并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卷得没有意义，而是他们即使不卷，也会沉溺在短视频、游戏这些即时满足的东西里。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两年一直在探索的。现在的教育就像一艘泰坦尼克号，它撞上了AI这座冰山，所以它开始下沉。

下沉的过程中所有学历等等可能都会失效，但也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大家拼命往上挤，产生了各种踩踏，这造成了教育的内卷，造成了很多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因为本质上是空间越来越狭小，你只有挤到清北复交的硕士/博士才有可能拿到那些仅剩的工作，但最终这艘船会沉掉。

资深媒体人邓瑾，图源：虎嗅F&M创新节现场拍摄

邓瑾：周老师，一方面您是大学教授，另一方面您也是12岁孩子的爸爸。您在面对您的女儿和您的学生时，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教育会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周濂：之前我提过两句话，一个是把当下交给兴趣，二是把未来交给命运，未来会怎样？我们永远都无法预测它。

我前两天跟一个新东方的大学同学对谈，他很感慨地说当年考北大的时候外语系是非常吃香的，但现在外语系、翻译专业基本上彻底失业了，我说相比之下我的哲学还挺心安理得，因为从来都处于被淘汰的边缘，没有那么强的心理冲击。

但另外一方面，哲学是我从小到大的热爱和兴趣，我每天早晨5:00起床开始工作，一般工作到中午12:00左右，在那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感。

你如果能找到一个能终生陪伴的兴趣，那我觉得它可以帮助你捱过非常多艰难困苦的时光，至于未来怎样，比如我给不给女儿做职业规划，也许会做一点点，但是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我女儿真正找到她的热爱所在。

邓瑾：我一直觉得对教育分析最好的一句话是《中庸》的第一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指的是每个人生下来其实是带着不同的天性或者天命。率性之谓道是你沿着你的天性，把老天爷给你的独特优势活出来，一旦你偏离了你的道，你人生可能就很不快乐。

王佳梁：我补充一点，很多大会上面不管是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教育者都在讲让孩子找到自己热爱，但其实我们也需要警惕的是，这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精英的既得利益者思想，因为本质上一个人找到热爱的前提是他得有物质上面的安全感。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他可能会觉得说何不食肉糜？我现在房贷都已经还不上了，工作都找不到了，我每天要想着怎么去填饱肚子，你们还说要找到热爱？

对于普通人而言，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能够掌握一技之长去填饱肚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往上够一够，变成一个超级个体。

邓瑾：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脑机接口和人的再造。也许我们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即我们都已经不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了，像昨天的分享中就有嘉宾在做脑机接口，有嘉宾在做基因定制，这是对我们人类这一物种的根本挑战。所以当人类可以永生的时候，我们何以为人，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周濂：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只想回到我们对话，一开始问的“我是谁”的问题，我认为脑机接口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彻底摧毁了“我是谁”这个问题。

我先谈谈个人同一性，它从最朴素的角度来说就是，每个人能够讲述一个关于自己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完整故事。但脑机接口会让个人同一性彻底碎片化，我可以今天插入一个U盘成为马斯克，明天插一个U盘成为另外一个人，你这时候就成为彻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了。

所以我认为脑机接口未来是对人之为人的最根本挑战，它可能会让我们成为新人，但一定不是旧人。我想起爱默生有一句话给了我们今天以警醒，他说你在一个很薄的冰上滑冰，保证安全的最佳方式是速度，你滑得越快越好，只有快你才能安全。我们人类今天就处在薄冰上滑冰的状态，我们误以为滑得越快就越安全，但其实不是这样子，你滑得越快可能越不知道自己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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