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孙汝祥 夏欣 北京报道

ST英飞拓（简称“英飞拓”，002528.SZ）日前披露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展情况。其中159名投资者诉讼案件经法院一审判决，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赔付金额742.24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飞拓案民事诉讼一审判决之前，证监部门对英飞拓涉嫌信披违法违规事项的调查尚无结论，亦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业内专家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2022年新司法解释生效后，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已取消行政处罚或生效刑事判决的前置程序。投资者诉讼门槛得以降低，但“隐形门槛”仍在，部分法院仍然要等证监会调查结论公布才予以受理或判决，相关诉讼进度不尽如人意。专家呼吁，依法受理、依法审理、依法判决所有的投资者索赔案件。

英飞拓投资者索赔一审胜诉

英飞拓日前披露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展情况显示，朱某某与英飞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涉案金额13.68万元，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朱某某赔偿投资损失3.70万元。公司已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杨某某等158人与英飞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涉案金额1010.60万元（变更后诉请金额1388.43万元），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杨某某等158人赔偿损失738.54万元。公司拟在法定上诉期内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投资者代理律师、北京时择律师事务所主任臧小丽对记者表示，本次投资者对英飞拓起诉索赔，源于公司此前的信披违规问题。

2023年12月，英飞拓收到深圳证监局送达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深圳证监局指出，英飞拓2019年—2020年部分收入核算与业务基础不匹配，2020年部分应收账款存在虚构收回情形，导致相关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不准确。

针对上述问题，英飞拓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2019年—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据臧小丽介绍，法院经审理认为，英飞拓2019、2020年度会计差错调整之后，导致2019年、2020年净利润分别调减89.69%、161.77%，更正幅度巨大，其中2020年甚至从盈利调整为亏损，显然会影响投资者决策。

以上错误数据被市场知悉后，导致英飞拓股价在2024年4月30日之后大跌，投资者的损失与英飞拓违规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在扣减了一部分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之后，法院部分支持了投资者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审判决之前，证监会尚未对英飞拓涉嫌信披违规作出行政处罚。

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1月，证监会以英飞拓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为由，决定对其立案。截至目前，证监会对该项调查尚无结论，亦未作出行政处罚。

实际上，2022年公布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已明确，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披违规起诉索赔，已经不需要以证监会行政处罚作为前提条件。取消前置程序之后，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未被证监会处罚的情况下，就能成功打赢索赔官司，英飞拓便是其中一例。”臧小丽称。

前置程序已取消 “隐形门槛”仍在

在业内专家看来，《若干规定》取消虚假陈述索赔案件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前置程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股民起诉索赔的门槛。

“取消前置程序的首要意义在于充分保障投资者诉权，投资者无需等待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即可提起诉讼，可以缩短维权周期，契合倾斜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司法理念。”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赵敬国表示，另一方面，也能降低投资者举证负担，投资者可依据监管措施、媒体揭露等初步证据发起索赔，平衡维权诉求与市场秩序稳定。

2022年《若干规定》生效后，赵敬国也代理过诸多未经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前置程序的索赔诉讼。

“代理这些案件，我感悟有三：一是未被行政处罚或者未被刑事判决，不是上市公司等责任人免除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二是上市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要回归到法律认定；三是‘行民刑’立体化追责背景下，违法责任人违法成本增大，投资者权益保护愈发完善。”赵敬国说道。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厉健律师团队依据证监会立案公告、监管措施、上市公司会计差错公告、交易所纪律处分等初步证据，先后代理投资者起诉了二三十家上市公司。

厉健介绍，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在证监会未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全国各地投资者依据被告涉嫌虚假陈述的初步证据起诉索赔，已有十几起成功案例，分别处于一审、二审或执行阶段。

“但是，其余大部分案件诉讼进展缓慢，多数法院通常要等证监会调查结论公布，才会对示范案件作出判决，后续大量平行案件处于暂缓立案状态。”厉健直言。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许峰也表示，由于审理惯性等问题，行政处罚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实际影响审判者的思维。虽然局部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没有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而投资者索赔胜诉的案件，但数量相对较少。

“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依法受理、依法审理、依法判决所有的投资者索赔案件，让投资者索赔案件回归法律轨道，只有开门立案、依法审理、依法判决才是最好的投资者保护。”许峰如是强调。

关于举证问题，赵敬国表示，在证券市场，投资者具有信息不对等的天然劣势，往往很难发现上市公司信披违法违规的事实，这就有赖于监管部门、交易所等查处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实。否则，一旦投资者提供的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实不充分，就将面临败诉风险。

“监管部门、人民法院等部门，应当齐心合力，对于当事人无法或者不能获取的材料，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申请提供。”赵敬国建议。

厉健则认为，不宜全面取消前置程序。建议拓宽前置程序为：证监会、财政部等有权机关作出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或法院对信披义务人作出刑事判决，或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管理组织作出自律监管措施等。

“从法院审判和证券监管衔接来看，拓宽前置程序，有利于稳步推进投资者保护诉讼进程，适当减轻法院立案、审判压力。”厉健称。

（编辑：夏欣 审核：何莎莎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