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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当代社会，经济增长被奉为万能解药，承诺通过“做大蛋糕”解决贫困、冲突与生态危机。然而，这份与现代性的契约背后，是否隐藏着无法承受的代价？在永不停歇的扩张中，人类是否该问：究竟需要多少，才能停止这场自我消耗的狂欢？

本文选自《未来简史》第6章《与“现代”的契约》，略有删节。

尤瓦尔·赫拉利著，《人类简史系列白金纪念版》

【文/ 尤瓦尔·赫拉利】

经济增长的奇迹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想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拥有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

首先，生产越多，消费越多，就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就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

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

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层也对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些上亿的印度贫困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张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儿，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势必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张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是简单的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等实惠，走上世俗的幸福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层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石。至于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进行两次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就能挽回婚姻。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重点。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它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在今天，不论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可能各自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他们都同样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

例如，虔诚的印度教徒纳伦德拉·莫迪之所以能在2014年当选为印度总理，主要在于他成功促进了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许多人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印度低迷的经济起死回生。类似的观点也让伊斯兰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掌权至今。其所属政党名为“正义与发展党”，就是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埃尔多安政府也确实在这些年间维持着令人佩服的经济增长率。

至于日本前首相——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承诺将挽救日本沉寂20年的经济困局，其措施大胆而不寻常，有“安倍经济学”之称。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实践着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简而言之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

至于新加坡这个极其务实的城市国家，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思维，让部长的薪资与国家GDP挂钩。新加坡经济增长，政府部长就能加薪，仿佛这才是工作唯一的重点。

我们可能觉得追求增长再自然不过，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印度的王公、奥斯曼的苏丹、镰仓的幕府还是汉朝的皇帝，都很少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赌在经济增长上，但莫迪、埃尔多安、安倍晋三等却都这么做了，可见“经济增长”在全球各地成功地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

确实，把“相信经济增长”称为“宗教”并不会与事实出入太大，因为这种信念号称能够解决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道德难题。由于经济增长据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因此它鼓励大家放下各种道德的偏见，共同采取能够使成功最大化的长期措施。因此，虽然莫迪领导的印度有成千上万的教派、党派、运动和大师，而且终极目标可能各不相同，但都要突破同样的经济增长瓶颈，所以何不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呢？

于是，“做大”这一信条等于是在呼吁个人、公司和政府不要在意任何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事物，比如维持社会平等、确保生态和谐或孝敬父母。在苏联，领导层认为最快的增长方式就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因此任何妨碍集体化的事物都会被扫除，包括数以百万的富农、言论自由以及咸海。现在普遍认为，某些版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能确保长期增长，于是我们保护了贪婪的大亨、富有的农场主及言论自由，然而，这会导致阻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些事物遭到摧毁，比如生态栖息地、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

例如，某位任职于高科技新创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时薪100美元。某天，她的父亲不幸患了脑卒中，需要有人协助买东西、做饭甚至洗澡。她可以让父亲搬过来和自己住，她一早去上班，晚上再早点儿回来，亲自照顾父亲。不管是她的收入还是新创公司的生产力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她的父亲却能享有女儿充满爱和尊重的照顾。这位工程师也能请位墨西哥护工，时薪12美元，和父亲住在一起，满足其所有需求。这样一来，工程师、她任职的新创公司，甚至是这位护工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受益。那么，这位工程师该怎么选择？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答案非常明确。如果经济增长要求我们放下家人间的情感，鼓励大家和父母分住，再从世界的另一边聘用护工，有何不可呢？然而，这是个伦理判断的问题，而不是事实声明的问题。如果有人专心做软件工程，有人专心照顾老人，我们无疑能开发出更多软件，也能让老人得到更多专业看护。然而，经济增长真的比家人间的情感更重要吗？在假设做出这样的伦理判断之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就从科学跨界到了宗教。

多数资本家可能并不喜欢“宗教”这个标签，但如果宗教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倒是能抬头挺胸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并不像其他宗教那种空中的大饼，而是这个俗世上的奇迹，而且有时候还真能实现。许多让人最后克服饥荒和瘟疫的信贷，都是出自对资本主义增长的强大信念，甚至说到减少人类暴力、增加宽容与合作，也得给资本主义一些掌声。

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资本主义让人不再将经济视为零和博弈（认为你的获利就是我的损失），而是一种双赢局面（认为你得利也就是我得利），这一转变确实是全球和平的重要推手。这种互利概念对全球和平的帮助，可能远远超过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不停宣讲的“爱你的邻居”和“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人打”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