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2016年，时尚编辑韦罗妮克·海兰注意到，一种特殊的粉色正在纽约的多个角落悄然蔓延。它不是那种张扬的芭比粉，也不是1990年代少女杂志里甜腻的泡泡糖色，而是一种低饱和度、哑光、近乎褪色的粉色。它出现在美妆包装、共享办公墙面、社交软件配图、独立杂志封面上，悄无声息地成了一种视觉暗号。

韦罗妮克率先在就职的《纽约》杂志撰文将之命名为“千禧粉”，并迅速让“千禧粉”变成一种文化信号。这种粉色不属于哪位设计师的季度企划，也没有被某个品牌刻意营销，却精准击中了时代，唤起了人们心中一种怀旧、柔和的情绪。韦罗妮克认为，这种色彩映照着一代女性在性别期待与自我表达之间的拉扯——成长时被告诫“如果你想成功，看着可靠可信，那就不要太‘女孩子气’”，成年后又被鼓励“勇敢做自己，去选择你真正喜爱的蝴蝶结和裙子”。

这种颜色背后更值得讨论的内涵还没来得及被关注，品牌就迅速意识到这是一种“有情绪附着力”的视觉语言：粉色成为女性气质“自我表达”的营销载体，赋权口号印上T恤，“柔软也是力量”被转化为广告语。这种粉色甚至进入政治领域，人们在反对特朗普的游行中头戴粉色的猫耳针织帽。消费被描绘成参与社会变革的方式——仿佛多买几支口红就等于做了女性主义者。“传统女性气质再次被推销给我们，只不过这次，它被贴上了‘酷’和‘自我表达’的标签。”韦罗妮克写道。

在近期出版的新书《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中，韦罗妮克反思了时尚产业如何不断地重新包装已经存在的事物，以“新颖”之名将其推销成自我实现和赋权的必需品。在她看来，如今的时尚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幻觉：看似多元、包容，实则更隐秘地设置标准。人们不再穿欧式塑身衣，却通过节食、健身和医美，把身体变成了新的塑形工具。

身为时尚媒体人，她更明白这个行业如何制造幻觉——如何用得体的服饰、漂亮的图像、动听的口号和各式各样的滤镜让人相信：只要看起来对，就能成为“对”的人。在2025年7月巴黎时装周期间，韦罗妮克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她现在是《ELLE》杂志（美国版）时尚专题总监。她认为自己有一个在时尚行业“不合时宜的身体”。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时，她身穿价格低廉的快时尚品牌，混入顶级的设计师秀场采访，感到自己格格不入；直到她开始与同行坦白这种不适，才发现“我们都在假装过着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20年代，嘉柏丽尔·香奈儿将裤装引入女性衣橱。设计语言的突破是服装对现实的直接回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女性从家庭走入职场。克里斯汀·迪奥在二战后推出“新风尚”（New Look）系列，宽摆裙、大量布料、收紧腰线——看似奢侈的设计，却触动了那个时代对秩序和美的集体渴望。时尚在这里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的修复机制，也是一种集体情绪的表达渠道。

如果说20世纪的时尚仍在有力地回应现实，那么今天的潮流更像是一套应对社交媒体的反馈机制。如今的时尚不再探索“我们如何生活”，而只关心“我们看起来像什么”“它是否适合拍照”。在算法主导的时代，真正的风格越来越稀缺。每年的知名奢侈品品牌举办时装大秀之后，全球的许多快时尚服装品牌就迅速抄袭、量贩。

街头风格的灵魂也在流失，街拍已经成为普遍的营销工具。在韦罗妮克看来，如今的社交媒体与快时尚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为人们提供了看似无尽的模块化时尚选择，表面上允许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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