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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核心提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居民有了“网络身份证”。国家根据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统一、安全、可信的网络身份认证体系，对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在万物互联、数据驱动的今天，一个安全、可信、高效的数字身份体系，已然成为网络空间基础设施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25年7月15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居民有了“网络身份证”，也意味着我国在构建可信数字身份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推出，其根本属性在于国家基于公权力为社会提供的一项基础性公共产品。在现代法治国家，当市场失灵或社会需求无法通过自发秩序满足时，国家负有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虚拟性，在催生创新活力的同时，也滋生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滥用、网络暴力等沉疴顽疾，严重侵蚀社会信任，危害公共安全。国家根据法定身份证件信息，依托国家统一建设的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统一、安全、可信的网络身份认证体系，对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社会秩序、增进社会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将网络身份认证提升至国家治理与公共服务高度，彰显其不容置疑的公法属性。

这一公共服务的构建立足于坚实的法律与现实基础。从法律层面看，我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共同构筑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四梁八柱”，明确了网络实名制的要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刚性原则，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推出提供上位法依据与合法性支撑。因此，“网络身份证”并非凭空而设，而是对现有法律框架的具体落实。从现实层面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可信身份提出迫切需求。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以其权威性、普惠性与安全性，恰好回应了这一时代需求，为数字经济的行稳致远提供基础性“信任锚”。

国家主导构建网络身份认证体系，对提升国家在数字领域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时代，保障公民在网络空间的身份安全与数据主权，无疑是国家任务的应有之义。通过建立自主可控的身份认证平台，我国不但可以有效抵御外部网络安全风险，避免对外部商业机构或他国体系的过度依赖，还可以使我们在全球数字治理格局中取得主动权。

《办法》坚持“权利本位”价值导向，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置于首要位置。传统的网络实名认证，往往要求用户直接向平台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等明文信息，易形成大量“数据孤岛”、泄露风险点。《办法》创设“网号”与“网证”，作为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与凭证，实现了从“身份暴露”到“身份核验”的范式转换。用户在进行身份认证时，向网络平台提供的仅是经过加密处理的符号，平台通过与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对接来验证其真实性，从而在完成实名认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个人敏感信息直接暴露。这种“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设计，正是对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控制权的极大尊重与保障，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数字立法中的生动实践。

赋权于民，审慎约束平台的自治权。《办法》针对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在第九条明确规定“仅限收集网络身份认证所必需的信息”，并强调“未经自然人单独同意，不得擅自处理或者对外提供相关数据、信息”，这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收集个人信息必须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针对接入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办法》第七条、第八条作出了多重约束：平台在用户使用网证通过验证后，“不得要求用户另行提供明文身份信息”；在仅需核验身份的场景下，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仅提供用户身份核验结果”，而非原始数据。这有效防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和不当利用，构建起政府、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法治化信任关系。

这种赋权与控权相结合的逻辑，深刻回应了现代行政法中“平衡”的理念。即，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进行调整和协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制度，在保障公共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既发挥国家认证的权威优势，又守住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底线，可以有效实现安全与便利、发展与保护、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和谐统一。

推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是从传统单一政府管控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重要事件。在这一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应用平台、行业组织及广大用户，不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形成了相互依存、协同合作的治理网络。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规则、提供基础平台；互联网平台作为应用方，按照自愿原则接入服务，丰富应用场景；用户作为最终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自愿申领和使用。这种模式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或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了推动可信数字身份建设的强大合力，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精神。

该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场景驱动”特征。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深度嵌入各类具体的网络应用场景之中，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可以有效彰显其价值。《办法》第六条、第七条鼓励重点行业与互联网平台接入公共服务，这将带动“网号”“网证”普及。无论是网上政务办理、电子商务交易，还是网络直播、在线游戏，这些高频应用场景对真实身份核验的需求，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场景为驱动的推广路径，可以确保制度的实用性与生命力。

这种多元协同、场景驱动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网络空间的创新性运用与发展，其核心在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用户和平台），坚持矛盾不上交（在应用场景中就地化解身份认证难题），实现矛盾纠纷快速化解、就地化解。它可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利用市场力量来推广公共服务，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同时，它尊重用户的自主选择权，通过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选项吸引用户，而非强制推行。这种柔性、开放、合作的治理模式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开放、共享、协作的内在精神，将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富有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国家网络身份认证体系的建设，绝非一时一地之举，而是服务于数字中国建设的深谋远虑，其终极目标，并非仅是推出一项认证工具，而在于以此为核心节点，构建一个开放、安全、共赢的可信数字身份生态。

需要注意的是，构建该可信数字身份生态，首先，要注意解决推广应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对互联网平台而言，接入新体系意味着技术改造、流程再造与成本投入，在缺乏足够用户基础和清晰商业回报初期的情况下，其接入意愿可能不足。对广大用户而言，若无足够丰富的应用场景，申领和使用“网号”“网证”的动力亦可能匮乏，即推行“网络身份证”初期如何在实践中真正赢得公众的信赖，至关重要。其次，该生态必须将安全置于首位，要严格防止技术漏洞与管理疏忽。同时，如何在安全与创新、秩序与活力、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至关重要。

对此，建议采用“政务先行、场景带动”方式进行破局。优先推动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务服务、公共交通、医疗社保等高频刚需领域实现全面覆盖，以公共服务的确定性需求，迅速积累起庞大的初始用户群。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等激励措施，引导和鼓励商业平台接入，从而撬动整个市场的正向循环。同时，可探索“敏捷治理”与“沙盒监管”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建立由政府、企业、专家、公众代表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委员会，对新应用、新技术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先行先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创新，并根据实践效果动态调整监管规则，实现安全与发展协同推进。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2批面上资助二等项目（项目编号：2022M7211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原标题：《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公法意蕴与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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