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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以“特殊时期-历史使命-群体价值-未来趋势”为核心脉络，解析行业发展逻辑。

艾瑞咨询 ·

《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以“特殊时期-历史使命-群体价值-未来趋势”为核心脉络，解析行业发展逻辑。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推动下，2025年中国网民达11.2亿，信贷成居民日常，2024年不含房狭义消费贷余额21.7万亿；互金助贷2024年规模3.5万亿，CR5达76%，以增信、分润为主要模式，风控、资金获取与获客为核心能力。基于5285人调研，借新还旧与大额消费用户为行业深度客群，需求及信息敏感度存差异。面对监管新规，24%以上业务利润或降3%-6%，平台需转向24%以下业务或拓展多元金融服务，为行业合规化发展提供方向。

数字的生产资料属性被夯实，科技无意间开启的社会迭代

根据国家互联网中心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网民总数不足1亿，但是截至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1.2亿。其中2006年到2015年这十年是网民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数字经济在人们尚未有所反应时，迅速重塑中国社会的十年。改变起始于用户获知信息的方式，深化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

金融，作为链接各类型经济主体的线索，也在这场变革中悄然改变。它的触角也随着科技浪潮对经济整体的浸润而开枝散叶，最终如毛细血管一样，深深扎根于一个社会最本源的动力——人民。

由电子支付延伸而来的新金融服务生态

金融自诞生之初就追逐利益而来，所以无论面临着何种市场干扰，业务的最终流向都会往利润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汇聚。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金融服务呈现出来的表象结果，都是类金字塔性的二八格局。以优质企业为核心，逐步向利润最薄，服务成本最高的普通居民延伸。其延伸的深颗粒度受当时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国家发展方向，监管倾向性，历史沿革，还有科技水平等。其中在2000年后的这一轮发展过程中，科技水平是变革作用最大的要素。

在金融科技的加速渗透下，中国居民杆杆率迅速攀升，信贷已成日常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导致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足，即使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屡创新低，仍无法阻止居民提前还房贷潮的来临。但不同于泡沫经济破裂后房贷市场的萎靡，日本不含房消费金融市场却得以持续发展，直到2006年，日本监管出台并实施了《贷款业法》，对于利率上限及借款金额上限进行了严格限制，日本不含房消费金融市场也开始进入收缩期。

我国因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近几年同样出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足，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22年底至24年底连续下降，但不含房的狭义消费信贷余额仍然保持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居民杠杆率进行了托举。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可以说信贷已经成为了中国普通居民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更多信贷用户从超优贷款平台迁移到次优贷款平台

当信贷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后，信贷业务便在社会中有了惯性。尤其在科技渗透下，使很多原本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群，有了可以享受信贷服务的渠道。与常规金融体系服务的不同，这些平台也与这些常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形成了强绑定的生态关系。所以，市场表象上呈现出的就是一轮又一轮新类型金融科技平台的更迭，而这部分用户的金融服务从未间断。

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狭义消费信贷余额中，18%以上定价的次优贷款占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21年底占比11.3%增长到2024年底的12.6%。次优贷款占比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信贷用户从超优贷款平台迁移到了次优贷款平台，而经济的不稳定，给这些视野外的金融科技平台提供了发展机遇，这些平台的历史作用也就在于此。

助贷使命：在特殊时期，稳定金融市场

助贷模式是监管稳定但不够灵活+市场灵活但逐利性太强的融合

服务超优人群的银行很难直接给更高风险的次优人群放款，助贷机构通过融担公司稳定风险，完成了银行与次优人群的对接。但是因疫情、经济增速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更高风险的次优人群占比上升，这个历史环境使得助贷模式对银行的变得更加重要。但部分助贷机构逐利性太强，贴着36%的利率上限放款，对次优人群没有进行精细化的风控定价，这给全社会积累了潜在的风险。

缓解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需要经济转好，缓解次优人群的现金流；而短期需要监管建立良好的助贷市场筛选机制，将不合规的助贷平台筛掉，留下合规且有能力对次优人群做精细化风控定价的助贷平台。

中国狭义消费信贷规模及主体结构

信用卡余额在狭义消费贷中占比持续下降，互金助贷余额2024 年回升

2019到2024年，中国狭义消费信贷余额持续攀升，从14.9万亿元增长至21.7万亿元。这一增长得益于政府出台的系列消费刺激手段、疫情之后的居民消费需求逐步复苏、金融机构凭借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等多方面因素。从各类主体的贡献份额看，银行信用卡占比从51%一路跌至40%，流量见顶、息差收窄等因素使信用卡“额度+场景”双优势褪色，增量停滞、不良抬升，银行被迫收缩，其传统增长模式遭遇天花板。反观互金助贷，经历2021-2023年的严厉整顿后，2024年监管节奏边际放松：助贷兜底条款松绑、地方试点恢复，平台迅速重启流量与资本杠杆，全年占比由15%跳回16%，规模净增约4000亿元，成为2024年消费贷增量第二大来源。

中国互金助贷规模及市场集中度

互金余额在2022年的负增长之后，连续3年稳步增长，头部集中度突出

规模层面，2019至2024年间，互金助贷余额在2022年下滑约3000亿，首次负增长，主因不在需求萎缩，而在于2021年7月各地金融监管窗口指导金融机构到22年中利率压降至24%，导致助贷利率天花板骤降，平台被迫压降高息资产、收紧高风险客群，规模短暂缩水。随着2023年监管口径松动，叠加促消费文件放行，资产端重新放量，互金助贷余额才恢复两连增，于2024年冲至3.5万亿元。市场集中度层面，2024 年互金助贷余额的CR5达到76%，包含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5大互联网头部平台。头部平台依托海量用户基数、成熟的场景生态以及先进的技术能力，在流量获取、风险定价、运营效率等方面构建起竞争壁垒，进而占据行业主导地位，也推动行业资源持续向头部聚集，进一步强化了市场集中度格局。

市场上主流的业务模式有“增信合作”模式与“分润合作”模式

当前助贷平台开展业务的主流模式主要包括增信合作模式与分润合作模式。其中，增信合作模式下，助贷平台承接借款人贷款申请后，将预审通过的用户推送至资金方，增信机构通过提供担保保证等增信措施参与流程，助力资金方完成风控终审与放款环节，借款人后续向资金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该模式在“现金贷”业务规范整顿后逐步取代“保证金” 模式，可有效弥补资金方风控能力的不足，控制坏账率，是合规发展导向下的典型模式，在“助贷+ 担保”、“助贷+ 保险”等细分类型中，“助贷+ 担保” 应用最为广泛。分润合作模式则是助贷机构从提供融资担保、保证保险的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型的体现，助贷机构主要为放贷机构开展获客导流，并结合自身内外部数据分析能力提供辅助风控等服务，最终风控与放贷审核职责由放贷机构承担，放贷机构与助贷机构事前协商进行利润分配；此模式下，助贷机构可通过规模化经营增强业务稳定性，且能与放贷机构协同达成兼顾实现高利润额与控制不良率的目标，但大型助贷机构若同时与多家放贷机构合作并输出同类风控技术，可能形成风险叠加。

获客能力、风控能力与资金获取能力共同构成平台核心竞争力

从助贷平台的收入-成本构成可以分析其核心竞争力。助贷平台的收入涵盖利息收入、担保收入、权益收入、罚息收入及其他收入。同一利率水平的不同平台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差异更多聚焦于成本侧。成本中的资金成本，体现平台从金融机构等渠道筹措资金的成本高低，是资金获取能力的直接反映；获客成本关乎平台触达目标用户的效率与成本控制，风控成本、催收成本、坏账损失则源于平台对风险的识别与管控水平，分别对应获客能力和风控能力。这些成本项的表现，实则是平台在资金整合、用户运营、风险管控等核心环节能力的外在体现，能力越强的平台，越能在成本端形成优势。

差异化风险定价帮助平台优化客群结构，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助贷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开展差异化的风险定价，推动贷款利率、增信服务费率与业务风险情况相匹配，不得笼统以合作协议约定的综合融资成本区间上限进行定价”。从监管合规角度而言，这是必须践行的要求。从市场运营逻辑分析，用户群体的信用水平呈区间分布，若采用统一利率，对于风险水平低于该利率对应风险的优质用户而言，利率明显高于自身风险应匹配的合理水平，一旦市场上有实施差异化定价的平台可供选择，这些优质用户大概率会流失。长此以往，平台优质客群持续流失，最终只剩高风险客群，用户群体逐渐劣质化。而差异化风险定价既能为低风险优质用户匹配与之适配的低利率，又能通过高风险用户对应的合理高利率覆盖风险，同时凭借这种精准合理的定价机制塑造专业负责的品牌形象，最终推动平台客群结构不断优化。

24%以上资金供给减少，资金成本上升，平台需提升议价能力

监管对银行助贷的合规口径逐级收束，36%以上高息资产被整体挤出，24%~36%区间的可配资金亦随之收敛，而小微与次级客群对该定价的融资需求依旧刚性，供需错配令资金获取难度增大，资金成本上升；24%以内区间虽因银行、消金、信托资金大量涌入、供给增速高于需求，带动成本下行，但惯做高息业务的平台既缺优质客群又缺精细风控，想在这一区间盈利依旧不易。

利率上限显性压缩后，银行、消金、信托等主流机构同步重新校准收益与风险阈值，收紧授信窗口，并对平台的资本实力、风险兜底能力及持续经营记录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挤压缺乏牌照与增信工具的中小玩家。在此背景下，若平台仍想在 24%-36% 利率区间持续开展业务，就需要从合规资质获取、运营效率提升、市场信任构建这几个维度发力，凭借更扎实的风险管控能力、更优质的资产质量，以及更负责任的品牌形象，去争取与资金方议价时的主动权，进而在接下来的行业洗牌中抢占先机。

获客能力是成本、质量与量级的平衡，品牌建设是长期竞争力

助贷平台获客能力的本质是获客成本、获客质量与获客量级之间的平衡。单客成本低，有可能带来高风险、低黏性的次客群；过度追求质量，又可能因单客成本过高而使财务模型利润过薄；而盲目冲量，则可能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拐点后把利润吞噬殆尽。因此，平台必须先把客群画像、风控能力与资金价格算清，再选择适合自身平台的获客渠道，并配置渠道结构。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获客方式有五种，综合各渠道成本与客群质量，其性价比由高到低为：自有生态导流>APP自然流量>API导流>信息流>短信，形成“得流量者得天下”获客市场，提示中小平台在缺乏自有场景与品牌积淀的背景下，只能以更高价格竞购次级流量，并通过差异化风控在高利率区间覆盖高风险，方能维持放贷规模与利差。

监管政策目标是逐步演进的

助贷业务监管常态化，集中在自主风控、持牌经营、出资比例管控等

助贷业务监管逐渐常态化，核心方向集中在多方面。一是推动银行强化自主风控能力，减少对合作机构的过度依赖，同时加强对合作机构的资质审查与持续管理；二是加强持牌经营的要求，征信等涉及金融信息的关键环节，必须通过具备合法资质的持牌机构开展；三是规范业务定价机制，对成本费用核算、经营效益管理等进行明确，避免不合理收费；此外，还从风险防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对出资比例、跨区经营等进行严格约束，同时规范业务全流程的数据流转、资金用途等，以此引导助贷行业合规、健康发展，筑牢风险防线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规强调合作机构管理、规范定价、消费者保护等要求

金融监管总局在2025年4月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简称助贷新规），突出总行集中管理、白名单机制与综合成本披露等核心要求，不仅强化银行主体责任、遏制合作标准层层衰减，也明确限制平台收费结构与业务规模，推动行业从拼规模转向风控与服务质量的重视。对消费者而言，信息披露与行为规范得到进一步增强，有助于解决以往融资成本不透明、催收不规范等问题。整体上，新规意图在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与促进良性创新之间寻求平衡，预计推动助贷行业进一步向合规化、透明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

助贷新规对24%以上业务收益的影响

24%以上业务利润率预计下降3%~6%，腰尾部助贷平台面临亏损

新规对24%以上助贷业务的费率、成本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费率层面，新规要求银行必须把双融担、咨询费一并折进IRR，综合融资成本封顶后，助贷平台虽然在探索合规的“24%+”路径，但考虑到权益成本、退费率等因素，综合费率仍然难以达到以往35.9%的水平，预计下降1%左右。从成本层面，新规导致许多资金方收缩24%以上的资金规模，导致资金成本上升，预计上升1%~2%；进而由于资金端的收紧，24%以上助贷放款规模随之下降，市场上占比不小的多头共债用户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各平台入催率提升，加之催收线路的紧缺，导致催收成本与坏账损失提升，预计合计提升1%~3%。综合新规对24%以上业务费率与成本率的影响，新规后的24%以上业务利润将降至-3%~0%。面对利润率的下降，拥有稳定资金通道、强大的风控能力、海量客户积累及良好市场口碑的助贷企业优势凸显，而腰尾部平台或面临亏损，被迫退出市场。

助贷新规对24%以上业务规模的影响

新规遏制24%以上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

2024年24%以上业务规模为7645亿，其中头部平台余额为3533亿，腰尾部平台余额为4112亿。新规出台之前我们结合市场趋势、各家放款情况与业务目标，预计2025年底24%以上业务余额规模达到10254亿，其中头部平台余额为4266亿，腰尾部平台余额为5988亿。新规出台之后，综合分析行业动态与新规对行业的影响，我们预计2025年底24%以上业务规模将在8306亿左右，相较新规之前降低19%；其中头部平台余额为3975亿，相较新规之前降低6.8%；腰尾部平台余额为4331亿，相较新规之前降低27.7%。从24%以上业务同比增速层面，新规导致整体业务增速从34.1%将至8.6%，头部平台增速从20.7%将至12.5%，腰尾部平台增速从45.6%将至5.3%。头部平台余额缺口主因为监管不确定性与贷后处置成本抬升，资金端虽充裕却主动压缩高风险敞口；腰尾部平台核心瓶颈是资金渠道收窄、流动性缓冲不足，次要压力来自政策不确定性与催收合规成本上行。

如果一刀切带来的更悲观预期，目前看25Q4几乎必然负增长

截至本报告撰写完成时，行业内很多腰部以上的平台已经完全停止了24%以上的业务，这使得未来24%以上的业务的不确定性增大。新规落地后包括监管在内的各方都需要评估影响，总原则依旧是特殊时期金融市场的稳定。原则上一共几千亿余额的助贷，对于21万亿余额的个贷体系不会造成啥崩盘式后果，但是会对24%以上的需求方与供给方造成巨大冲击：

对于资金方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坏账骤升。主要做24%以上资金通道的民营银行和尾部消金可能承受亏损。目前业内的担保额度时20-30%，所以如果坏账高于担保额，那么作为资金方的银行固收本金可能无法收回。鉴于这部分资金方大多是规模较小的银行或者消费金融公司，最恶劣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这些金融机构倒闭。

对于助贷平台来说最差的结果是歇业关闭。风控水平无法有效控制的话，会导致大部分中尾部平台直接关闭。

对于需求方来说也将面临严酷的资金环境。预计会有几千用户现金流中断，集中出现逾期，进入贷后催收环节。部分用户转入地下钱庄。

第一极大促进24%以下的业务，第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就目前已知信息来看，新规落地后24%以下的业务规模会得到促进。原因是24%以下的市场会有更多的助贷机构涉猎，也会有更多的资金方挤入。客户来源大概率会是原来24-36%区间风险还算低的那部分用户。换言之，增量来自于市场间的转移，24%以上的业务余额在转移后有可能再降。

在比较典型的腰部平台可能有最高15%的业务量可以以非常极限的方式接入不低于23.5%的年化利率信贷。头部平台最多可能有25%的量可以转移。除此之外，还可能去微信、抖音投流获取24%以内的好客户，这钟做法不但成本较高，还非常考验平台的营销获客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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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以“特殊时期-历史使命-群体价值-未来趋势”为核心脉络，解析行业发展逻辑。

艾瑞咨询 · 2025/10/11 13:16

《2025年中国网络助贷行业研究报告》，以“特殊时期-历史使命-群体价值-未来趋势”为核心脉络，解析行业发展逻辑。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推动下，2025年中国网民达11.2亿，信贷成居民日常，2024年不含房狭义消费贷余额21.7万亿；互金助贷2024年规模3.5万亿，CR5达76%，以增信、分润为主要模式，风控、资金获取与获客为核心能力。基于5285人调研，借新还旧与大额消费用户为行业深度客群，需求及信息敏感度存差异。面对监管新规，24%以上业务利润或降3%-6%，平台需转向24%以下业务或拓展多元金融服务，为行业合规化发展提供方向。

数字的生产资料属性被夯实，科技无意间开启的社会迭代

根据国家互联网中心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网民总数不足1亿，但是截至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1.2亿。其中2006年到2015年这十年是网民增长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数字经济在人们尚未有所反应时，迅速重塑中国社会的十年。改变起始于用户获知信息的方式，深化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

金融，作为链接各类型经济主体的线索，也在这场变革中悄然改变。它的触角也随着科技浪潮对经济整体的浸润而开枝散叶，最终如毛细血管一样，深深扎根于一个社会最本源的动力——人民。

由电子支付延伸而来的新金融服务生态

金融自诞生之初就追逐利益而来，所以无论面临着何种市场干扰，业务的最终流向都会往利润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汇聚。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金融服务呈现出来的表象结果，都是类金字塔性的二八格局。以优质企业为核心，逐步向利润最薄，服务成本最高的普通居民延伸。其延伸的深颗粒度受当时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国家发展方向，监管倾向性，历史沿革，还有科技水平等。其中在2000年后的这一轮发展过程中，科技水平是变革作用最大的要素。

在金融科技的加速渗透下，中国居民杆杆率迅速攀升，信贷已成日常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导致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足，即使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屡创新低，仍无法阻止居民提前还房贷潮的来临。但不同于泡沫经济破裂后房贷市场的萎靡，日本不含房消费金融市场却得以持续发展，直到2006年，日本监管出台并实施了《贷款业法》，对于利率上限及借款金额上限进行了严格限制，日本不含房消费金融市场也开始进入收缩期。

我国因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近几年同样出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足，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从22年底至24年底连续下降，但不含房的狭义消费信贷余额仍然保持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居民杠杆率进行了托举。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可以说信贷已经成为了中国普通居民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更多信贷用户从超优贷款平台迁移到次优贷款平台

当信贷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后，信贷业务便在社会中有了惯性。尤其在科技渗透下，使很多原本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人群，有了可以享受信贷服务的渠道。与常规金融体系服务的不同，这些平台也与这些常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形成了强绑定的生态关系。所以，市场表象上呈现出的就是一轮又一轮新类型金融科技平台的更迭，而这部分用户的金融服务从未间断。

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狭义消费信贷余额中，18%以上定价的次优贷款占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21年底占比11.3%增长到2024年底的12.6%。次优贷款占比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信贷用户从超优贷款平台迁移到了次优贷款平台，而经济的不稳定，给这些视野外的金融科技平台提供了发展机遇，这些平台的历史作用也就在于此。

助贷使命：在特殊时期，稳定金融市场

助贷模式是监管稳定但不够灵活+市场灵活但逐利性太强的融合

服务超优人群的银行很难直接给更高风险的次优人群放款，助贷机构通过融担公司稳定风险，完成了银行与次优人群的对接。但是因疫情、经济增速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更高风险的次优人群占比上升，这个历史环境使得助贷模式对银行的变得更加重要。但部分助贷机构逐利性太强，贴着36%的利率上限放款，对次优人群没有进行精细化的风控定价，这给全社会积累了潜在的风险。

缓解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看需要经济转好，缓解次优人群的现金流；而短期需要监管建立良好的助贷市场筛选机制，将不合规的助贷平台筛掉，留下合规且有能力对次优人群做精细化风控定价的助贷平台。

中国狭义消费信贷规模及主体结构

信用卡余额在狭义消费贷中占比持续下降，互金助贷余额2024 年回升

2019到2024年，中国狭义消费信贷余额持续攀升，从14.9万亿元增长至21.7万亿元。这一增长得益于政府出台的系列消费刺激手段、疫情之后的居民消费需求逐步复苏、金融机构凭借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等多方面因素。从各类主体的贡献份额看，银行信用卡占比从51%一路跌至40%，流量见顶、息差收窄等因素使信用卡“额度+场景”双优势褪色，增量停滞、不良抬升，银行被迫收缩，其传统增长模式遭遇天花板。反观互金助贷，经历2021-2023年的严厉整顿后，2024年监管节奏边际放松：助贷兜底条款松绑、地方试点恢复，平台迅速重启流量与资本杠杆，全年占比由15%跳回16%，规模净增约4000亿元，成为2024年消费贷增量第二大来源。

中国互金助贷规模及市场集中度

互金余额在2022年的负增长之后，连续3年稳步增长，头部集中度突出

规模层面，2019至2024年间，互金助贷余额在2022年下滑约3000亿，首次负增长，主因不在需求萎缩，而在于2021年7月各地金融监管窗口指导金融机构到22年中利率压降至24%，导致助贷利率天花板骤降，平台被迫压降高息资产、收紧高风险客群，规模短暂缩水。随着2023年监管口径松动，叠加促消费文件放行，资产端重新放量，互金助贷余额才恢复两连增，于2024年冲至3.5万亿元。市场集中度层面，2024 年互金助贷余额的CR5达到76%，包含蚂蚁、字节、京东、度小满、美团5大互联网头部平台。头部平台依托海量用户基数、成熟的场景生态以及先进的技术能力，在流量获取、风险定价、运营效率等方面构建起竞争壁垒，进而占据行业主导地位，也推动行业资源持续向头部聚集，进一步强化了市场集中度格局。

市场上主流的业务模式有“增信合作”模式与“分润合作”模式

当前助贷平台开展业务的主流模式主要包括增信合作模式与分润合作模式。其中，增信合作模式下，助贷平台承接借款人贷款申请后，将预审通过的用户推送至资金方，增信机构通过提供担保保证等增信措施参与流程，助力资金方完成风控终审与放款环节，借款人后续向资金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该模式在“现金贷”业务规范整顿后逐步取代“保证金” 模式，可有效弥补资金方风控能力的不足，控制坏账率，是合规发展导向下的典型模式，在“助贷+ 担保”、“助贷+ 保险”等细分类型中，“助贷+ 担保” 应用最为广泛。分润合作模式则是助贷机构从提供融资担保、保证保险的重资产模式向轻资产模式转型的体现，助贷机构主要为放贷机构开展获客导流，并结合自身内外部数据分析能力提供辅助风控等服务，最终风控与放贷审核职责由放贷机构承担，放贷机构与助贷机构事前协商进行利润分配；此模式下，助贷机构可通过规模化经营增强业务稳定性，且能与放贷机构协同达成兼顾实现高利润额与控制不良率的目标，但大型助贷机构若同时与多家放贷机构合作并输出同类风控技术，可能形成风险叠加。

获客能力、风控能力与资金获取能力共同构成平台核心竞争力

从助贷平台的收入-成本构成可以分析其核心竞争力。助贷平台的收入涵盖利息收入、担保收入、权益收入、罚息收入及其他收入。同一利率水平的不同平台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差异更多聚焦于成本侧。成本中的资金成本，体现平台从金融机构等渠道筹措资金的成本高低，是资金获取能力的直接反映；获客成本关乎平台触达目标用户的效率与成本控制，风控成本、催收成本、坏账损失则源于平台对风险的识别与管控水平，分别对应获客能力和风控能力。这些成本项的表现，实则是平台在资金整合、用户运营、风险管控等核心环节能力的外在体现，能力越强的平台，越能在成本端形成优势。

差异化风险定价帮助平台优化客群结构，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助贷新规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开展差异化的风险定价，推动贷款利率、增信服务费率与业务风险情况相匹配，不得笼统以合作协议约定的综合融资成本区间上限进行定价”。从监管合规角度而言，这是必须践行的要求。从市场运营逻辑分析，用户群体的信用水平呈区间分布，若采用统一利率，对于风险水平低于该利率对应风险的优质用户而言，利率明显高于自身风险应匹配的合理水平，一旦市场上有实施差异化定价的平台可供选择，这些优质用户大概率会流失。长此以往，平台优质客群持续流失，最终只剩高风险客群，用户群体逐渐劣质化。而差异化风险定价既能为低风险优质用户匹配与之适配的低利率，又能通过高风险用户对应的合理高利率覆盖风险，同时凭借这种精准合理的定价机制塑造专业负责的品牌形象，最终推动平台客群结构不断优化。

24%以上资金供给减少，资金成本上升，平台需提升议价能力

监管对银行助贷的合规口径逐级收束，36%以上高息资产被整体挤出，24%~36%区间的可配资金亦随之收敛，而小微与次级客群对该定价的融资需求依旧刚性，供需错配令资金获取难度增大，资金成本上升；24%以内区间虽因银行、消金、信托资金大量涌入、供给增速高于需求，带动成本下行，但惯做高息业务的平台既缺优质客群又缺精细风控，想在这一区间盈利依旧不易。

利率上限显性压缩后，银行、消金、信托等主流机构同步重新校准收益与风险阈值，收紧授信窗口，并对平台的资本实力、风险兜底能力及持续经营记录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挤压缺乏牌照与增信工具的中小玩家。在此背景下，若平台仍想在 24%-36% 利率区间持续开展业务，就需要从合规资质获取、运营效率提升、市场信任构建这几个维度发力，凭借更扎实的风险管控能力、更优质的资产质量，以及更负责任的品牌形象，去争取与资金方议价时的主动权，进而在接下来的行业洗牌中抢占先机。

获客能力是成本、质量与量级的平衡，品牌建设是长期竞争力

助贷平台获客能力的本质是获客成本、获客质量与获客量级之间的平衡。单客成本低，有可能带来高风险、低黏性的次客群；过度追求质量，又可能因单客成本过高而使财务模型利润过薄；而盲目冲量，则可能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拐点后把利润吞噬殆尽。因此，平台必须先把客群画像、风控能力与资金价格算清，再选择适合自身平台的获客渠道，并配置渠道结构。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获客方式有五种，综合各渠道成本与客群质量，其性价比由高到低为：自有生态导流>APP自然流量>API导流>信息流>短信，形成“得流量者得天下”获客市场，提示中小平台在缺乏自有场景与品牌积淀的背景下，只能以更高价格竞购次级流量，并通过差异化风控在高利率区间覆盖高风险，方能维持放贷规模与利差。

监管政策目标是逐步演进的

助贷业务监管常态化，集中在自主风控、持牌经营、出资比例管控等

助贷业务监管逐渐常态化，核心方向集中在多方面。一是推动银行强化自主风控能力，减少对合作机构的过度依赖，同时加强对合作机构的资质审查与持续管理；二是加强持牌经营的要求，征信等涉及金融信息的关键环节，必须通过具备合法资质的持牌机构开展；三是规范业务定价机制，对成本费用核算、经营效益管理等进行明确，避免不合理收费；此外，还从风险防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对出资比例、跨区经营等进行严格约束，同时规范业务全流程的数据流转、资金用途等，以此引导助贷行业合规、健康发展，筑牢风险防线并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规强调合作机构管理、规范定价、消费者保护等要求

金融监管总局在2025年4月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简称助贷新规），突出总行集中管理、白名单机制与综合成本披露等核心要求，不仅强化银行主体责任、遏制合作标准层层衰减，也明确限制平台收费结构与业务规模，推动行业从拼规模转向风控与服务质量的重视。对消费者而言，信息披露与行为规范得到进一步增强，有助于解决以往融资成本不透明、催收不规范等问题。整体上，新规意图在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与促进良性创新之间寻求平衡，预计推动助贷行业进一步向合规化、透明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

助贷新规对24%以上业务收益的影响

24%以上业务利润率预计下降3%~6%，腰尾部助贷平台面临亏损

新规对24%以上助贷业务的费率、成本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费率层面，新规要求银行必须把双融担、咨询费一并折进IRR，综合融资成本封顶后，助贷平台虽然在探索合规的“24%+”路径，但考虑到权益成本、退费率等因素，综合费率仍然难以达到以往35.9%的水平，预计下降1%左右。从成本层面，新规导致许多资金方收缩24%以上的资金规模，导致资金成本上升，预计上升1%~2%；进而由于资金端的收紧，24%以上助贷放款规模随之下降，市场上占比不小的多头共债用户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各平台入催率提升，加之催收线路的紧缺，导致催收成本与坏账损失提升，预计合计提升1%~3%。综合新规对24%以上业务费率与成本率的影响，新规后的24%以上业务利润将降至-3%~0%。面对利润率的下降，拥有稳定资金通道、强大的风控能力、海量客户积累及良好市场口碑的助贷企业优势凸显，而腰尾部平台或面临亏损，被迫退出市场。

助贷新规对24%以上业务规模的影响

新规遏制24%以上规模快速增长的势头

2024年24%以上业务规模为7645亿，其中头部平台余额为3533亿，腰尾部平台余额为4112亿。新规出台之前我们结合市场趋势、各家放款情况与业务目标，预计2025年底24%以上业务余额规模达到10254亿，其中头部平台余额为4266亿，腰尾部平台余额为5988亿。新规出台之后，综合分析行业动态与新规对行业的影响，我们预计2025年底24%以上业务规模将在8306亿左右，相较新规之前降低19%；其中头部平台余额为3975亿，相较新规之前降低6.8%；腰尾部平台余额为4331亿，相较新规之前降低27.7%。从24%以上业务同比增速层面，新规导致整体业务增速从34.1%将至8.6%，头部平台增速从20.7%将至12.5%，腰尾部平台增速从45.6%将至5.3%。头部平台余额缺口主因为监管不确定性与贷后处置成本抬升，资金端虽充裕却主动压缩高风险敞口；腰尾部平台核心瓶颈是资金渠道收窄、流动性缓冲不足，次要压力来自政策不确定性与催收合规成本上行。

如果一刀切带来的更悲观预期，目前看25Q4几乎必然负增长

截至本报告撰写完成时，行业内很多腰部以上的平台已经完全停止了24%以上的业务，这使得未来24%以上的业务的不确定性增大。新规落地后包括监管在内的各方都需要评估影响，总原则依旧是特殊时期金融市场的稳定。原则上一共几千亿余额的助贷，对于21万亿余额的个贷体系不会造成啥崩盘式后果，但是会对24%以上的需求方与供给方造成巨大冲击：

对于资金方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坏账骤升。主要做24%以上资金通道的民营银行和尾部消金可能承受亏损。目前业内的担保额度时20-30%，所以如果坏账高于担保额，那么作为资金方的银行固收本金可能无法收回。鉴于这部分资金方大多是规模较小的银行或者消费金融公司，最恶劣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这些金融机构倒闭。

对于助贷平台来说最差的结果是歇业关闭。风控水平无法有效控制的话，会导致大部分中尾部平台直接关闭。

对于需求方来说也将面临严酷的资金环境。预计会有几千用户现金流中断，集中出现逾期，进入贷后催收环节。部分用户转入地下钱庄。

第一极大促进24%以下的业务，第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就目前已知信息来看，新规落地后24%以下的业务规模会得到促进。原因是24%以下的市场会有更多的助贷机构涉猎，也会有更多的资金方挤入。客户来源大概率会是原来24-36%区间风险还算低的那部分用户。换言之，增量来自于市场间的转移，24%以上的业务余额在转移后有可能再降。

在比较典型的腰部平台可能有最高15%的业务量可以以非常极限的方式接入不低于23.5%的年化利率信贷。头部平台最多可能有25%的量可以转移。除此之外，还可能去微信、抖音投流获取24%以内的好客户，这钟做法不但成本较高，还非常考验平台的营销获客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