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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当前美国持续推进经济安全化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应始终秉持“以斗争求合作”的基本原则，通过动态平衡的合作与反制手段维护我国核心利益。这种策略既源于中美经济深度交融的现实需求，更是应对美方单边主义升级的必然选择。

自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后，中美贸易战导致双边经贸关系持续恶化，并发生了贸易转移效应。未来，以关税为武器的特朗普2.0比1.0的冲击力和破坏性更强，对今后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

2018年起，特朗普政府以抬高关税为手段，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中国输美商品规模、贸易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展现出了良好韧性。未被征税商品的出口额持续增长、出口增加值不断扩大，全球产业链演化中的新贸易地理方向更加多元化。

长期以来，美国对全球贸易持续逆差，且逆差额呈不断扩大态势，这是由国际分工所决定的。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美贸易不平衡由2017年的3752亿美元小幅降至2024年的3611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也由47%下降到39%。与此同时，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逆差在逐步上升，主要是对墨西哥、越南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是由于原本由中国对美产生的部分贸易逆差被上述国家相关产业承接，这些国家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增量中包括部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替代。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地缘政治博弈、国际经济竞争、高科技竞争等。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对其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巨大挑战。这种固化思维导致在贸易、科技、经济合作等双边领域的竞争性策略增加。近三届美国政府均延续了对华经济领域一贯的激进政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问题、新疆和香港政策无端指责，导致诸多经贸问题被泛政治化。

美国政府加紧高科技遏制与封锁，并利用出口管制（如限制半导体设备、高端芯片对华出口）、实体清单（华为、中芯国际等）、投资审查等手段限制中国科技发展，意图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国采用“友岸外包”策略，鼓励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地，削弱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已有优势地位。

中美产业政策分歧更加深了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手段的借口。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补贴政策和国有企业主导模式，是导致市场扭曲的原因；中国则认为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实施单边制裁破坏国际经贸环境。在反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美国长期视中美贸易逆差为“不公平贸易”，而非全球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虽经拜登时期有些许缓和，但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商品加征巨额关税，中国被迫采取的反制措施，导致双边贸易成本持续上升。

美国政府于2018年4月正式启动对华“301调查”，指控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侵权等行为。依据301条款的相关内容，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对华发起贸易战，分多个阶段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贸易额总体上稳步增长，中国贸易顺差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2024年中美贸易处于不断变化的态势。2015年-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18年双边贸易额创下6833亿美元历史纪录。其中，美对华贸易逆差达4430.55亿美元，占美国全球逆差的半壁江山。2018年后受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美国从中国进口额大幅下滑。拜登上台第二年后，中美双边贸易额再次回到近十年最高水平，此后再逐年降低。（见图）

从贸易额的角度分析，特朗普第一次执政至今，中美贸易主要包括四个下降阶段。第一阶段：关税密集加码期，2018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7月、8月、9月三次对华加征关税；第二阶段：疫情叠加博弈期，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特朗普政府第四次加征关税以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第三阶段：政策延续调整期，拜登上台后，基本上保持了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的关税政策，其执政期间中美贸易额呈缓慢下降趋势；第四阶段：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至今，美国政府自2025年4月2日起对中国征收“对等关税”。

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集中分布在国际贸易商品编码标准（HS）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以及第2类（植物产品）等关键类别中。其中，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等相关商品的出口整体保持稳定。而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经历了显著收缩，2023年起才逐步回升，这主要是新冠疫情引发的国内需求放缓所致。同时，第2类植物产品的出口额自2018年至2022年呈现明显增长，2023年后开始缓慢下滑。

特朗普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对华加征关税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18年7月与8月（340亿+160亿美元）；第二阶段：2018年9月（2000亿美元）；第三阶段：2019年9月（约1200亿美元）；第四阶段（未完全实施）。特朗普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对华加征巨额关税，2025年2月美国率先挑起关税战，导致中国输美商品被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最高至145%，后经双方达成协议暂停执行该税率。截至2025年8月，美方对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的24%部分已于2025年8月12日到期，双方同意延期90天（至2025年11月）。目前实际执行的是24%关税暂停，即原145%的税率降至30%后暂停其中24%，剩余10%部分仍保留。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集中于HS编码第16类商品（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主要以有线电话、电报机、数据处理设备、变压器及电缆等为主。尽管特朗普政府对该类部分产品加征了高额关税，但自其首次执政至今，美国自中国进口的规模未发生显著波动，产品结构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可能与美国制造业回流背景下对该类产品的需求持续走强有关。

长期以来，美国是跨境投资最主要目的国，是中国吸收国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重要伙伴国。同时，中国作为新兴跨境投资大国，在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尚待提高。但由于美国专门针对中国收紧政策，使得中美双向投资存在规模不稳、风险增强等因素。

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中资企业赴美投资，为维护健康的中美双向投资环境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另一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制订并实施了多项专门针对中国投资的相关法案，阻碍了中美双向投资的发展势头。

中国在鼓励对美投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尽管中美经贸关系在此期间经历了较大波动，但中国政府依然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企业赴美投资。为支持中企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持续推进“走出去”战略，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仍是重点投资目的国。对外投资审批流程做了一系列简化措施，尤其是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为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便利。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为对美投资企业提供贷款和保险等金融支持，帮助企业应对资金和风险挑战。

尽管中美未正式签署双边投资协定（BIT），但双方在2017年前就已进行了多轮谈判，旨在为投资者提供更稳定的法律环境。虽然谈判暂停，中国政府仍通过其他渠道推动对美投资。尤其是鼓励企业对美高科技领域投资，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同时，中企对美国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表现出较高兴趣，特别是在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领域。

2.特朗普政府先后出台多项不利于中美双向投资的法案

特朗普政府在其任期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中美双向投资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2018年8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特别关注涉及关键技术、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的交易。《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并限制政府与使用这些设备的企业合作。2019年5月特朗普发布《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外国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其主要针对中国科技企业，限制了其在美国市场的扩展和投资。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双向投资关系呈现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双向投资意愿受政策影响较大。二是双向投资波动性大，投资风险增强。三是双向投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比重高、波动性大。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期间，中美双向投资呈现出以下特征：

特朗普上台后，刻意强化了对华投资的审查力度，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并赋予CFIUS广泛的审查权限，审查力度空前增强。随着CFIUS逐步扩大的长臂审查范围，加上其规则本身的事后审查机制，加大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难度。

受美国对华限制政策的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娱乐和金融等非政策敏感领域，高科技和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较少，对华高科技投资领域的限制不断加码，诸多并购案受阻，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面临更多额外审查程序困扰，许多交易被直接否决或被迫放弃。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保持稳定，投资主要集中于三大领域：制造业、服务业和科技及相关领域，部分企业因贸易战调整供应链，以减少对华依赖。这种调整既反映了企业对政府政策环境的应对，也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复杂经贸形势下的灵活应变能力。

美国专门对中国企业投资严格设限，中国也加强了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审查力度，主要涉及科技和金融领域。尤其是针对数据与网络信息安全，由于中美在数据隐私保护和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分歧不断加大，进一步增加了双向投资障碍。特朗普第二次执政的政策亦使中美投资关系更趋复杂化，未来投资环境仍不明朗。2025年2月21日，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第一”投资政策备忘录，调整美投资政策的重点是进一步限制与中国的双向投资。

中美双向投资风险主要源于关税战、国家安全审查、技术竞争、政治紧张、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的资本管控。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巨额关税，形成了二战以来最高的贸易壁垒。导致两国经贸关系恶化，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美国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产生了投资抑制效应，关税战引发市场波动，削弱了中企赴美投资信心，降低了投资规模。

特朗普政府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显著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特别针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半导体、量子计算、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的投资活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特朗普政府持续升级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自2025年重新执政以来已多次扩大“实体清单”适用范围，分批次将涉及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及超算等关键技术产业的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进一步阻碍了中美高技术合作与双向投资。

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加剧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紧张氛围，影响了双向投资环境。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频繁调整，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决策难度。中企在美国面临更高的法律和合规风险，增加了投资成本。

通过修订《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明确限制房地产、娱乐业等非理性对外投资，同时升级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的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实施穿透式监管。

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

中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两国全球经济治理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美国试图维持其主导地位，而中国则推动改革，以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中美两国全球经济治理观念的差异缘于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两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上存在分歧。

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倾向于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共识；美国受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和保护私营与产权，推崇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体系。

中国实行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政府在宏观经济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展现出显著的延续性、系统化特征和高度稳定性；美国采用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其经济政策易随执政党更迭而出现方向性调整，呈现阶段性波动。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聚焦于长期经济增长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联动，通过战略性宏观调控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美国作为成熟发达经济体，更关注市场自由化和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

中国作为新兴全球治理参与者，致力于推动国际经贸秩序向更包容普惠方向改革，重点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主导者，擅于运用“长臂管辖”维系全球经济治理优势地位，以确保其自身领导地位不动摇。

中国倡导多边主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全球治理观，主张通过协商谈判协调国际利益分歧，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美国推崇将经贸关系与民主价值观捆绑，以经济制裁作为价值观输出手段，倾向于通过国际制裁、经济封锁等极端手段推销其美式价值观。

中国致力于修复全球化失衡的底层结构，通过基础设施赋能消除殖民体系遗毒，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强调互利合作的重要性；而美国更注重维护由其主导的美式价值观体系，通过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推动或阻碍全球化进程，更加强调遵守其制定的规则和制度。

（二）美国退出全球经济治理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特朗普两次执政，美国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消极角色，削弱了国际合作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促使其他国家间寻求新的合作模式。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削弱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同时，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批评和阻挠，导致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影响了全球贸易规则的有效执行。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引发贸易战，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经济增长放缓。美国政府倡导的单边主义行为削弱了WTO的权威，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

美国退出TPP后，中国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扩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在美国缺席的背景下，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亦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推动新的贸易协定。

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利己的消极做法，导致全球在应对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缺乏协调。美国逃避责任式的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全球互信基础，降低了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产生的正面效果

尽管自特朗普第一次执政起，美国政府的全球经济治理政策就出现了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国通过支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推动绿色经济等措施，为全球经济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政府始终是多边主义核心原则的践行者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柱力量，坚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倡导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与特朗普政府施行的单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与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国政府积极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如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主动通过降低关税、放宽外资准入门槛等措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促进了全球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

中国利用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经济治理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践行，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国际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各国共同应对经济挑战，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中国通过对外援助和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中国坚定捍卫《巴黎协定》框架，通过制度性承诺与产业实践，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与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基于“美国优先”理念再度退出该协定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加大投资，为推动全球绿色经济转型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正加快结构性改革重塑亚太经济治理体系，在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积极构建新型区域合作体系，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如通过建立APEC紧急供应链对话机制，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区域物流畅通；通过“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降低关键产业断链风险。中国正加快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自贸区谈判，逐步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整体水平。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通过向全球提供医疗物资和疫苗，支持全球抗疫，是促进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典范。例如，通过建立“健康丝绸之路”应急机制，向非洲派遣52支医疗专家组；推动WHO《国际卫生条例》改革，将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纳入全球卫生治理议程。同时，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稳定供应链，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

应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建议

在当前美国持续推进经济安全化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应始终秉持“以斗争求合作”的基本原则，通过动态平衡的合作与反制手段维护我国核心利益。这种策略既源于中美经济深度交融的现实需求，更是应对美方单边主义升级的必然选择。

面对美国高关税和逆全球化策略，对全球经济确定性的严重冲击。我国可在飞机、汽车等领域采取反制措施，并利用美国国会在贸易谈判中的重要影响力，联合支持全球化的多方力量如欧盟、日本等大型经济体以及美国国内不认同特朗普政策的势力，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推动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贸易合作进程。在适应并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消解高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利于减少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危害。这样可以维护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和公正的国际规则与秩序，不仅能保护中国自身利益，也能为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利用当前特朗普政府现阶段推行的低税率、去监管化、能源独立战略，通过对其增加相关投资，更多地与美国本地企业合作、采购当地产品、雇佣当地工人等。适当布局利用企业所得税率降至15%的窗口期，优先选择德州、俄亥俄州等税收优惠州设立区域运营中心，但需注意《大而美法案》对跨境税基侵蚀的强化审查。不过，可考虑通过设立合资公司架构，将部分利润留在美国再投资，以此降低合规审查风险。

（三）加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合作力度

在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正展现出更强的包容性与吸引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战略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出现裂痕，这反而凸显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的优势。通过构建互联互通网络，我国要充分用好与周边国家已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大拓展海外市场的力度，做好经贸大文章，最大限度对冲美贸易收缩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

（四）充分利用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影响力

在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合理利用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机制对国会立法和行政决策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精准识别和调动美国国内支持经贸合作的利益集团，诸如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强大的受益集团：波音公司、大豆出口商、半导体行业、跨国金融服务集团等，化解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进口竞争集团：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强硬的对华态度，使其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利大于弊的战略远见。以此为我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辟新的战略空间。

（五）政府主动做好国内相关产业自主升级换代

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对华实施的高关税政策虽带来短期阵痛，贸易壁垒加速了产能出清，却客观上可以形成倒逼企业转型的市场机制，以此调动市场力量并积极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领域流动，外部压力反而强化了国内产业链协同效果。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市场无法实现的目标，稳步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步伐。通过完善创新容错机制、建设公共技术平台、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举措，将外部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的双轮驱动模式，正在塑造中国产业升级的独特路径。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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