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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雨我无瓜”“不明觉厉”“研究这个有什么用”……近年来，在很多发布高科技成果的网络留言区，除了点赞之外，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论。

“这是因为现有的科技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公众参与，在科学家或者媒体单向输出的过程中，公众难以深刻理解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甚至科学的局限性。”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新与青年发展研究院教授徐剑表示。

近日，徐剑团队发布了《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指数2025》（以下简称《指数》），给全球六大洲40个代表性城市的科技传播能力“打分”，对其科技传播软实力进行综合评估，并为它们制定提升战略规划提供参考。

《中国科学报》：说起城市科创能力，我们往往会关注论文、专利、大科学装置等“硬”指标，你们为什么关注科技传播这一偏“软”的方面？

徐剑：对于国际科创中心，已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 “看得见的成果”，而忽视了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效能这一“软实力”维度。但是，国际科创中心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全球影响力。如果一个城市的硬科技水平很高，但群众却不了解，显然不符合这个前提条件。

此外，以往仅关注“硬实力”的评估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过度追求技术产出规模而忽视了公众对创新成果的认知鸿沟，例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伦理等争议性技术的公众接受度与研发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当科技传播受限时，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可能存在信息隔离，缺乏有效的协同与合作，进而诱发“创新孤岛”效应。

可见，仅凭科创硬实力指标难以支撑“科技向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须构建更全面的评估体系。为此，我们在2024年承担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综合评价研究”项目，目标是制定出一个适应科学传播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的综合框架，刻画城市创新生态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包容性。

《中国科学报》：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是如何构建的？

徐剑：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科技传播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1.0阶段是“传统科学普及”，主要表现为科学家单向分享知识；2.0阶段是“公众理解科学”，鼓励公众理解科学思维、增强理性认知；3.0阶段则是“公众参与科学”，强调公众能参与科学议题与决策，科学家角色从“权威构建者”转变为“对话参与者”。

基于3.0阶段特点，我们首先强调将参与科技传播活动的不同主体纳入评估体系。同时，考虑到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能够准确反映科技传播“软实力”的评估体系，必须确保这些指标具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基于此，我们构建了一套三维度评估框架，由科学科创界的科技传播力、有组织（政府、媒体）的科技传播力、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力共同构成“三重维度”，同时网络连通性供给的科技传播力则作为数字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支撑维度，形成“四位一体”的评估范式。前3个一级指标下设3个二级指标，第4个指标下设2个二级指标，共11个二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估。

徐剑：从《指数》标题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重点不是排名，而是构建一个评估体系，能够直观展现每个城市的长板和短板，从而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参考。因此，我们需要选择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城市。我们综合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国际化程度等指标以及地域平衡，最终在全球六大洲的100多个城市中筛选出40个国际都市。

《中国科学报》：每个城市最后都有一个代表科技传播综合水平的总分，打分机制是什么样的？

徐剑：我们尝试了4种常用打分方法，考虑到简化整体计算流程、避免因主观判断而导致的权重分配不合理等因素，最后选择了等权赋权法，也就是11个二级指标在评价体系中具有同等重要性。

细化到每一个二级指标来看，我们设定了具有全球可比性的计算方法。如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指标，主要参考了四大权威全球高校榜单中均榜上有名的高校主办或承办科技传播相关学术会议或活动的情况，进行量化打分。

计算总分时，将第一名设置为100分，其他城市指标按照相应比例进行调整。

《中国科学报》：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和科技“硬实力”的表现是否一致？

徐剑：除了个别城市，最终的排名基本水平一致。纽约、伦敦、波士顿、旧金山和东京位列前五；上海、北京紧随其后，位列第6、第7；开罗、内罗毕、约翰内斯堡这3个非洲城市则居于末三位。

整体来看，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总体呈现“头部集聚-区域分化-梯度发展”的特征，前 20 名城市与后 20 名城市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等关键指标上存在显著差距。

《中国科学报》：能具体谈谈一些表现突出的城市吗？

徐剑：以纽约为例，在多个维度上都遥遥领先。首先，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大量的人才和资本在纽约集聚，产学研深度融合，从而孕育出良好的科创大环境。其次，纽约州政府积极推动当地科学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商业化，并大力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性能，改善居民工作和居住环境。最后，当地媒体《纽约时报》十分注重科技报道，在过去半年内发布有关热门科技关键词的条目数达 2339条，同时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合作推出了AI（人工智能）新闻推荐系统。

其他排名靠前的城市也各具优势。伦敦拥有高密度的科学传播平台，如各种专业学术期刊、科学博物馆等，有效实现了科研资源向社会大众的转化与普及。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内，波士顿拥有密集的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这带动了当地创新生态的繁荣，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传播模式。东京则以全球创新指数（GII）连续5年登顶的绝对优势，在科技创新活力声誉方面遥遥领先。

《中国科学报》：国内城市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

徐剑：本次参与评估的40个城市中，国内共有7个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香港、台北、深圳、杭州、广州。从科技传播能力来说，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上海、北京和香港。

上海在公众线下参与程度、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科学家传播影响力等维度表现尤为突出。北京在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排名中位列第2，展现了其在顶尖科学家的综合传播力和影响力、城市整体科技创新生态活力的传播声量方面的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维度之间也可以互相促进。如近5年来，上海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发文量占全国总量的29.2%，体现了其在前沿科技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而这些成果也借助于上海科技节等各种科技传播活动，向公众进行广泛展示和普及，这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科技传播水平和城市形象。

但必须强调的是，本次调研的结果无法反推具体是哪些举措促成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在科技传播方面影响力的提升，这仍需科技传播等领域的学者对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科学报》：我国的城市在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方面得分普遍很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徐剑：坦诚地说，尽管国内城市在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这一指标上排名较靠后，但这未必真实反映了客观情况。

事实上，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用于描述公众科学素养的量表。我们反复考虑后，选用了市民受教育程度进行替代，但显然两者不能画等号。科学素养涵盖了科学思维、方法、态度以及应用能力等多个方面，仅凭受教育程度，难以全面、精准衡量城市中公众真实的科学素养状况。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指数》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围绕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团队后续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徐剑：《指数》提供了一个全球横向比较的框架，从结果来说，我们更关注每个城市的“长板”。我们期待《指数》可以给国内的城市管理者提供一些启发，促进城市科技“硬实力”的发展。此次公布的《指数》是“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综合评价研究”项目的初步结果，后续我们将与全球同行合作，进一步优化指标体系，并探讨公众科学素养水平量表的设计。从城市数量来说，后续也会进行扩容，初步计划增加至60个，评估结果预计在2027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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