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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本刊记者 王红茹 宋杰 牛朝阁
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打造一批新产业新赛道。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如同“实验室”与“生产线”,只有紧密协同才能释放最大价值。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是我国科技成果的“富矿”,其科技成果转化更是成为连接科研与产业的重要桥梁。
当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斐然,但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目标,仍需突破关键卡点和堵点。
工程师在训练人形机器人采集信息
“这台设备的探头就像‘声波雷达’,能精准定位肌瘤并‘隔空消融’。”6月5日,上海桂林科技园一间实验室里,中惠医疗CEO朱威桢指着一台银灰色仪器向本刊记者演示。
机器屏幕上,模拟的人体组织图像正随着探头移动实时更新——这台刚获国内首张相控聚焦超声治疗系统注册证的设备,正是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技术转化的“硕果”。
“2015年我们握住上海交大递来的‘接力棒’时,聚焦超声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朱威桢介绍说。
作为我国该领域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陈亚珠院士团队的相控阵列聚焦超声控制技术,经由上海交大和中惠医疗联合实验室深度开发,在2017年孕育出首台原型样机。真正的打磨始于2018年末——设备进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在临床上验证了无创治疗子宫肌瘤及实体肿瘤的效能。
2024年夏天,中国首张三类“相控阵列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注册证终获批复。厚达数百页的项目档案,清晰记录着上海市科委专项研发资金、经信委临床转化支撑政策的协同护航,勾勒出“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目前,十几台设备已在顶尖三甲医院及长三角多家医疗机构投入临床应用。无创治疗的临床价值正转化为切实的诊疗力量。
三类相控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是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将其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为进一步强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近几年,聚焦一直以来掣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难题,教育主管部门、相关高校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探索。
2021年9月,教育部、科技部启动首批20所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试点工作。2024年9月,教育部、江苏省共建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范式。
一系列改革探索加速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在1月15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历史上首次完成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134.9万件存量专利盘点。2024年全年专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达到61.3万次,同比增长29.9%,其中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次数达7.6万次,同比增长39.1%。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创新驱动国内大循环,而高校的原始创新尤为重要,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动力,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
科技成果转化率亟待新突破
当前,我国高校在多个科技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重大跨越。但记者采访发现,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存短板亟待突破。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高校科技成果仍面临转化率偏低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高校科研成果大多属于基础性原创研究,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应用的转化链条较长,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这类创新成果最终能被市场接受并实现商业化的比例确实有限。”
如何科学评估一座城市、一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近期举行的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50人论坛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分享了北京的探索:“我们将校企合作研发过程中共同申请的专利纳入科技成果转化统计范畴。基于这一标准测算,目前北京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8%。”
张耀天进一步分析:“这一数据与欧美发达国家40%~50%的平均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但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两个关键问题:是不是将成果转化率的分母做得过大了,以及高校的学术价值和社会的经济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从而影响了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计算。”
对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原因,穆荣平直指问题症结:“高校教师考核机制过度侧重论文发表数量,即便是专利评价也主要看数量而不是质量。在这种量化导向的考核体系下,教师自然倾向于追求数量指标,而许多职称评定和荣誉奖励都与这些量化指标直接挂钩。”
赵忠秀表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很大程度上源于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在现有的考核机制中,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申请量仍是核心指标,特别是在职称评审时,一篇发表于顶级期刊的学术论文,其评价权重往往远高于一项成功实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成果。这种价值导向无形中引导科研人员更加注重学术价值的提升,相对弱化了研究成果的市场转化可行性。”
如何把论文和专利证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让高校的“创新种子”真正在产业土壤中生根发芽?
“评价指挥棒要转向。”穆荣平说,当前高校科研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的“重论文轻转化”倾向。“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建立‘创新质量’导向的评价体系,建议高校试点将成果转化效益纳入职称评审。”穆荣平说。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企业和产业的问题也很关键。赵忠秀对记者分析,一方面,许多企业追求“短平快”,不愿投入长期研发,对高校的前沿技术兴趣不足,怕风险、怕烧钱;另一方面,部分产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研究脱节——高校的成果可能太超前或太理论,企业用不上,而企业急需的实用技术,高校又未必能提供。
“此外,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对接高校资金和人才的能力,一些大企业则更依赖国外成熟技术,对本土成果信任度低。再加上技术中介服务不完善,供需双方‘互相找不到’,最终导致大量成果锁在论文里,变不成产品。”赵忠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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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探索试解成果转化堵点
记者采访发现,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企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研究方向存在一定“信息差”。
“在推进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校企合作的核心在于收益分配机制。现实中,部分企业在获取技术后,没有履行与高校的收益共享承诺。”穆荣平说。
关于校企合作收益分配问题,2023年科技部启动“赋权改革试点”,允许40家高校自主处置科技成果所有权。2024年以来,多省市陆续出台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行动计划。
比如,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瞄准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和难点,实施6项行动、18项任务,从科技成果“三权下放”到“赋权改革”,助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条条大路通市场。
《行动方案》指出,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卫生机构等科研事业单位建立技术托管平台,建立科技成果所有权、运营权与收益权分割管理的运营模式。
“各地出台的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扩大科研人员成果所有权、提高转化收益分成比例、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等,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成果转化中的关键痛点,为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穆荣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