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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今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成为全球性议题。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4年11月发布的《第 6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96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随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实施落地，针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违法信息的治理已经初成体系并取得实质成效。随着网络生态的快速变化，在违法信息之外，也出现了形式多样、表现各异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因其高度动态性、模糊性和隐蔽性，日益成为治理难点。国家网信办近期发布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分类办法》”)，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完善治理机制推出的重要举措。

“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内容，从诱导危险模仿、宣扬畸形价值观，到滥用儿童形象、刺激非理性消费，其边界模糊、类型庞杂，现有的相关规定中亦尚未系统性地明确分类与操作标准，在监管部门展开的“清朗”行动等专项执法中曾经展开多轮识别和打击，实践中，通常由各网络平台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和指令自行建立治理标准和机制，针对各种新型风险采取保护未成年人的措施。

这类信息的危害在于其累积性与潜移默化性，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价值观、行为导向以及权益保护都可能产生长期影响。针对这类信息的治理过程中，因缺乏清晰指引，网络平台在内容审核中常陷入“该不该管、如何管”的困境。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的家长也难以对于层出不穷的不良信息进行及时了解、识别与干预，导致未成年人容易暴露于缺乏警示、提示和引导的信息海洋。因此，《分类办法》的出台成为补足监管体系、统一治理标尺的关键一步，通过建立统一分类标准，既为平台内容审核提供操作指引，也为家长、学校等主体提供识别依据，从源头遏制不良信息渗透和传播。

《分类办法》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内容分为五个类别，分别是“可能引发或者诱导未成年人模仿或实施不良行为的信息”、“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不当披露和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信息”。从所涉风险层次看，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可能导致高风险的人身财产安全威胁的情况，此类信息可能直接诱导未成年人遭遇生理和心理伤害，甚至可能引发违法犯罪行为，风险等级比较高。比如，涉及性诱导与侵害风险的信息，不仅过早刺激未成年人性意识，更易成为性诱骗、隔空猥亵的“诱饵”，为侵害者制造可乘之机；诱导危险行为的信息，包括展示不安全驾驶、高空冒险、危险区域探索等内容，容易激发青少年好奇心与模仿欲，导致意外伤害甚至死亡；宣扬吸烟饮酒、不良饮食等的信息则可能直接损害身体健康。此外还有诱导暴力与犯罪的信息，渲染校园霸凌、作弊欺诈、网络暴力，不仅传授不良行为模式，更可能诱发实际违法犯罪。

对此类高风险信息，目前平台实践中也作为重点防控对象展开治理。例如，公开资料显示，抖音对此类信息展开高强度打击，严厉打击展示未成年人裸露、色情及性行为的内容，严禁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低俗话术、图片或视频，严禁通过勒索、胁迫、诱骗等手段获取未成年人的裸露图片，对未成年实施“隔空猥亵”等各类行为。平台将通过举报、巡查发现的涉嫌犯罪线索上报公安机关并配合调查，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启动刑事程序。

第二种是可能对未成年人形成不良价值导向的情况，此类信息通过隐蔽方式传递扭曲观念，包括宣扬拜金主义、美化校园暴力、鼓吹“读书无用论”等，如宣扬畸形审美、诱导盲目追星等。例如通过展示奢侈品消费场景，误导未成年人形成“物质至上”观念；某些动漫作品将校园霸凌包装成“个性张扬”，弱化行为危害性。此类信息的危害在于侵蚀未成年人道德认知基础，对于价值观形成累积性的不良影响，可能引发校园欺凌、厌学等社会问题。

第三种是通过不当利用未成年人形象、个人信息从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此类信息以商业利益为驱动，滥用未成年人形象、隐私等权益。典型表现包括利用未成年人摆拍演绎低俗剧情、通过“网红儿童”账号不当牟利、恶意炒作未成年人负面事件等。此类行为不仅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还可能导致其过早暴露于网络舆论压力下，影响其正常心理发育，也会对网络生态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网红儿童”等比较前沿的问题，平台也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打击和治理实践。例如，抖音平台采取措施重点打击不当利用未成年人形象牟利的行为，禁止以编造“商业剧本”、摆拍虚假争议内容的形式打造“网红儿童”账号，严禁利用未成年人形象摆出不雅姿势、性暗示动作等吸引流量、利用未成年人形象不当牟利的行为，并对违规账号进行清理违规增长粉丝、限制商业变现功能、封禁账号等不同梯度的处罚。

随着《分类办法》的生效和落地，统一的分类标准将为平台内容审核提供相对明确的指引。但由于网络生态中信息内容呈现高度动态性，新型不良信息层出不穷，实践中的认定难点将长期存在，例如从技术上看，平台开发的技术模型对“性暗示动作”“畸形审美”等模糊信息的识别准确率有其限度，难以完全覆盖《分类办法》中“其他可能引发不良行为”等兜底条款，需要在实践中通过探索持续完善，也需要给平台的创新举措留出容错空间。

长远来看，监管部门可以持续强化分类标准解读与执法监督，为平台提供样本库和动态更新的标准和指令。家长应主动运用《分类办法》明确的“显著提示”标识，引导孩子甄别不良信息。学校可结合《分类办法》列举的“代写代抄”“校园霸凌”等案例开展专题教育。社会各界则需共同监督“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等行为，形成治理合力。期待各方形成合力，为未成年人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作者：刘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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