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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题记：2025年6月29日，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72期在承泽园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增长下的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王敏的主题演讲整理。

当前，内需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重要问题。

GDP有不同的核算方法。如果按支出法核算，GDP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在2001-2024这20多年间，上述三项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1.8%、46.7%和1.6%。考虑疫情后的2023-2024年，三者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则分别为63.25%、27.45%和14.7%（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2024年其贡献率高达30%，属特殊情况，不宜直接拿来对比）。基于以上消费和投资贡献率数据比较可以发现，我国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得尤为重要。

理论上，今天的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长期增长主要由投资和技术进步驱动。然而在短期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既定的前提下，如果实际GDP增速小于其潜在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变得尤为关键。根据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9.1%，显著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投资驱动减弱的背景下，过低的居民消费率使得消费难以接替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进而导致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为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全球视角下的居民消费率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处于全球极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2023年，全球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均值为56.6%，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2%，中国则仅为39.1%。在该数据库的全球149个经济体中，中国居民消费率排名倒数第10。在人口800万以上的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倒数第1，显著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水平。

基于上述149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和居民消费率的关系可以看到，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率之间总体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收入水平较低阶段，居民消费以生活必需品为主，消费后剩余收入有限，消费率高，储蓄率通常较低；随着收入（或人均GDP）提高，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率逐步下降，储蓄率则逐步上升。

以上是基于跨国截面数据的比较。为进一步纵向比较历史变化趋势，我们选择韩国进行比较分析。从全球来看，中韩两国在经济发展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消费习惯和储蓄倾向高度可比；都是在二战后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方面，两国均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产业结构演变、贸易依赖与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相似性。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与韩国居民消费率的历史变化路径做个比较。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的中国人均GDP水平与1965年的韩国人均GDP相当。如果分别以1965和1980为起点，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增长，韩国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均呈现出先下降、后止跌回升或企稳的时间变化趋势。1965年以来，韩国居民消费率连续下降了近20年，但在1988年降至48.9%的水平后，则开始回升并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1988年韩国的人均GDP约为1.2万购买力平价国际美元（2011年固定价格）。中国居民消费率则在经历了近30年的下降后，在2010年降至34%的历史低点，之后开始缓慢上升至2023年的39.1%。以购买力评价计算的2010年中国人均GDP跟1988年的韩国基本相当。虽然中韩两国居民消费率时间变化趋势类似，但中国居民消费率系统性低于韩国。但从两国的比较来看，中国未来的居民消费率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缓慢上升或稳定变化的趋势。

决定居民消费率的宏观因素

居民收入占比不是解释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关键变量

有观点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比过低。GDP的核算方法包括支出法和收入法。若采用收入法核算，一个国家的GDP可划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4部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2024年全球劳动者报酬GDP占比为52.3%。其中，低收入经济体、中下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GDP占比分别为39.1%、50.4%、49.9%和55.4%。2004-2024年，中国劳动者报酬的GDP占比基本保持稳定，波动范围在50.3%—52%之间。由此可见，从全球来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并不低。

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国内可支配总收入由居民、企业和政府3大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构成。考虑二次分配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新冠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分别为87%、69%、70%和64%。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7.4%。这一占比略低于美国，但与欧洲、日本、韩国相差无几。因此，中国居民收入的占比并不低。显然，居民收入占比并非是导致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关键变量。

决定居民消费率的宏观因素一：资本投资回报率

在探讨消费与储蓄时，我们常采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考虑一个封闭经济体，消费者每年需要将总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两者分别对应收入法核算的GDP和支出法核算的GDP，且恒相等。

今天的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因此影响消费与投资（未来消费）分配的核心因素是二者的相对价格，即资本投资回报率。如果资本投资回报率高，就意味着未来的消费品价格相对较低，经济主体则倾向于减少当期消费，增加投资和未来消费；反之，如果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个体则倾向于增加当期消费，宏观消费率也会随之上升。例如，当房价高速增长、购房投资回报率较高时，人们更愿意购房而非增加当期消费。需要说明的是，在统计上购房属于投资而非消费。

我们利用 Penn World Table 数据展示了中国和韩国的历史资本投资回报率。该数据库计算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是是经济体每年资本收入占资本存量的比重。

中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变动大致呈现四个阶段：1980-1995年是回报率上升期；1996-2003年是回报率下降期；2004-2007年是回报率上升期；2008-2019年是回报率下降期。这四个阶段的演变与其所处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资本投资回报率上升阶段，居民消费率通常呈现下降态势。反之亦然。韩国也有类似规律，其资本投资回报率在1965-1987年存在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1988年后则进入下降通道，而其居民消费率也在1988年之前整体呈下降趋势、之后则止跌回升。这些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宏观变量。

此外，我们从中国和韩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历史趋势可获得两点启示：

第一，韩国与中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资本存量低，且容易通过模仿与引进实现技术快速进步，资本边际回报率呈上升趋势。但是，随着资本的持续积累以及技术学习效应的逐渐减弱，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由升转降，并最终趋于一个由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稳定水平。

第二，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系统性低于韩国。这实质上反映了中国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国有资产占比较高有关。国有企业经营不完全以追求利润和资本投资回报率为导向，还要考虑社会民生等问题。

决定居民消费率的宏观因素二：收入分配结构

若在新古典框架下引入个体异质性模型，即消费者存在个体差异，则收入分配将成为影响宏观居民消费率的另一重要变量。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样本中收入五分位组（从低到高）的家庭消费率分别是238%、109%、87%、72%、53%，可以看出收入最低的两组，入不敷出。城镇样本中，收入五分位组（从低到高）的家庭消费率分别是100%、76%、69%、66%和56%，收入最低一组收支基本平衡。

由此数据可以判断，在人均GDP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结构会显著影响宏观消费率。收入越高的居民，其消费率越低。若在边际上将1元钱从高收入群体转移至低收入群体，这笔资金很可能从原来的投资转变为消费支出。因此，收入分配越平均的经济体，其整体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高。

根据联合国数据，1981至2023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经济体收入差距的指标）呈现如下变化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受益于农村改革，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其后总体呈上升态势；而2010年左右成为拐点，转而开始下行，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的拐点与居民消费率拐点基本同步。

基于以上讨论，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宏观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资本投资回报率，二是收入分配结构。但在这两个宏观因素背后还有两个体制性因素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

影响居民消费率的体制性因素

影响居民消费率的第一个体制性因素是税制结构。倘若将政府的税收，比如消费税、投资税、劳动所得税等因素考虑其中，资本回报率会受到税制结构的显著影响。简言之，在一个经济体中，消费税越高、资本税与投资交易税越低，则资本相对回报率越高。此外，高收入家庭以资本性收入为主，低收入群体则依赖工资性收入。工资所得税高、资本所得税低的税制结构会加剧收入差距，进而降低宏观消费率。

根据202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税务年鉴》，从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的税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广义消费税。中国的名义消费税税率并不高，主要针对高档商品征收。增值税是广义消费税中占比最大的一块。在谈及消费税时，大家更多强调的是流转税或间接税。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商品征税，无论是对消费者征收（称为消费税），还是对企业征收（称为增值税），在税收本质上并无差别，两者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也是相同的。

根据2023年的数据，我国商品流转环节征收的各类间接税，主要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进口消费品消费税、出口业务退增值税（负项）、出口消费品退消费税（负项）、车辆购置税、关税、烟叶税共9.32万亿元，约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51.5%。国内增值税为最大税源，占我国总税收的38.3%。

第二类是投资交易税。2023年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三项合计1.5万亿元，占总税收的8.3%。

第三类是工资收入所得税。2023年个人所得税1.48万亿元（劳动所得、资本所得、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占总税收的8.2%。我国个税结构较为特殊，基本上以劳动所得税（即工资所得税）为主，占比高达66%。据此推算，2023年，工资收入所得税约占全国总税收的5.4%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群体主要依赖资本所得，但其在个税中的占比却非常低。

第四类是资本收入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的资本所得部分（含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这两者合计约占税收总额的25%。其中，企业所得税为4.11万亿元，占比22.7%。

基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税制结构呈现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对商品征收的广义消费税占比偏高，使得税收结构高度依赖间接税。二是个人所得税整体占比偏低，而在个税内部构成中，对劳动工资所得的征税占比过高，对资本所得征税占比偏低。

相比之下，2022年，韩国、美国以及OECD国家的广义消费税占总税收（不含社保缴纳）的比重分别是30.7%、20.8%、41.9%，均显著低于中国的51.5%。2022年，韩国、美国以及OECD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不含社保缴纳）的比重分别为27.7%、56%和33%，则远高于中国的8.2%。

综上讨论，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在宏观层面对居民消费率产生了以下四方面的不利影响：

第一，对商品消费环节征税重，抬高消费成本，抑制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二，对投资和资本所得征税轻，强化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储蓄和再投资的动机。

第三，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高，对消费课税重而对资本征税轻的税制特征导致低收入人群相对税负较高，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

第四，个人所得税整体占比较低，且在个税结构中，劳动所得负担偏高，对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性收入调节不足。因此，收入再分配功能客观上较为弱化。

影响居民消费率的第二个体制性因素是地方政府投资偏好。地方政府的政绩需经上级考核。尽管多年来考核标准已做出诸多调整，更多向民生、扶贫、环保等领域倾斜，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仍是当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包括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方面。

进行地方GDP核算时，主要使用生产法而非支出法。这意味着地方主政官员若想提升GDP，只能倚重扩大生产和投资。生产法核算GDP的方式很难将居民消费有效纳入其中。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收入严重依赖企业生产。2023年，企业端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占地方税收的40.7%和17.2%。

上述因素叠加，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偏好企业投资和生产，对增加辖区内居民消费缺乏激励。尽管中央已对地方招商引资制定了诸多规范，但时至今日，仍存在大量地方隐性补贴。这既强化了企业投资偏好，在宏观层面也容易引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

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扩大生产和增加投资无疑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过去针对地方政府设置的考核机制和税制安排，在当时是契合发展需要的，客观上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改变发展思路。现阶段，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若认同这一新的发展观念，应从过去重生产和投资，转向一定程度上强调消费的拉动作用，税制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都应做出相应调整。

基于以上讨论，持续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政策设计应满足两个核心功能目标。一是有效调整消费与投资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二是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或减轻其消费负担。

第一，调整税制。我国税制中的广义消费税偏高。近年来，家电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客观上降低广义消费税率，产生一定效果，但作用相对有限。这类对耐用消费品的补贴更多体现为“平滑消费”，即本来就有购买需求，因为补贴而提前购买。鉴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降低其消费负担应是重点。目前我国现行税制已包含相关考量，比如增值税设置不同档位，民生相关商品的增值税率较低，约为9%左右。但这方面仍有进一步降税的空间。例如，多数发达国家对基本生活消费品普遍实行低税率或免税政策，并辅以税收抵扣、转移支付、消费券等手段，以降低居民日常生活成本、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因此，若要进一步降低居民消费负担，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重点减轻低收入人群消费占比较高的消费品的税率，例如基本生活用品、食品类商品、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等。

我国个人所得税名义税率并不低，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然而，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却偏低。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税制覆盖范围或征收监管层面。尽管名义税率较高，但对资本所得部分的实际覆盖范围有限。

总体而言，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短期内难以推进，甚至在中期内也难以实现。但从长远看，税制调整应从侧重投资和生产，逐步转向鼓励消费，这是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继续推进低收入人群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与可及性建设。建议在财政有限的条件下，聚焦农村低收入群体保障提升，发挥其高边际消费倾向，兼顾民生改善与消费增长。

第三，进一步弱化地方政府以生产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增加对居民消费和收入增长的激励。现有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偏重投资和生产，未来应增加对居民消费的考核指标，可重点考核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目前虽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但权重远低于生产指标，应大幅度增加这项考核的权重。

第四，逐步取消以行政手段限制居民消费的政策。当前在汽车、住房等领域的行政性限购措施仍有优化空间。这些措施本身虽然力求公平，但也可能引发僵尸车牌、私下转让等问题。“汽车摇号”政策最初旨在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但该政策本质上是对汽车“拥有权”的限制。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新加坡、伦敦等城市的经验出发，最优的交通拥堵治理工具是针对“使用行为”的价格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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