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洪小棠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刘明达，受访者供图

站在位于深圳福田区深科技城的新办公室窗前，刘明达望向窗外。那里有一条狭长的景观河，穿过繁华的都市腹地，最终汇入茫茫大海。对于刘明达而言，这个景观不仅是风水上的“聚气”，更像是一种隐喻：资本如水，流向何处往往不由人的意志转移，唯有顺势而为，方能入海。

如果我们以二十五年为一个刻度，将时钟拨回至2000年，那是千禧年的曙光，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草莽与希望并存的混沌初开。那一年，互联网泡沫在大洋彼岸破裂，而中国正站在WTO的门口，蓄势待发。

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洪流中，有人在浪潮之巅高歌，旋即被“拍死”在沙滩上；有人在谷底绝望，却不知黎明将至。作为中国阳光私募的第一批从业人员，刘明达是这漫长周期的亲历者。他穿越了A股市场的数轮牛熊，从最初的“傻瓜组合”到如今重仓硬科技，他始终试图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寻找那难以捕捉的“必然性”。

他不是聚光灯下最喧嚣的演说家，却是这个市场最长情的陪伴者之一。当我们试图通过一个人来管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二十五年变迁时，刘明达或许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样本：关于财富的积累与焦虑、认知的迭代与局限，以及个人命运如何在大国周期中沉浮。

私募阳光化

回望1996年，中国股市尚处于“庄股横行”的草莽时代。那时候的投资逻辑简单而粗暴，内幕消息和坐庄是市场的显性规则。

然而，年轻的刘明达在投资上却显得“与众不同”。彼时，并非金融科班出身的刘明达，凭着一种朴素的商业直觉，重仓买入了股票“深科技”（深圳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的理由简单到令人咋舌，不是K线图，不是小道消息，而是他觉得科技是未来的方向，哪怕当时的“科技”成色与如今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笔投资，让他在那个普通人工资仅有几百元的年代，赚取了一桶金。但回过头看，刘明达并不避讳当时的“运气”成分。他坦承，那个阶段的自己与其说是“先知”，不如说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者”。

让刘明达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时刻上留下一笔的，是他在2005年的抉择。

那一年，上证指数跌穿1000点，股票市场哀鸿遍野，“推倒重来论”甚嚣尘上。在市场极度悲观之时，股权分置改革启动，意味着全流通时代即将到来。

在那个私募基金行业尚处于灰色地带的年代，大多数操盘手还习惯于代客理财的“地下”模式，风险极高且缺乏法律保障。

刘明达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与深国投合作，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一批信托制证券投资产品。尽管这个模式在之后较为普遍，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创新，需要通过法律专家论证“信托法”的适用性。

“我告诉自己，最好永远不要跟别人打官司。”刘明达谈到他为什么要做阳光私募，在回忆起早年因几万元纠纷起诉他人的经历时坦言。

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他需要合法性，一个可以站在阳光下管理资产的架构，这既是出于对安全的考量，也是对行业正规化的某种试探。阳光私募，这种透明和规范化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刘明达、赵丹阳等人的“拓荒”之下，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中展开画卷。

一定意义上，投身于阳光私募，是刘明达对“价值投资”的信念。2005年，他推出了 “傻瓜投资组合”，选取贵州茅台、苏宁易购、云南白药等行业龙头。这一策略在当时被视为对市场的抄底，也确立了他的风格。然而，这种风格在随后的岁月里并非一帆风顺。当年的许多“私募一哥”早已身陷囹圄或销声匿迹，刘明达“活”了下来，但也曾在随后的市场疯狂中显得保守。

笃定时代红利

如果说2005年的成功源于勇气和时运，那么随后的十年，刘明达的投资逻辑开始转向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押注”。

他意识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早期的野蛮生长后，必然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各行各业的集中度将大幅提升，资源和利润将向头部企业聚集。

基于此，他提出了以“蓝筹”和“寡头”为核心的策略。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贵州茅台成为他投资组合中的关键基石之一。在2016年左右，当茅台股价在200元/股徘徊，市场充斥着“反腐影响消费”“年轻人不喝白酒”的质疑声时，刘明达却坚定地在银行渠道路演，告诉那些将信将疑的理财经理：“不要讲复杂的财务模型，你就想一想，春节回家给岳父拜年，带上一瓶茅台是什么感觉？这是中国的人情社会，是文化符号，不可替代。”

他认为茅台背后有“必然性”：随着财富积累，社交货币的属性只会增强；随着年龄增长，人对高度酒的需求是生理性的“刺激”。这种对人性和文化的洞察，远比枯燥的财务报表来得深刻。

不仅仅是茅台，从长江电力到拥有垄断地位的调味品龙头，刘明达的投资清单里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在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寻找那些现金流充沛、竞争格局清晰、具有垄断优势的“寡头”。

他简单算了一笔账：“如果未来十年要取得15%的复利，这些公司一定是在前十名。虽然大家现在想一年赚50%，但凭什么？你要做的是拥抱那些能提供稳定复利的资产。”

这种策略并非没有争议。比如，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中，当市场为互联网+疯狂时，坚守传统蓝筹的刘明达一度显得“格格不入”，错失了不少新兴产业爆发的机会。他曾在腾讯上市早期就接触过马化腾团队，但最终因为“看不懂”或觉得估值过高而早早卖出腾讯股票，错失了后来数百倍的涨幅。

“你每天都在用微信，却没赚到腾讯的钱，这说明你并不牛。”刘明达在复盘时这样自嘲，以及揶揄那些科技投资者。

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某种遗憾，每个价值投资者在面对时代剧变时都可能遭遇的认知局限。他并非全知全能，在某些领域，他也只是一个看着机会溜走的旁观者。

逻辑变了

进入新的十年，当全市场都在追捧“茅指数”和核心资产时，刘明达的投资风格却发生了一种近乎激进的转向。对于一个以消费股成名的老牌稳健派来说，这种跨度大得惊人，甚至让熟悉他的人感到一丝违和。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享受了消费升级和城镇化的红利。但下一个周期，逻辑变了。”在最近的一次深度交流中，刘明达毫不掩饰他对未来新的判断。

他的会议室里，“消费永恒”写在玻璃白板上。不过，现在他开始更多谈论“鸿蒙”、谈论“量子计算”、谈论“比特币”。

刘明达判断，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国家安全和科技自主可控成为了最大的“必然性”。在他看来，投消费，是因为相信中国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现在投硬科技，是因为相信这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必须在量子计算上不输给对手。

“如果国家失败了，那投资赚再多钱也没有意义。”刘明达说。

他并非盲目追热点。他在一级市场的布局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从早年投资深科技，到后来作为天使投资人支持一些看似“必死”的硬科技项目。

这种转变并非没有风险。在一级市场的布局上，刘明达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尝试，但也交过昂贵的学费。

他回忆起早期的一些天使投资项目，“几千万元投进去，几个月就烧光了，连个响声都听不到”。这种惨痛的经历让他对科技投资的残酷性有着切肤之痛，但也让他积累了产业人脉。在公开的研报之外，他的信息网络还包括与顶尖科学家、核心技术人员的深度交流。

同时，他对传统互联网巨头保持着警惕。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平台型企业的价值观问题，认为靠挤压商家利润、缺乏硬核技术创新的模式难以长久。他甚至预言，在新的科技浪潮面前，如果不能拥抱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即便是现在的AI算力霸主也可能面临被降维打击的风险。

这种看似激进的观点，实则是他对时代红利转移的深刻焦虑与应对：旧的船票登不上新的客船。

透明公益

在资本市场搏杀二十五年，见惯了金钱的来去和人性的贪婪，刘明达如何保持内心的平衡？答案或许在他的另一个身份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终身会员、监事，以及新任命的会长——协会的会员们共同投票选中了他。

2009年，刘明达就开始投身环保公益，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他支持的项目包括了从治理沙尘暴到保护红树林。

他希望公益项目也要有可持续性，他也在着力推动公益组织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做投资，你是为了赚钱；做公益，你是为了花钱。但这两者在底层逻辑上是通的，都需要可持续，都需要解决社会痛点。”刘明达说，公益让他从残酷的博弈中抽离出来，去思考财富的终极意义，这也会给他的投资带来新的启发。

私下里，刘明达的生活极其简单。他常年乘坐地铁出行，坚持晨跑健身，在物质消费上，他也总是会用“价值”来衡量。在与笔者的交流中，他甚至穿着运动服，他说今天没洗头就来了，“没必要每天洗，这样可以省水。”说完，他哈哈大笑。

“真正的富足，不是你拥有多少个亿，而是你拥有多少自由。”他感叹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公益也成了他对抗市场焦虑的解药。他的内心有一个比K线图更大的世界。

共振与回响

回望这四分之一世纪，刘明达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他事业的起步，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的制造业崛起和出口红利；事业的上升，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和居民财富的爆发；事业的转型，则呼应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换挡。

他曾是那个在深国投大厦里，为了发行第一只阳光私募产品而奔走呼号的年轻人；也曾是那个在巴菲特办公室里，聆听教诲的朝圣者；如今，在投资人之外，他有了新的身份，试图在变局中寻找新的锚点。

谈及对未来的展望，刘明达保持着一种审慎的姿态。他承认经济面临挑战，承认普通人赚钱变难了，但他依然相信中国庞大的市场韧性和科技突破的潜力。

“未来十年，平庸的基金经理会消失，平庸的企业会消亡。但伟大的公司会更伟大，专业的投资人会更有价值。”

对于年轻一代的投资人，他的建议朴实而残酷：“要用十年的维度去看待一个公司。不要想赚快钱，因为在这个存量博弈的时代，投机者的坟头草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