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透社 | 万捷 图 | 微摄

2026年2月下旬，苏州银行一场突如其来的独董候选人“临阵变卦”，引发资本市场广泛关注。距离3月2日临时股东会召开仅剩4天，拟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王一突然以“个人原因”宣布放弃任职，苏州银行紧急撤销相关提案，导致新一届董事会独董比例暂低于监管要求。这场看似偶然的人事变动，不仅打破了该行董事会换届的既定节奏，更折射出上市城商行在公司治理、独董遴选、合规管理等方面的深层问题。作为苏州地区唯一法人上市城商行，苏州银行的这场“独董风波”，既是个案，也为整个上市城商行群体敲响了警钟。本文将全面梳理事件脉络、剖析背后成因，结合官方披露信息与行业实践展开深度评论，并提炼风波对上市城商行的重要启示。

风波全貌：临阵变卦的独董，仓促调整的提案

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始于一场流程规范却结局意外的独董提名。梳理官方公告与披露信息，整个事件的时间线清晰且充满戏剧性，每一个节点都凸显出“仓促”与“意外”的特点，也展现了该行应对突发情况的合规意识与应急能力。

2月9日，苏州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提名王一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当日，王一签署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明确表示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符合独立性要求及《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相关声明与承诺同步对外公告，整个提名流程符合监管规定与公司章程要求。

然而，仅仅17天后，一场春节假期的间隔，事情发生反转。2月26日晚间，苏州银行突然发布公告，称当日收到王一的《告知函》，其因“个人原因”，拟不再出任该行独立董事。此时，距离苏州银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召开仅剩4天，王一的退出让原本既定的独董选举提案陷入被动。

面对突发情况，苏州银行迅速响应，于当日晚间同步公告，紧急撤销拟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王一独董提名相关子议案，并明确表示，本次取消提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规、透明。

风波并未就此结束。王一的退出直接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原本提名5名独立董事，取消王一的提名后，新一届董事会独董人数缩减至4人，而苏州银行第六届董事会架构为15人（4名执行董事、5名股东董事、1名职工董事、5名独立董事），独董占比将低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的要求。对此，苏州银行在公告中明确表态，将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在新任独董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批复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将继续履行相应职责，确保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出现治理真空。

公开资料显示，王一现年59岁，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上海欧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创合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履历丰富，曾先后任职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机构，具备深厚的金融监管与资本市场从业经验。这样一位资质完备的候选人，为何在提名后短期内突然退出，其口中的“个人原因”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考量，外界不得而知。有分析人士猜测，王一的工作履历多集中在上海，而苏州银行现任董事长崔庆军在空降苏州之前，曾担任上海银行副行长，二者或许存在一定的行业交集，但独董的核心价值在于独立性，与大股东提名的董事长保持合理距离，才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深度剖析：风波背后的多重诱因与治理隐忧

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表面上是独董候选人个人原因导致的临时变动，实则折射出上市城商行在董事会换届、独董遴选、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多重问题，既有个案的偶然性，也有行业共性的必然性，需要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

候选人遴选：沟通衔接不足，风险预判缺失

独董候选人的“临阵变卦”，首要暴露的是苏州银行在独董遴选流程中的沟通衔接与风险预判不足。根据A股市场惯例，独董候选人的提名需经过充分的沟通协商，明确候选人的任职意愿、时间精力、履职能力等核心要素后，再启动正式提名程序。王一在签署候选人声明与承诺时，已明确表达任职意愿，短短17天后突然退出，说明双方在提名后的沟通衔接存在漏洞，未能及时了解候选人的履职规划变化，也未对候选人可能出现的退出情形做好预案。

这一问题并非苏州银行个例。近年来，上市银行独董“未上任即辞任”的情况偶有发生，如2024年11月广州农商行拟提名独董许治，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不久，即因个人工作事务辞去拟任职务，与此次苏州银行的情况高度相似。此类事件的频繁出现，反映出部分上市银行在独董遴选过程中，过于注重候选人的资质与履历，而忽视了与候选人的深度沟通，对候选人的履职意愿、时间分配、潜在顾虑等了解不充分，导致提名后出现临时退出的尴尬局面，既影响董事会换届进度，也可能引发市场对银行治理规范性的质疑。

董事会换届：核心团队固化，独立性面临考验

结合苏州银行此次董事会换届的整体安排，独董风波背后，还隐藏着董事会核心团队固化、独董独立性面临考验的隐忧。根据官方披露，此次苏州银行第六届董事会换届，核心管理层基本保持不变，4名执行董事候选人（董事长崔庆军、行长王强、副行长李伟、赵刚）均为上届董事会成员平移连任，其中副行长赵刚更是崔庆军在上海银行的旧部，在崔庆军2023年掌舵苏州银行后，迅速晋升为副行长、执行董事，形成了明显的“核心团队延续性”。

核心团队的稳定，有利于保持银行战略执行的连贯性，这对于冲刺万亿资产规模的苏州银行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苏州银行资产总额已达7760.40亿元，较年初增长11.87%，正处于规模扩张的关键阶段，稳定的管理层能够为业务发展提供保障。但与此同时，核心团队的固化也可能导致董事会决策的“同质化”，而独董作为董事会中独立于管理层与股东的监督力量，其独立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王一的退出，使得新一届独董团队仅剩4人，其中2人为连任独董（李志青、陈汉文），2人为新提名独董（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赵欣、江苏银行前董事长夏平）。从专业结构来看，独董团队涵盖高校学者、同业资深人士，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但王一的临时退出，不仅导致独董比例暂不合规，也让市场对独董团队的独立性产生一定疑问——尤其是在核心管理层固化的背景下，独董能否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制衡决策权力，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合规管理：应急处置到位，但细节仍有优化空间

值得肯定的是，在独董风波发生后，苏州银行的应急处置较为及时、合规。接到王一的《告知函》后，该行当日即发布公告，撤销相关提案，明确后续补选计划与过渡安排，严格遵循《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监管要求，避免了治理真空的出现。同时，该行明确表示，除取消王一独董提名相关子议案外，临时股东会的其他事项不变，最大限度降低了事件对股东会召开的影响。

但从合规管理的细节来看，仍有优化空间。一方面，独董比例暂低于监管要求，虽有过渡安排，但仍属于“阶段性不合规”，反映出该行在换届规划中，对候选人退出的风险预判不足，未能提前储备备选候选人，导致出现独董缺位的情况；另一方面，王一“个人原因”的表述过于模糊，未对外披露具体原因，虽符合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但结合其丰富的金融从业背景，容易引发市场猜测，不利于维护市场信心——对比广州农商行独董辞职时明确披露“无意见分歧、无需股东关注”的表述，苏州银行在信息披露的细致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事件评论：风波本身可控，但治理警示意义深远

客观来看，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属于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的局部、短期事件，并未对该行的正常经营与核心发展造成实质性冲击。从经营数据来看，苏州银行近年来保持稳健发展态势，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行资产总额7760.40亿元，同比增长11.87%；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4.77亿元，同比增长2.02%，归母净利润44.77亿元，同比增长7.12%，在息差收窄、行业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实现营收与净利润双增长，展现出较强的经营韧性。资产质量方面，不良贷款率维持在0.83%的优良水平，显著低于行业均值，拨备覆盖率420.59%，风险抵补能力雄厚，为业务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安全垫。

从治理层面来看，苏州银行的应对措施符合监管要求，过渡安排合理，未出现治理真空，体现了上市银行基本的合规意识与内控水平。此次风波的核心影响，更多集中在市场预期与治理口碑上——短期内可能引发市场对该行董事会换届规范性、独董遴选严谨性的质疑，但长期来看，随着独董补选工作的推进，董事会结构将很快回归合规，风波的影响将逐步消散。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此次风波的警示意义。相反，这场看似偶然的人事变动，为苏州银行乃至整个上市城商行群体，敲响了公司治理的警钟。当前，上市城商行正处于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公司治理的规范性、独董的独立性，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稳健经营与长远发展。苏州银行作为区域龙头城商行，其治理实践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此次风波暴露的问题，也反映出部分上市城商行在独董制度落实、董事会换届规划、风险预判等方面的短板，值得全行业反思。

此外，从行业背景来看，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强化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监管，尤其是对独董制度的规范，要求独董切实履行独立监督职责，杜绝“花瓶独董”“人情独董”。在此背景下，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也提醒上市城商行，独董遴选不仅要注重候选人的资质与履历，更要注重其独立性与履职意愿，完善遴选流程，强化沟通衔接，才能真正发挥独董的监督作用，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治理格局。

风波启示：上市城商行的治理优化之路

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虽为个案，但折射出的问题具有行业共性，为上市城商行在公司治理、独董管理、换届规划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启示，核心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助力上市城商行提升治理水平，实现稳健高质量发展。

第一，完善独董遴选机制，强化沟通与预判。上市城商行在独董遴选过程中，应建立“事前充分沟通、事中严格审核、事后动态跟踪”的全流程机制。在提名前，不仅要审核候选人的资质、履历、独立性，更要与候选人进行深度沟通，明确其履职意愿、时间精力、潜在顾虑，避免出现“提名后临时退出”的情况；同时，应储备备选候选人，针对候选人可能出现的退出情形，制定应急预案，确保董事会结构的稳定性与合规性。借鉴广州农商行独董遴选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提名后辞任”“任职资格久未获批”等问题，提升遴选流程的严谨性与前瞻性。

第二，平衡董事会稳定性与独立性，破解“核心团队固化”难题。上市城商行的核心管理层稳定，有利于战略执行的连贯性，但应避免核心团队过度固化，防止决策同质化。在董事会换届过程中，应合理优化董事结构，既要保留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要适当引入新鲜血液，提升董事会决策的多元化与科学性；同时，强化独董的独立性，严格遵循独董任职回避规定，避免独董与管理层、大股东存在利益关联，确保独董能够独立履行监督职责，真正发挥制衡作用，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第三，优化应急处置与信息披露，提升合规管理细节。上市城商行应完善突发治理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针对独董辞职、候选人退出等突发情况，制定标准化的应对流程，确保能够及时、合规地处置，避免引发市场恐慌；在信息披露方面，应兼顾合规性与细致度，对于人事变动等可能影响市场预期的事项，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尽量披露具体原因，减少市场猜测，维护市场信心。同时，加强合规管理细节建设，定期梳理治理流程中的薄弱环节，及时优化完善，避免出现“阶段性不合规”等问题。

第四，强化独董履职管理，发挥独董核心价值。上市城商行应建立健全独董履职保障机制，为独董履职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支持，确保独董能够充分了解银行经营情况，有效履行监督、决策咨询职责；同时，加强对独董履职的考核与监督，杜绝“花瓶独董”现象，对未能履行履职义务的独董，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此外，应注重独董团队的专业结构优化，结合银行经营特点，引入涵盖金融、审计、法律、产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提升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助力银行防范风险、提升经营质效。

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人事变动，也是一次对上市城商行公司治理的集中检验。此次风波中，苏州银行的应急处置及时合规，未对经营造成实质冲击，但也暴露了其在独董遴选、风险预判、治理细节等方面的短板。对于苏州银行而言，此次风波是一次宝贵的治理优化契机，唯有正视问题、完善流程，才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为冲刺万亿资产规模、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对于整个上市城商行群体而言，苏州银行的“独董风波”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当前，金融监管持续趋严，公司治理已成为上市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独董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其规范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市场信心。上市城商行应以此次风波为借鉴，完善独董遴选与履职管理机制，平衡董事会稳定性与独立性，优化应急处置与信息披露，不断提升公司治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才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