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如今最棘手的问题，已非存款增长乏力，而是信贷投放遇阻。

客户经理上门推介，利率一降再降，企业负责人却不为所动：暂无融资需求，现有现金流足以维持运转。

与此同时，居民部门正经历着一场静默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提前还贷者众多，即便理财收益与房贷利率之间的正利差已微乎其微，人们仍不愿继续承担债务成本。

一边是信贷需求萎缩，一边是居民主动去杠杆，两股力量叠加，最终反映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持续走弱。

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已然揭晓。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22.6万亿元，同比萎缩5.7%。单月走势更令人忧心：3月尚有1.6%的正增长，4月急转直下至-9.4%，5月进一步探底至-12.5%，6月虽小幅收窄至-11.2%，但仍深处负值区间。

分领域观之，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高达18.0%。

民间投资在今年上半年下降8.5%——这个曾贡献六成以上GDP、八成就业的主力军，如今已全面转入收缩姿态。

消费端同样难言乐观：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9万亿元，同比仅增长1.3%。5月一度出现0.6%的负增长，6月勉强回正至1.0%。

按零售业态分，品牌专卖店零售额同比下降8.7%，百货店下降2.1%。汽车市场价格战此起彼伏，销量却未见实质性突破；餐饮收入虽维持正增长，客单价却在下行通道中运行。

消费者并非没有意愿，而是缺乏底气——资产价格缩水、理财收益下行、就业不确定性上升，三重压力之下，预防性储蓄倾向持续强化。

三部门中两者失速，唯有财政支出可担托底之责

宏观经济总需求无非三大构成：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当前，居民部门忙于偿债去杠杆，企业部门耽于收缩防风险，二者均无力亦无意扩张需求。

在此格局下，唯一能够主动发力、逆周期调节的主体，唯有政府部门——这不是政策偏好，而是数学上的必然。

问题随之而来：政府支出靠什么支撑？

扩充财政，无外乎税收与举债两条路径。近年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持续推进，税收收入增长本就承压，继续压减空间已极为有限。要在大体量上实现财政支出扩张，唯一可行的路径便是适度增加国债发行。

那么，我国的举债空间是否充裕呢？

数据最有说服力——截止到2025年末，中国国债余额为41.2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29.4%。同期，美国联邦政府负债率超过120%，日本处于220%至230%之间，法国超过115%，英国超过94%，即便以财政审慎著称的德国，也达到了63%以上。

29.4%对120%以上，29.4%对220%以上——差距之大，一目了然。若我国中央负债率从当前的30%左右提升至70%，对应新增国债规模约57万亿元，在国际比较中仍处于安全区间。

这57万亿元的增量空间，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的财政扩张。网友们，举债本身并不可惧，关键在于资金用途。

若举债用于经常性支出、填补制度性窟窿，确实需要审慎；但若用于资产收储、民生改善、就业兜底等能够激活经济循环的领域，则属于投资未来。

目前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为健康，我们有充分的条件、足够的空间去用好这一政策工具。

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钱往何处去？

三大投向：收储托市、民生兜底、就业保障

方向一：收储存量住房，稳定房地产市场基本盘。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已非单纯的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端库存高企与价格预期转弱形成的负向循环。

政府以合理价格收储部分滞销商品房，转为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或公共租赁住房，既可去化库存、稳定价格预期，又可解决新市民和青年群体的居住问题，还能防范烂尾楼演变为社会风险——一举多得。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实物资产配置，资金并未凭空消耗，而是转化为可运营、可变现的公共资产。市场流动性一旦恢复，土地财政方能喘息，地方债务风险亦可得到缓释。

方向二：加大民生补贴力度，直补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的传统路径，往往聚焦于基建投资和重大项目，资金流向钢筋水泥，看得见、摸得着。

但时至今日，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回报率已显著递减。当前真正短缺的，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信心。

民生补贴应当聚焦何处？南生的观点是：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为首要目标。其中，更是以农村养老金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为当务之急。

当前，农村居民基础补助月均仅100多元，好点的农村也不过200元出头。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这点收入甚至连基本生活开支都难以覆盖。

反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部分退休人员月养老金逾万元，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两万元的也不在少数——城乡差距多达百倍。这一落差并非个人原因所致，而是制度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失衡。

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设想是：以三年为周期，将农村基础养老补贴金，逐步提升至每月千元门槛。数亿农村老年人口，每人的养老金增加数百至上千元——这笔钱几乎不会转化为储蓄，而是直接进入消费循环：食品、衣物、药品、日常服务。

经济学最基本的边际消费倾向原理告诉我们：低收入群体获得的每一元收入，消费转化率远高于高收入群体。数亿人的消费潜力一旦激活，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提振效应将是立竿见影的。

资金从何而来？

一方面依赖财政新增支出（包括举债），另一方面可对过高养老金的结构进行调整——不是削减现有存量，而是冻结过高部分的增长。

月入15000元以上的，年度增幅暂停，现有水平保持不变。每月1.5万元人民币，无论在北京、上海、深圳，还是在县城、乡镇，都足以过上相当宽裕的生活。

再往上增加，边际效用已然极低；而农村老人的最低水平从100多元到1000元，却是从生存到生活的质变——把有限的财政资源，向最需要的人倾斜，这才是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温度。

方向三：政府主动创造岗位，破解中年就业困境。

这一领域，市场机制已难以自行修复，必须由政府承担兜底责任。当前劳动力市场上，35岁、40岁已成为事实上的年龄门槛。

企业招聘简章中虽未明文标注，面试环节却往往以“岗位匹配度不足”为由婉拒中年求职者。这并非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而是经济下行期的生存理性：

订单萎缩、利润承压，谁还有余力承担额外的用工成本呢？单靠政策呼吁民营企业吸纳中年劳动力，无异于让正在失血的人，为他人输血，效果注定有限。

但中年失业的社会代价极为沉重。一个40岁的劳动者失业，影响远非个人收入中断那么简单。这个年龄段的人，上需赡养年迈父母，下需负担子女教育，中间还有房贷、车贷等刚性支出。

一旦收入归零，整个家庭将从“消费模式”急速切换至“生存模式”，所有非必要消费被剔除，储蓄被耗尽，甚至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稳住一个中年劳动者的就业，就是稳住一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和社会预期。

谁来提供这些岗位？政府体系内本身存在大量适合中年人的工作岗位。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基层社区、公共服务机构——这些领域完全可以拿出较大比例的编制或合同岗位，专项面向40岁以上、具备丰富社会经验和较强责任感的群体。

社区网格管理、行政辅助服务、公共设施维护、后勤保障等岗位，年轻人未必愿意长久从事，中年劳动者却恰恰具备稳定性高、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独特优势。

有人质疑：财政压力之下，再新增人员开支是否现实？

账要算大账。一个中年劳动者失业在家，政府不仅少收个人所得税，还要支付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等转移支出，叠加社会治安、家庭稳定等隐性社会成本，每年财政净流出数以万计。

将他们（包括小编“南生”）安置到合适的岗位上，即便工资水平适中，他重新获得稳定收入后，消费即可恢复，家庭即可稳定，社会矛盾即可化解。

花一份钱，解决一个家庭的生计，换来消费的回暖和社会的安定——这笔投入的乘数效应，远超账面上的工资支出。

三、财政扩张是第一推动力，而非终点

南生注意到，网络上的部分观点对政府举债扩张心存顾虑，担忧财政资金（包括举债资金）投放后未能产生预期效益。但经济运行的逻辑在于：政府的支出，必然转化为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政府收储存量房，开发商获得现金流，方能偿付供应商货款、支付工人薪酬；政府发放养老金补贴，老年人用于消费，商贩获得收入后再进货补库；政府创造就业岗位，劳动者领到工资后偿还房贷、支付学费、增加日常消费……

每一个环节的支出，都是下一个环节的收入，最终又回到财政收入。经济循环的重启，需要外部动力的介入。政府支出正是这台熄火引擎的第一推动力——先推一把，让链条转动起来，后续的循环方能自动加速。

待到企业获得订单、主动扩大生产与招聘，居民收入改善、消费信心回升，政府便可逐步退出，让市场力量接棒主导。

这正是“逆周期调节”的精髓所在：在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时主动发力，在自我恢复机制启动后有序退出。

当下的中国，无疑是最需要主动作为的时刻。

资金不应闲置，举债不必畏惧。将中央财政的潜力充分释放，把近60万亿元的举债空间转化为收储托市、民生补贴、就业保障的有效支出——这三项举措协同发力，投资有望企稳，消费有望回暖，市场信心有望回归。

是时候了。

政府该花钱了，而且是花大钱——举债也要把钱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