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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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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其中扮演着愈发关键却又复杂的角色。特别是在跨境犯罪的网络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形势下,从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利用网络平台搭建虚假交易场景,到跨境赌博团伙借助网络服务器隐匿行踪、招揽赌客,再到非法数据跨境传输通过网络服务进行中转,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在无意间为跨境犯罪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温床。这些现象不仅严重威胁各国的社会秩序、经济安全和公民权益,也对传统法律规制体系带来巨大冲击。

现实困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边界在何处

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边界在制度层面面临着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以及国内法律体系内部协调不足等多重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对跨境犯罪的有效打击,也不利于网络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网络空间秩序的稳定。当前,跨境犯罪案件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责任认定方面面临三大困境:

管辖权的“领土博弈”。各国对数据管辖权的判定标准差异较大,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容易成为冲突的夹心层。例如,我国数据安全法第36条确立了存储地管辖原则,根据该条款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条、《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第4条等的规定,数据出境需通过“安全评估 主管机关审批”双重机制,对于打击跨境犯罪而言,应优先保障我国对境内数据的控制权,同时依托国际司法协作平衡跨境追责。而有的国家以“控制者主义”为核心,规定只要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其存在“最低限度联系”,即可强制调取其控制的境外数据。可见,管辖权的分歧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面临双重违法境地。

实体法的“标准鸿沟”。各国对网络犯罪“明知”的推定差异较大。《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虽在第13条将信息系统相关欺诈列为犯罪,但对“必要信息”“合理情况”等关键要素未作界定,只能依赖各国国内法进行解释。欧盟电子证据相关条例将“实际控制能力”纳入义务认定,其中,德国《电信媒体法》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的控制力越强,其明知门槛越低。我国部分司法实践将算法推荐视为主动参与侵权,难以通过技术中立免责。

程序法的“技术壁垒”。为提升电子证据获取效率,欧盟相关机构推出专门的欧洲提交保存令,授权成员国执法机关直接要求境内外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快速提交电子证据。我国规定调取境外证据需遵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由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对外联系机关依据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向证据所在国提出正式司法协助请求的方式完成。这种差异导致电子证据跨境取证常因“程序瑕疵”被排除。

理论破局:从“一刀切”到“分层治理”的转变

传统“主权平等”原则在网络空间演化为“管辖权竞争”,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跨国数据流的枢纽,被迫成为各国司法权扩张的博弈对象。笔者认为,需要通过安全保障义务的梯度限缩、帮助行为的实质判断标准重塑及“红旗原则”的场景化适用,构建兼具法理逻辑与实践弹性的分层责任体系。

安全保障义务的“梯度分层”。从三个层面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一,从物理层面看,服务商对境内服务器有排他控制权,应拒绝他国直接跨境取证,如我国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我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本地化存储,本质是维护主权安全。其二,从逻辑层面看,坚守技术中立原则,不承担超出现有技术能力的主动审查义务。例如,VPN服务商若未定制化支持犯罪,不应被认定为帮助犯。其三,从内容层面看,适用前述场景化标准,对恐怖主义内容降低“显著性”要求,发现即推定明知;对一般侵权犯罪比如知识产权犯罪,则需“显而易见”,满足大量用户投诉内容置顶双重证明。

帮助行为的“实质判断”。技术本身无罪,但其商业化运用可能丧失中立性。算法推荐、自动化呈现等技术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明知,当侵权内容已显著标识,网络服务提供者仍不予删除,应当担责。在“快播案”中,快播公司提供了P2P技术,同时通过缓存热门淫秽视频、使用诱导性宣传,主动介入内容分发,已超出技术提供者范畴,转化为内容服务提供者,故不能援引技术中立免责。跨境场景中,需严格证明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的直接因果关系,避免“数据存储位置”泛化归责。

主权冲突的“双重审查”。当不同国家对上述场景化标准持分歧意见时,坚持双重审查原则:第一层审查依犯罪地法律判断是否构成“明显侵权”,第二层审查该认定是否违反服务提供地的基本法律原则,如数据主权原则等,可通过《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5条排除冲突。

制度路径:从“单边规制”到“全球协同”的优化

立足本国,应对跨境犯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边界的制度性挑战,需以数字时代治理逻辑重构为核心,通过立法技术革新、监管工具创新、国际规则协同及积极推进网络服务提供平台规范运营升级,构建多层次、场景化的责任调适机制。

提高立法技术,构建模块化规则体系。建议采用“基础法 特别法 技术标准”模式,通过立法明确“数据物理位置优先”的管辖规则,细化网络服务提供者“工具提供—平台服务—深度协作”的责任层级,即仅提供基础技术服务,服务无内容指向性的工具提供者,免责为主;提供内容聚合与交互空间,具备内容管理能力的平台服务者,承担“通知—删除”责任,有条件免责;实质性参与用户行为,对通过算法、规则设计或分成机制深度介入业务逻辑,算法操纵或直接利益绑定的深度协作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创新监管方式,设立跨境监管沙盒。借鉴欧盟经验,在跨境支付、虚拟货币等高发领域试点监管沙盒,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平台企业测试区块链溯源、AI审查等技术,通过“负面清单”明确禁止行为,对主动整改的平台企业给予监管评级激励。

加强国际协同,构建协同性规则梯度。

推动《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附加议定书谈判,重点解决跨境取证程序冲突和实体法标准差异的问题,比如增设“技术标准互认”条款,统一电子证据法律定性,避免程序无效的困境。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明确不同层级的数据管辖权限。

推进网络平台规范运营,构建数据风险分级机制。加快推进本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分类—分级”管理矩阵,对核心数据强化本地化存储,对一般商业数据通过“安全评估—有限跨境”机制传输,同时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降低前述场景化标准适用门槛。

跨境犯罪治理的本质,是数字时代主权秩序与技术创新的再平衡,需要在主权与技术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在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的同时,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筑牢法治基石。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委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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