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太升南路，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手机维修和配件销售小店，店主们悠闲地坐在玻璃柜台内，另一边则是苹果、华为、OPPO等大牌手机的专卖店，细看之下，不少门店却空无一人。这条短短数百米的街道，鼎盛时期曾一度占据了成都通讯市场七八成的份额，与深圳华强北齐名，如今往日的热闹场景一去不复返。

而山东的一个小县城，一位手机店老板也经常回忆起过去的辉煌，“大概2017年以前，这一条街上的手机店可以说活得相当滋润，自己跑通讯市场进货，虽然很累，可货一到店，每天几乎都有人来买”。

但现在，一个星期可能都卖不了几台。老板苦笑，“我开手机店已经十多年了，这两年生意实在太差了，想不干了，可自己年龄大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好工作，只能干熬着”。

同样的情形在全国各地上演，很多消费者过年回老家也发现，以前满眼“蓝”“绿”色的手机一条街，现在感觉只剩下一半了，偌大的手机大卖场，更是空空荡荡的。回想20多年前的网吧，也是一夜之间遍及各个角落，而后走进了漫长的黑夜，悄然隐秘或消失于街头巷尾。

被普遍看好的县域经济当下，各大品牌纷纷开启下沉之路，誓要分得一杯羹。但这一切似乎已经与手机店无关，那个路边手机店千家万店的时代，正在落幕。

品牌不需要那么多手机店了

在线下，最先走下坡路的是手机卖场。很长一段时间里，手机卖场遍布城乡，撑起了我国手机销售的“天下”，尤其是在小县城，智能手机时代来临时，很多消费者的第一部手机可能就是在手机卖场购买的。彼时，一个个玻璃柜台前，经常看见一波又一波的顾客围在导购面前，询问价格。

这种热况也诞生了迪信通这样的全国手机连锁巨头。2015年，迪信通全国门店超过3000家，全年进店达1亿人次，然而到了2019年，其门店下降到约1500家，数量缩减近半。至今，这个数字进一步变成了超600家门店。

一位从事手机卖场生意的老板称，他从事手机销售15年来，见证了一台手机的销售利润从400多元降到100多元，自己的净利润也从高峰期的50多万元，滑落至十来万元。而他所在的县城，“当地三成左右的中小手机卖场没有扛过去”。

疫情是一个主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因为疫情过后，不论是挂着运营商牌子的手机店还是改头换面做了品牌的专卖店，依旧阻挡不了销量的下滑。

为什么？一方面，对比线上渠道，这些县城手机店没有价格优势，信息的透明化，又让原来那套靠信息差收割不懂行的顾客的打法失效了；另一方面，苹果、三星、华为等品牌逐渐把线下渠道的开辟向商场靠拢，商场店美观、高级、体验好，吸引了年轻客流。所以，县城手机店处在线上渠道和商场店的夹缝中，相形见绌，只能艰难求生。

姜回，在当地商业区经营着两家手机门店，他入行很早，经历过躺赚的时代，而大概是在2018年之后，生意一步步下滑。“现在我们这一个月能卖个3、40台新机就算是很不错了，一个月要是还能卖上百台，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大店了”，他表示。

智能手机普及阶段，我国手机市场掀起过数次品牌大战，在线下渠道，国内手机厂商们更是贴身肉搏，为了抢客大打出手也是常见。当时，这些县城手机店不仅是品牌在下沉市场渗透和走量的关键，而且更关乎智能手机行业的格局变化。但随着格局稳定，增长达到天花板，线下渠道于品牌的最大价值变成了体验和服务，县城手机店显然不再满足品牌的需求。

2023年，有媒体通过天眼查App查询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我国有超151万家手机相关企业，从事手机相关业务的企业中，批发和零售行业企业占比82%，而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下有约25%的相关企业曾出现经营异常。

抛弃县城手机店，也是消费者的选择。这么多年，县城地域性经济格局已经改变，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愿意前往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进行大宗消费，包括购买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