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9月5日电题：为什么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

——专访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

中新社记者许婧

战后审判是基于国际法的正义审判，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述东京审判为什么是一场“正义的审判”。

视频：【东西问】向隆万：为什么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

向隆万：东京审判，是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中国、英国等11国组成，每个参与国各派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作为正式代表。经过检方起诉举证、辩方辩护的庭审阶段和法官量刑判决的审理阶段，全体28名被告被判决有罪，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

除了甲级战犯，还有一些在前线作战及施暴的军官、士兵等，他们被称为乙级、丙级战犯。彼时，太平洋地区有多个法庭审判这些日本乙丙级战犯。

战后审判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终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上了一个句号，为侵略战争做了认定，认定了日本这些甲级战犯反人类、反和平的罪行，并对他们进行了惩戒。

中新社记者：我们说抗日战争长达14年，东京审判是否可以证明这一论断？

向隆万：当然可以。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期曾有争论，美英等国认为应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开始，因为美国在1941年12月8日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但中国认为，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暗杀当时华北东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就是战争行为，正是同一批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发动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因此审理日本战犯的罪行应从1928年起始，最终得到国际检察局的认可。所以东京审判中日本侵华分两个阶段：“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和“侵略全中国”。

中新社记者：当年判决那些战犯死刑，难在何处？

向隆万：起诉日本战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一大难点就是取证。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战犯”？东京审判要审判的这些甲级战犯，大多没有直接开枪杀人，而是坐在大本营和指挥部里，共谋侵略或指挥战争、让部下实施暴行的人物。对他们的审判，特别是要对他们判处死刑，可以说是国际法上的一个创新。

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系，检方起诉的基础就是要找到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书证等等，并不是像当时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日本侵略中国是举世皆知的事情，只要提起诉讼，就能严惩战犯。

事实上，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很难有取证的条件，也缺少取证的意识。另外，日本在战时就很注意封锁消息，特别在失败投降前后，日本军方多次下令销毁证据，这给举证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

语言也是一个问题，远东军事法庭的第一官方语言是英语，第二是日语。中方拿出的证据，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证明，都需要翻译成英语或者日语，这就要求翻译这些证据的人既要懂语言，又要有法学基础，还要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我父亲在开庭前后，多次回国寻找证据，并亲自翻译成英文，连夜打字，第二天带到东京。

中新社记者：中国人对东京审判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向隆万：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终结历时两年半，判决书超过1200页，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由于东京审判涉及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涉及侵华的被告也最多，举证和审理的任务最为艰巨，在此过程中，中国检察官团队和法官团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检察官团队撰写的《起诉书》中，涉及日本侵华的罪状最多。除侵略中国本土外，日军在亚太各地对中国使领馆人员和华侨的暴行也罄竹难书。向哲濬晚年曾指出，在《起诉书》中列举了55项罪状，其中与侵略中国有关的就有44项之多。

经过繁细的内查外调，在国内各部门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和海外华侨的配合下，中国检察官团队找到大量人证、物证、书证提交法庭。从向哲濬的20次法庭发言来看，都拿出了充足的证据文件起诉被告的罪行。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东京的媒体档案中翻检日语报纸时，发现了两名日军下级军官在占领南京的途中，犯下“百人斩”兽行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作为铁证，使二人作为乙丙级战犯在南京军事法庭被绳之以法。

在法官审理量刑阶段，梅汝璈法官精心撰写《判决书》，在法官量刑讨论中，梅汝璈又折冲樽俎，以确凿的事证，凝聚法官中的多数派，为将东条英机等罪大恶极的战争贩子送上历史的绞刑架起了重大作用。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东京审判是基于国际法的正义审判？

向隆万：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国际法的发展与贡献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开启了国际刑法的实践：第一，确立了“侵略”是罪行，必须受到审判；第二，要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以及官位不免责；第三，反人道罪行不仅对交战国平民战俘适用，对未宣战国及本国的平民也适用。这些原则被公认为现代国际刑法改革的先驱和源泉。

对日本主要战犯或甲级战犯，由正式组织的国际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加以审讯和制裁，是二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创举。在这以前，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物，即使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一般都是通过国家签订条约进行赔款的形式，其个人没有受过法庭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

这里特别要指出，组成法庭的11个盟国中，中国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作为东方主战场，对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贡献难以估量。因此，中国的因素使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更为突出。

中新社记者：研究东京审判对当下有哪些启发和意义？

向隆万：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侵华罪行，他们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政要也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更加重视重新审视当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学术界通过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弘扬民族正义，使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牢记历史教训，这也是对日本右翼否认侵华罪行最有力的回击。

尽管二战结束已经80年，但战争阴云仍在世界多处笼罩。我们现在研究东京审判，是希望人们吸取教训，并提醒今天身处和平的人类，不能重蹈覆辙，要走向和平和发展的未来。正如梅汝璈所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完)

受访者简介：

向隆万，上海交通大学数学教授、前教务处长、国际交流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工科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编写《高等数学》《数学实验》等教材；发表数学研究及教学研究论文七十余篇；是上海和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发起人之一。现任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编写《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与法庭陈述》《东京审判征战记》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