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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当抗战烽火燃起，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他们或研发武器装备，或寻找矿产资源，或从事战时保障，将全部智慧投入抗战急需，筑起了一道烽火中的科技长城。

七七事变爆发，远在德国的陈康白义愤填膺，当即带着成包的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与家人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

“坚决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救国就要去延安参加革命。”听从恩师徐特立的建议，陈康白抵达延安。为了解决大生产运动中遇到的科技难题，陈康白受命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组组长，组建起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1940年，他接到一个紧急而特殊的任务：中央任命他兼任三边盐业处处长，解决食盐产量不足的问题。

在毛乌素沙地边缘的三边盐池，陈康白带队找到了几处“海眼”，判断它是盐壳下水汽冲开沙子形成的“出气孔”。他组织人力将“海眼”挖成水井大小，又修建了一批标准化盐田，取卤水倒进盐田，经过晒制很快就获得了高品质精盐。全新的打盐方法迅速在三边推广开来，边区盐产量提高近10倍，极大缓解了边区财政困难。

1944年，陈康白响应中央号召随军南下，担任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带领大家改良军工厂的生产工艺，制造出更有效的武器。

战火纷飞中，许多海外学子像陈康白一样，投身抗战的滚滚洪流。

能源是战时经济的命脉。1937年，张光斗本打算在哈佛大学继续深造，但抗战全面爆发的消息，就像重锤敲在他心上。张光斗在给导师的信中直言：“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不顾导师挽留，张光斗辗转回国，一心寻找能直接服务抗战的工作。1938年下半年，装机容量1500千瓦的桃花溪水电站启动建设，张光斗负责设计校核工作。仅一年时间，桃花溪水电站便建成发电，1500千瓦的电力稳定输送至二十六兵工厂，为国防工业提供了关键动力，成为抗战后方的“能源支柱”。

之后，张光斗参与设计了两项关键工程：1941年设计3000千瓦的下清渊洞水电站，1942年启动鲸鱼口水电站修建。这些工作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更为我国水电事业起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主持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布置和设计、担任密云水库总设计师、推动三峡工程建设……抗战胜利后，张光斗的水利报国之路从未停歇，在新中国水利建设与教育领域留下诸多里程碑式贡献。

边区吹响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为破解粮荒困境，中共中央提出了军垦屯田的设想。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如何创造奇迹？延安自然科学院派出一支科研队寻找突破口，带队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乐天宇。

从延安出发，途经甘泉、志丹等15个县，乐天宇率领团队躲避敌人的封锁与骚扰，克服山区缺粮、缺水、缺医疗的困难，47天考察中，成功收集到各类重要标本2000多件，掌握了边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情况，为后续开发提供了第一手科学依据。

考察中，乐天宇一行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极适合农垦的荒地。之后，他们迅速整理成果，撰写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正是这份考察报告，让“开发南泥湾”从设想变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1938年，化学家华寿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战的发展，边区政府和军队对印刷纸张的需求愈发迫切。当时，边区的印刷纸张原料主要是废麻袋，产量少且质量粗糙。

“多出一张纸，多印一份报，就多给敌人一些打击！”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1939年11月，组织安排华寿俊和他妻子也是大学同学的王士珍，一起到陕甘宁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工作，解决边区新闻、文件和教学用纸难题。

经过反复试验，王士珍发现用陕北当地常见的马兰草做原料，纤维度强、成本低廉，而且来源丰富。华寿俊用马兰草做原料，研发出印刷纸张的制作工艺。由于马兰草造纸法的成功，边区政府在延安紫坊沟、南泥湾等多处兴建造纸厂，陕北从此告别了缺纸的历史。

全面抗战开始前，地质学家、矿床学家谢家荣在北京大学任教，其地质矿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蜚声中外。为推动矿产开采，1937年，他投身地质勘察工作，率队详细调查了广西西湾煤田、广西富贺钟区及湖南江华的砂锡矿。

随着中原和华东资源基地沦陷，国家对大后方矿产资源的开发越发迫切。凭着对砂锡矿的深入研究，谢家荣学习采、选、冶技术，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经费，主持创立了当时湖南唯一用机器采锡的矿厂，并通过生产锡锭出口换汇，购买抗战军用物资，服务抗战事业。

20世纪40年代，不顾日军的轰炸和侵扰，谢家荣主持了叙昆铁路沿线地质矿产的调查与研究。在交通不便、条件艰苦、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谢家荣领导的矿产测勘处绘制了覆盖面积将近10万平方公里西南各省矿产地质概略图，调查煤矿60处、铁矿16处、铜矿13处，发现云贵的高级铝土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在抗战烽火中淬炼，科学家们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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