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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设置DD功能DD微信手麻工具"里.点击"开启".

3.打开工具加微信【6355786】.在"设置DD新消息提醒"里.前两个选项"设置"和"连接软件"均勾选"开启"(好多人就是这一步忘记做了)

4.打开某一个微信组.点击右上角.往下拉."消息免打扰"选项.勾选"关闭"(也就是要把"群消息的提示保持在开启"的状态.这样才能触系统发底层接口。)

【央视新闻客户端】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世界规则的制定权，正从社交达人手中，悄悄转移到自闭症天才那里。文章来自编译。

2025年，对20世纪部分杰出高管的告别回忆录来说，是个丰收年，比如比尔·盖茨的《源代码》(Source Code)以及约翰·马龙（John Malone）的《有线人生》(Born to be Wired)。在马龙的书中，盖茨作为商业伙伴和投资者客串过几次。两人关系相当不错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共同点：两人都在回忆录的开头提到自己患有自闭症，并且如果能早点知道这一点，他（及他父母！）的生活会轻松很多。

每当有人说起“自闭症”时，其实他们描述的是一个广泛的谱系，包括那些导致重度自闭症患者无法独立生活的严重残疾。而当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时，他们指的是不那么严重的那种——即社交能力较差、有奇怪的敏感源（对食物、质地、噪音等），以及能够（或被迫）长时间专注于非常狭窄领域的结合体。在本文中，我所说的“自闭症”通常指的是这个谱系当中那些能够保住工作、独立生活的那些，而不是更严重的那种。这在过去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但不知为何，这个极其有用的、能有效避免概念混淆的区分标准却被弃用了。

这些特质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早在公元前4世纪，赫拉克利德斯·庞提库斯(Heraclides of Pontus)就描述过一种相当于“痴迷火车”的海上版。艾萨克·牛顿也非常古怪，他花在《圣 经》和炼金术研究上的时间比花在数学和物理上的还多。（他也是一个非常较真、对潜台词不敏感的人；他得到了皇家铸币局局长这个闲职，部分是因为政府想奖励他的学术贡献，但他却坚持履责，去追捕伪造货币者等等。）

怀疑许多公众人物有自闭症倾向的一个原因是存在一种双向选择效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令他们更容易自然而然地做出在其他情况下会被视为自闭症的行为。如果你把沃伦·巴菲特描述为一个会定期与完全陌生的人进行六小时问答的人，他听起来很外向；但如果你把这重新描述为：连续六个小时即兴谈论一个他从十几岁起就痴迷的话题，那他就听起来更像一个自闭症患者，一个成功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尽可能对自闭症友好的人。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一个人每周花四十个小时摆弄模型火车，那听起来就很像自闭症。但如果你是在模型火车大会上遇到这个人，那么 1) 他们主动跟你聊起模型火车是完全切题的，2) 你对模型火车的兴趣已经排在大约前1%的水平，所以他们在你看来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同样地，许多主动与盖茨或马龙攀谈的人，都是想谈他们（盖茨/马龙）特别感兴趣的话题。而当他们为机顶盒和股权注入进行交易谈判时，一场最大带宽的双向信息倾泻对他们双方来说可能都是一件乐事。

如果一个天生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早一个世纪出生，他们会做什么呢？当然，有很多职业会奖励这些特质，但它们的可扩展性较差。据推测，许多轻度自闭症患者选择了更孤独、更系统化的职业路径，还有许多人则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在农场生活。城市化创造了更多专业化的机会，这提高了将几乎所有脑力都用于思考自己专业领域所能带来的潜在回报。（《模式探索者》(The Pattern Seekers)这本书不怎么样，但它确实提到了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早年的一些轶事，爱迪生在历史影响力方面做得很好，经济上的回报也相当不错。所以他是这种趋势的早期受益者：更多的城市意味着对发电厂、灯泡和电器的更多需求。）大规模生产和资本积累提高了那些能够思考复杂系统的人的回报，铁路等物流网络也是如此——在这个行业，日常管理可能意味着与电报机（卡内基的头号爱好，他仅凭声音就能听懂电报的咔嗒声）进行大量互动，而不是与人互动；这个领域奖励那些擅长心算、能在脑子里记住大量数据点的人。

但是，自闭症谱系特质获得最大回报的时期，可能始于70年代，这要归功于一系列基本互不相关的（社会）发展：

个人电脑 (PC) 给了许许多多有自闭症特质的人一个可以痴迷的东西，这产生了一种复合效应——你花时间让一台Apple II电脑完全按你的意愿工作，而你的同龄人则花时间发展社交技能、做运动等等。因此，取决于你在什么年龄突然领悟到电脑是如此不可思议的酷，你最终可能会破釜沉舟，除了精通电脑之外别无选择。

全球贸易的增长（其占GDP的份额从50年代到80年代翻了一倍多），意味着国家层面专业化的加深，以及管理供应链这种元级别的专业化。你越是从“在哪里组装电视机成本效益最高”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从“如果工厂里的鲍勃丢了工作他该怎么办”的角度思考，你就会越快地将制造业外包。与此同时，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意味着货币波动更大，资本流动更自由。

所有的这些波动性也开始撼动金融市场；更多的资金涌动意味着更强的流动性，这意味着有更多可行的市场进行交易，聪明的交易员可以建立更大的头寸。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恶意收购者和高收益债券的兴起，正符合一种与自闭症相近的行事方式：大型银行按照一种俱乐部式的默契来运作，界定着哪些行为有失投资银行家的体面，而哪些没有。但德崇证券(Drexel)等公司的许多聪明、雄心勃勃的人注意到，这些规则并没有白纸黑字写在任何地方，而且把业绩不佳的经理踢出去，找个有能力的人来运营公司，实际上是相当有利可图的——即便这可能会让你日后在高尔夫球场上招致一些白眼。高收益债券的全部推销说辞就是一种“嗯，实际上……”式的纠正：它们（高收益债券）的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超过额外违约风险的补偿，而且，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率越高的债券，其久期风险越低——这对于在过去十年的利率环境中幸存下来的投资者来说，是感受非常深刻的一点。为了应对那些老牌（白鞋）公司关于“垃圾债券”的讥讽，4%的承销费已是足够丰厚的补偿。

CRSP（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于1962年开始发布历史数据，纳斯达克于1971年推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于1973年首次发表——这些都可以作为交易和投资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化的合理起点。如果你可以进行电子交易，你就不必将自己局限在某个特定的交易大厅；如果你速度最快，你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事情上都做到最快。因此，交易员的技能不再是人际关系、行业知识、盘口直觉和对风险的清醒认识的混合体，这些技能可以被精细切分。一个擅长客观分析但（因）过于胆怯而不敢下大注，或者（因）过于固执而在出错时不懂止损的人，如果由他们来做研究，而由其他人来构建投资组合、设定风险限额等，他们就能发挥大得多的作用。

当然，如果说个人电脑是自闭症者思想的自行车，那么互联网就是高超音速喷气背包。许多创办和发展社交网络的人自己都不善社交，这意味着在线社交对他们来说相对容易，而且他们也更擅长将社交互动转化为PHP脚本，因为他们必须明确地思考这些互动。自闭症患者的“社交脚本”无法与神经正常者的表现相匹敌，但自闭症患者的代码却有着命名良好的变量和周到的文档字符串。这些（自闭症患者）创造的许多服务也让其他自闭症患者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你可以用DoorDash叫外卖而不用和另一个人交谈，你可以获得产品推荐而不用请求任何人向你推荐特定产品，你可以用大语言模型(LLM)进行单独的心理治疗，而Uber甚至真的有这么一个设置，你可以选择告诉司机不要闲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都是小便利，而且这些产品没有一个可以被描述为明确针对自闭症市场，但它们确实让那些有自闭症特质的人在应对孤独时，能过得更舒适。

现实世界是围绕神经正常者的偏好构建的。怎能不是呢？如果你讨厌各种公共场所的音乐又难听又吵闹，请记住，这些场所是为大众而设的，而那基本上就是大众想要的。数字世界则是由自闭症患者建立的，也是为他们建立的。如果你希望互联网成为一个让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阅读Rust语言、东罗马帝国或矩阵乘法某些实际应用上的地方，你或多或少可以安排你的在线生活，让这些都成为（你的）主流兴趣。

这个框架甚至解释了现代科技公司所引发的一些冲突。人们抱怨“算法”向他们展示“愤怒诱饵”式的新闻、乌克兰的虐杀影片、衣着暴露的女性、衣着暴露的男性等等。但“算法”基本上就是根据你过去的行为和与你相似的人的行为，来判断你可能会互动的内容。神经正常用户会说：“这不是我想要的”，而自闭症式的准确回应是：“但这正是你（的行为）所要求的。”

你应该会料到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闭症的诊断率一直在上升，因此仅从纯粹的数字来看，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自闭症（诊断）率上升部分纯粹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诊断工具。马龙和盖茨在操场上可能早就得到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非正式诊断，形式就是被人称为“怪咖”或“书呆子”之类；而自闭症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增长，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词不像以前那么带有贬义了。但它（自闭症）也具有很高的遗传性，所以如果具有自闭症特质的人开始更倾向于共同生育孩子——也许是由于按受教育程度的选择性婚配（这种情况从20世纪中叶到90年代一直在上升，之后有所下降）；也许是因为夫妻是在网上认识的；自闭症夫妇也更有可能阅读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的书，奉他为圭臬，或许还会跑几次蒙特卡洛模拟，然后致力于最大化“未来孙辈探视”的净现值；也许他们会极度钻研宗教，通过阅读和推理让自己相信任何形式的节育本质上都是邪恶的。如果这些特质带来的物质回报持续上升，他们在经济上就不会像其他夫妇那样受到限制：生育率相对于收入往往呈U型曲线，而且夫妻内部（收入）差异越大，一方暂时放缓事业的机会成本就越低。

互联网，这种更为“自闭症优先”的世界观，正日益介入你与外部世界之间。你仍然会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谈——谈你在网上读到的东西。你会出去下馆子——去的是你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餐馆。随着智能眼镜越来越普及，与大语言模型(LLM)的互动越来越无处不在，现实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将被消费级应用所过滤，这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将被一个自闭症患者关于“神经正常者会喜欢什么”的想法所过滤。因此，最终，出现了一种导致融合的、看似矛盾的分离。一个世纪前出生在自闭症谱系上的人，生活可能会因此而稍差一些，感觉与同龄人有些格格不入。他们或许可以通过努力和运气为自己构建美好的生活，但这个世界并没有提供多少让这一切变得容易的原材料。今天，他们更有可能被归入一个同龄群体，在其中他们相对正常，并且能够过滤掉普通人（第50百分位）生活中那些粗糙的质感和烦恼。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分离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融入社会。我用来撰写这篇文章、以及你用来阅读这篇文章的软件和硬件，有不成比例的份额是出自该谱系上的人之手。从某种微弱但有意义的意义上说，你正在与他们所有人互动。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你甚至都不用（和他们）进行眼神交流。

聚焦全球优秀创业者，项目融资率接近97%，领跑行业

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关注科技、商业、职场、生活等领域，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新观点、新风向。

编者按：世界规则的制定权，正从社交达人手中，悄悄转移到自闭症天才那里。文章来自编译。

2025年，对20世纪部分杰出高管的告别回忆录来说，是个丰收年，比如比尔·盖茨的《源代码》(Source Code)以及约翰·马龙（John Malone）的《有线人生》(Born to be Wired)。在马龙的书中，盖茨作为商业伙伴和投资者客串过几次。两人关系相当不错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共同点：两人都在回忆录的开头提到自己患有自闭症，并且如果能早点知道这一点，他（及他父母！）的生活会轻松很多。

每当有人说起“自闭症”时，其实他们描述的是一个广泛的谱系，包括那些导致重度自闭症患者无法独立生活的严重残疾。而当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时，他们指的是不那么严重的那种——即社交能力较差、有奇怪的敏感源（对食物、质地、噪音等），以及能够（或被迫）长时间专注于非常狭窄领域的结合体。在本文中，我所说的“自闭症”通常指的是这个谱系当中那些能够保住工作、独立生活的那些，而不是更严重的那种。这在过去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但不知为何，这个极其有用的、能有效避免概念混淆的区分标准却被弃用了。

这些特质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早在公元前4世纪，赫拉克利德斯·庞提库斯(Heraclides of Pontus)就描述过一种相当于“痴迷火车”的海上版。艾萨克·牛顿也非常古怪，他花在《圣 经》和炼金术研究上的时间比花在数学和物理上的还多。（他也是一个非常较真、对潜台词不敏感的人；他得到了皇家铸币局局长这个闲职，部分是因为政府想奖励他的学术贡献，但他却坚持履责，去追捕伪造货币者等等。）

怀疑许多公众人物有自闭症倾向的一个原因是存在一种双向选择效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令他们更容易自然而然地做出在其他情况下会被视为自闭症的行为。如果你把沃伦·巴菲特描述为一个会定期与完全陌生的人进行六小时问答的人，他听起来很外向；但如果你把这重新描述为：连续六个小时即兴谈论一个他从十几岁起就痴迷的话题，那他就听起来更像一个自闭症患者，一个成功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尽可能对自闭症友好的人。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一个人每周花四十个小时摆弄模型火车，那听起来就很像自闭症。但如果你是在模型火车大会上遇到这个人，那么 1) 他们主动跟你聊起模型火车是完全切题的，2) 你对模型火车的兴趣已经排在大约前1%的水平，所以他们在你看来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同样地，许多主动与盖茨或马龙攀谈的人，都是想谈他们（盖茨/马龙）特别感兴趣的话题。而当他们为机顶盒和股权注入进行交易谈判时，一场最大带宽的双向信息倾泻对他们双方来说可能都是一件乐事。

如果一个天生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早一个世纪出生，他们会做什么呢？当然，有很多职业会奖励这些特质，但它们的可扩展性较差。据推测，许多轻度自闭症患者选择了更孤独、更系统化的职业路径，还有许多人则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在农场生活。城市化创造了更多专业化的机会，这提高了将几乎所有脑力都用于思考自己专业领域所能带来的潜在回报。（《模式探索者》(The Pattern Seekers)这本书不怎么样，但它确实提到了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早年的一些轶事，爱迪生在历史影响力方面做得很好，经济上的回报也相当不错。所以他是这种趋势的早期受益者：更多的城市意味着对发电厂、灯泡和电器的更多需求。）大规模生产和资本积累提高了那些能够思考复杂系统的人的回报，铁路等物流网络也是如此——在这个行业，日常管理可能意味着与电报机（卡内基的头号爱好，他仅凭声音就能听懂电报的咔嗒声）进行大量互动，而不是与人互动；这个领域奖励那些擅长心算、能在脑子里记住大量数据点的人。

但是，自闭症谱系特质获得最大回报的时期，可能始于70年代，这要归功于一系列基本互不相关的（社会）发展：

个人电脑 (PC) 给了许许多多有自闭症特质的人一个可以痴迷的东西，这产生了一种复合效应——你花时间让一台Apple II电脑完全按你的意愿工作，而你的同龄人则花时间发展社交技能、做运动等等。因此，取决于你在什么年龄突然领悟到电脑是如此不可思议的酷，你最终可能会破釜沉舟，除了精通电脑之外别无选择。

全球贸易的增长（其占GDP的份额从50年代到80年代翻了一倍多），意味着国家层面专业化的加深，以及管理供应链这种元级别的专业化。你越是从“在哪里组装电视机成本效益最高”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从“如果工厂里的鲍勃丢了工作他该怎么办”的角度思考，你就会越快地将制造业外包。与此同时，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意味着货币波动更大，资本流动更自由。

所有的这些波动性也开始撼动金融市场；更多的资金涌动意味着更强的流动性，这意味着有更多可行的市场进行交易，聪明的交易员可以建立更大的头寸。197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恶意收购者和高收益债券的兴起，正符合一种与自闭症相近的行事方式：大型银行按照一种俱乐部式的默契来运作，界定着哪些行为有失投资银行家的体面，而哪些没有。但德崇证券(Drexel)等公司的许多聪明、雄心勃勃的人注意到，这些规则并没有白纸黑字写在任何地方，而且把业绩不佳的经理踢出去，找个有能力的人来运营公司，实际上是相当有利可图的——即便这可能会让你日后在高尔夫球场上招致一些白眼。高收益债券的全部推销说辞就是一种“嗯，实际上……”式的纠正：它们（高收益债券）的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超过额外违约风险的补偿，而且，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率越高的债券，其久期风险越低——这对于在过去十年的利率环境中幸存下来的投资者来说，是感受非常深刻的一点。为了应对那些老牌（白鞋）公司关于“垃圾债券”的讥讽，4%的承销费已是足够丰厚的补偿。

CRSP（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于1962年开始发布历史数据，纳斯达克于1971年推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于1973年首次发表——这些都可以作为交易和投资开始变得更加系统化的合理起点。如果你可以进行电子交易，你就不必将自己局限在某个特定的交易大厅；如果你速度最快，你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事情上都做到最快。因此，交易员的技能不再是人际关系、行业知识、盘口直觉和对风险的清醒认识的混合体，这些技能可以被精细切分。一个擅长客观分析但（因）过于胆怯而不敢下大注，或者（因）过于固执而在出错时不懂止损的人，如果由他们来做研究，而由其他人来构建投资组合、设定风险限额等，他们就能发挥大得多的作用。

当然，如果说个人电脑是自闭症者思想的自行车，那么互联网就是高超音速喷气背包。许多创办和发展社交网络的人自己都不善社交，这意味着在线社交对他们来说相对容易，而且他们也更擅长将社交互动转化为PHP脚本，因为他们必须明确地思考这些互动。自闭症患者的“社交脚本”无法与神经正常者的表现相匹敌，但自闭症患者的代码却有着命名良好的变量和周到的文档字符串。这些（自闭症患者）创造的许多服务也让其他自闭症患者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你可以用DoorDash叫外卖而不用和另一个人交谈，你可以获得产品推荐而不用请求任何人向你推荐特定产品，你可以用大语言模型(LLM)进行单独的心理治疗，而Uber甚至真的有这么一个设置，你可以选择告诉司机不要闲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都是小便利，而且这些产品没有一个可以被描述为明确针对自闭症市场，但它们确实让那些有自闭症特质的人在应对孤独时，能过得更舒适。

现实世界是围绕神经正常者的偏好构建的。怎能不是呢？如果你讨厌各种公共场所的音乐又难听又吵闹，请记住，这些场所是为大众而设的，而那基本上就是大众想要的。数字世界则是由自闭症患者建立的，也是为他们建立的。如果你希望互联网成为一个让你把所有时间都花在阅读Rust语言、东罗马帝国或矩阵乘法某些实际应用上的地方，你或多或少可以安排你的在线生活，让这些都成为（你的）主流兴趣。

这个框架甚至解释了现代科技公司所引发的一些冲突。人们抱怨“算法”向他们展示“愤怒诱饵”式的新闻、乌克兰的虐杀影片、衣着暴露的女性、衣着暴露的男性等等。但“算法”基本上就是根据你过去的行为和与你相似的人的行为，来判断你可能会互动的内容。神经正常用户会说：“这不是我想要的”，而自闭症式的准确回应是：“但这正是你（的行为）所要求的。”

你应该会料到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闭症的诊断率一直在上升，因此仅从纯粹的数字来看，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自闭症（诊断）率上升部分纯粹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好的诊断工具。马龙和盖茨在操场上可能早就得到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非正式诊断，形式就是被人称为“怪咖”或“书呆子”之类；而自闭症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增长，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词不像以前那么带有贬义了。但它（自闭症）也具有很高的遗传性，所以如果具有自闭症特质的人开始更倾向于共同生育孩子——也许是由于按受教育程度的选择性婚配（这种情况从20世纪中叶到90年代一直在上升，之后有所下降）；也许是因为夫妻是在网上认识的；自闭症夫妇也更有可能阅读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的书，奉他为圭臬，或许还会跑几次蒙特卡洛模拟，然后致力于最大化“未来孙辈探视”的净现值；也许他们会极度钻研宗教，通过阅读和推理让自己相信任何形式的节育本质上都是邪恶的。如果这些特质带来的物质回报持续上升，他们在经济上就不会像其他夫妇那样受到限制：生育率相对于收入往往呈U型曲线，而且夫妻内部（收入）差异越大，一方暂时放缓事业的机会成本就越低。

互联网，这种更为“自闭症优先”的世界观，正日益介入你与外部世界之间。你仍然会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谈——谈你在网上读到的东西。你会出去下馆子——去的是你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餐馆。随着智能眼镜越来越普及，与大语言模型(LLM)的互动越来越无处不在，现实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将被消费级应用所过滤，这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将被一个自闭症患者关于“神经正常者会喜欢什么”的想法所过滤。因此，最终，出现了一种导致融合的、看似矛盾的分离。一个世纪前出生在自闭症谱系上的人，生活可能会因此而稍差一些，感觉与同龄人有些格格不入。他们或许可以通过努力和运气为自己构建美好的生活，但这个世界并没有提供多少让这一切变得容易的原材料。今天，他们更有可能被归入一个同龄群体，在其中他们相对正常，并且能够过滤掉普通人（第50百分位）生活中那些粗糙的质感和烦恼。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分离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融入社会。我用来撰写这篇文章、以及你用来阅读这篇文章的软件和硬件，有不成比例的份额是出自该谱系上的人之手。从某种微弱但有意义的意义上说，你正在与他们所有人互动。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你甚至都不用（和他们）进行眼神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