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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陈福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艾雯

全球经贸格局与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重塑，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压力。准确把握其面临的新形势和呈现的新趋势，并据此制定有效应对策略，对中国乃至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

WTO面临国际格局重构及治理分化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度重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持续的高通胀和低利率环境抑制了贸易往来。叠加国际政治不稳定性的显著上升，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大国间战略竞争也日益白热化，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贸易互信的基础受到明显冲击。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美国从“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到“制造业回流”政策，迫使贸易碎片化风险持续增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加速重塑。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分化。一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对WTO多边规则体系形成了替代效应，分散了成员国的精力和资源。截至2025年6月，全球区域贸易协定（RTA）已从2000年的99个迅速增长至619个，其中已生效375个。此外，有的区域贸易协定阵营化趋势明显，美欧主导的很多“俱乐部”更是试图绕开WTO多边框架在小范围内制定经贸规则。这些具有排他性质的规则，明显削弱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复杂性和碎片化。

二是全球经贸分歧加剧。美国作为曾经多边贸易体系的推动者，近年来逐渐转向所谓的“美国优先”和“对等贸易”，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愈演愈烈，关税等政策对WTO的多边关税协商机制产生冲击；而欧盟内部协调难度增大且影响力相对减弱；中国等新兴大国以及东盟成员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要求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使得各种经贸规则的博弈更趋复杂化。

三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之下贸易规则缺失滞后与冲突并存。特别地，在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和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领域，缺乏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多边规则框架，导致监管摩擦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此外，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绿色贸易规则也对传统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反补贴规则等造成一定的冲击。如何有效协调环境目标与贸易规则以及避免绿色异化为新型贸易壁垒，已成为当前紧迫的治理挑战之一。

WTO随国际形势变化呈现复杂变化趋势

自成立以来，WTO构建了合理的国际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机制，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话语权差距，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高速发展。然而，近年来WTO随国际形势变化呈现复杂变化趋势。

第一，WTO体制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WTO主要成员在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上分歧严重，近年来仅能在少数议题达成有限共识，WTO多边谈判功能持续弱化。同时，争端解决机制也是WTO运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但美国自2016年以来长期阻挠新法官的任命，导致上诉机构自2019年以来已实质上处于停摆状态。虽然中欧等成员推出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将仲裁作为专家组报告的临时上诉渠道，但MPIA只能满足参与方的特殊需求，覆盖范围和效力有限。

与此同时，WTO的主要成员又在关税等贸易问题上无视多边规则，导致贸易规则的约束力显著下滑，国际经贸体系陷入“规则割据”的状态。要维护全部WTO成员的合理诉求，给予国际贸易体系长远稳定的预期，还须探索一整套综合性解决方案。

第二，谈判议题的重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公平贸易、技术获取以及自身发展空间诉求越发强烈。然而，传统核心发展议题，如农业补贴、粮食安全公共储备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效落实等，在多边谈判议程中被严重边缘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地位认定的质疑，又进一步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和发展权益。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力推动的新兴议题优先级明显提升，包括数字经济、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和气候议题等。具体而言，传统议题目前的核心分歧，仍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不同发展阶段诉求的差异。例如渔业补贴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更强调渔业的经济效益，主张豁免或灵活性，补贴希望用于渔船建造和燃油等；而发达国家强调渔业可持续发展，主张削减限制补贴，将补贴用于基础设施完善和研发中。同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类型、范围以及粮食安全等方面，也由于其发展阶段差异而存在明显分歧。

在传统贸易领域基础上，谈判议题对于资本、劳动力和数据等要素流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关注度显著提升。新兴议题已成为近年来WTO谈判的主要焦点，各方围绕规则制定博弈异常激烈。2024年，在中国等发展中成员的积极推动下，WTO在多边投资领域的首个协定《投资便利化协定》正式达成，简化投资行政程序，明确了信息透明度要求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

电子商务谈判也在2024年取得了一定突破，尤其在电子传输免关税等条款上灵活处理以争取共识。不过大国积极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背景下，在数据本地化、跨境数据流动和源代码保护等敏感领域，美国、欧盟和中国等经济体仍存在明显分歧。此外，气候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谈判，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欧盟希望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纳入WTO体系，但发展中国家普遍质疑CBAM的公平性和合法性，且碳排放成本测度等技术难点短期也难以达成一致。

第三，议题和议程变化趋势的背后，是各方力量博弈的深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在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等具体议题谈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积极寻求制定能反映自身利益和关切的规则。

与此同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则出于产业空心化、社会矛盾激化以及内外发展极差缩小等多重危机，试图重塑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利用所谓“民主价值观”、高标准劳工权利、强制劳动问题、“可信赖”或“民主”供应链等议题来排挤所谓“非市场经济体”，这种做法加剧了WTO体系的分裂风险，使规则制定日益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场域......

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7月刊总第1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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