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晚，第十二届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论坛在雷士德工学院举行。雷士德工学院地处北外滩，这一带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群星璀璨之地，左联作家在这里掀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热潮，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承载着中国文学史记忆、见证了中外国际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间，今年的文学周主论坛围绕“流变与转化中的古典”展开，形成经典与当代、历史与现实的文学复调。

爱尔兰都柏林乔伊斯中心主任达里娜?加拉格尔、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马来西亚作家戴小华、林雪虹，美国作家马丁·普克纳、张明皑，英国作家艾礼凯，韩国学者薛熹祯，韩国作家金草叶、千先兰，德国翻译家李栋，中国作家孙颙、郭爽、程婧波、张秋子，翻译家余中先、戴从容、黄雪媛等轮流演讲。

论坛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说文解字》的释义，“经”即“编织”，这呼应着达里娜?加拉格尔的说法：经典的本质是从过去通向未来的“光明之织”，随时吸收来自当代作者的新声。谁能想到，卡夫卡曾读过《聊斋志异》，《消失的地平线》灵感来自《桃花源记》，正如马来西亚作家林雪虹的感慨：经典让不同时空的“异乡人”在故事中指认彼此。

古典不古，经典并不凝固

作家孙颙因为个人经历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东长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长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学院建筑依旧，在“变亦不变”的环境里，“流变与转化中的古典”这个主题对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体验。他明确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观点，回顾《荷马史诗》诞生于3000年前，《诗经》同样有3000年历史，无论西方东方，整个世界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全面数字化的当代社会，印刷术面临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轻人除了应付进入教科书的内容，多数人不会主动阅读《荷马史诗》或《诗经》这些遥远的诗篇。但古典宝藏并没有在当代社会中丧失它们存在的意义。因为在变迁的时代、技术和社会生活中，文学的硬核之心没有变化，古典作品观察和表达的人性，并没有在3000年中发生本质变化。西方的游吟诗人吟诵的人类的贪婪、掠夺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国民间歌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类社会的发展摧枯拉朽，技术变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没有变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够滋养着现代人的精神。这也是古典带给当代的启示，一切文学创作能否流传的关键在于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

达里娜同样在发言中谈到《荷马史诗》，她平行对照了荷马和乔伊斯的写作，后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对《奥德赛》的再创造。乔伊斯创造了布鲁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游于都柏林，这是在20世纪爱尔兰的背景下，创造性地改写奥德修斯的历险。乔伊斯不是第一个改写荷马史诗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个，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演化，经历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写和改写都是经典的新生，历代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是在不断更新的。事实上，乔伊斯的研究者发现，他写作《尤利西斯》的灵感来自童年阅读《尤利西斯历险记》，那是一部英语翻译、简写的儿童文学读物。所以，古典不是静态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被丰富的、从过去通向未来的“光明之织”，对历代的写作者而言，经典是能够不断汲取灵感的源头，也是一部随时能把自己的声音置入其中的发展中的作品。

翻译家余中先进一步强调“经典并不凝固”的观点。他分享了自己阅读加缪的体验：初读《鼠疫》和《局外人》，他震惊于人类群体的不理性和荒谬；再度阅读时，体会到加缪想要表达的“集体抗争中的人性温度”，也从中重建对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读这两部作品，他试着把两部独立的作品纳入“加缪写作”的完整系统，体会加缪在创作中的变化，作家对沉默和行动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书写态度；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思考加缪的文学创作与他所身处的法国当代哲学语境之间的张力。余中先总结，阅读经典意味着一场对话的起点，经典是一扇等待被打开的门，推门而入，但门后并没有终点和标准答案。无论身份是作者、译者或读者，哪怕带着疑惑和不解，“只要进门，就参与了经典的再创造。”

变形的孩子在故事中指认彼此

美国作家马丁·普克纳坚持跨文化思维的写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里，回顾从欧洲岩画到韩国女团的人类文化变迁。对于“流变与转化中的古典”这个主题，他认为“经典”不仅意味着时间轴上的传承和演变，更值得关心空间层面的“流变与转化”，也即经典在跨文化语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认为，当代社会陷于“文化战争”焦虑的大环境，上海国际文学周创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场所。把文化视为特定区域、特定族群的“财产”，这种强烈的“文化归属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卫文化遗产，但他推崇另一种更开放的文化观——它不是被占有、被垄断的资源和私产，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后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这位中国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经手稿带回长安，据说，在他离开印度前，当被问起一生的信念是什么，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学启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译者，最终成为佛学大家，是因为“儒”和“释”在他的生命经验中融合。普克纳因玄奘的故事坚信，经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断跨越壁垒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鉴、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软弱的表现，反而是力量的象征。

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阅读经验，与普克纳的观点形成共鸣。郭爽提到她青年时期读到两则刻骨铭心的“变形记”故事。其一来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讲述一个青年变成蟋蟀，在皇宫斗蟋蟀比赛中战无不胜，奇异地改变了他家人的贫苦命运。另一部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利变成甲虫并被冷酷的家人抛弃。后来郭爽震惊地得知卡夫卡读过《聊斋志异》，这让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释怀，想到卡夫卡从无望的工作经历中写出绝望的《变形记》，“也许在他读到《聊斋》时，蒲松龄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独。经典的流变意味着，世间所有变形的孩子，终能藐视世俗规则，在语言和想象的世界里飞翔。”

英国作家艾礼凯用一口字正腔圆的中文分享了又一则“经典跨越时空存续”的故事。2020年初，定居北京7年的他在节奏飞快的大城市里深感疲惫，为此决定旅居大理。他回忆，火车飞驰在西南高原，穿山越谷，当火车从最后一个长长的隧道里穿行而出，他豁然看到洱海在眼前铺展，那一瞬间，他体会到渔夫进入“桃花源”的震撼，陶渊明的文字在他身上具象化了。他在大理古城租下一栋老旧的木屋，尽管他很快意识到旅游业发达的大理并非他想象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放慢的生活节奏中，他找回内心的平静并决定写作分享他的大理日常，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大理一年》。大理距离香格里拉4小时车程，艾礼凯试图在“大理”和“桃花源”、他本人和陶渊明之间建立起文学联系时，他发现他的同胞、《消失的地平线》作者詹姆斯·希尔顿早一步做到了，希尔顿视陶渊明为文学偶像，《消失的地平线》不仅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创作灵感更源于《桃花源记》。艾礼凯说到，《消失的地平线》有着和《桃花源记》相似的结尾，主人公一旦离开就永远地失去了那个“理想之地”。他写完《大理一年》，也从大理搬迁到喧嚣的纽约，这不是刻意地在个人生活中模仿经典，而是：“桃花源和香格里拉在现实中注定是‘消失的地平线’，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生活的避难所，那也许只能在写作中、在文学中寻找和造就，那必然是精神性的存在。”

用中文写作的马来西亚作家林雪虹认为，不断转化的经典给流变的人生提供了锚点。她历时六年写作非虚构作品《林门郑氏》，在文字中悲悼母亲不为人知的顽强人生。写作中途，她重读《奥德赛》，注意到从前忽略的小角色埃尔佩诺尔，他是奥德修斯行伍里最年轻的一个，既不勇敢，也不聪明，毫无功绩，因为酒醉后一脚踏空，从高处摔落摔死了，他死的时候，伙伴们正急着开拔，忘了安葬他。后来，奥德修斯游历冥府，遇到的第一个亡灵就是埃尔佩诺尔，小人物对英雄哭诉：请你在海岸边为我筑墓，让后来的人们纪念我这个不幸的人。林雪虹回忆，她读到这段，失声痛哭，她意识到荷马写出了她多年的心结，她通过写作重构记忆，恰如奥德修斯为被遗忘的亡魂筑墓。古典的幽灵顽固地游荡在当代创作中，不仅埃尔佩诺尔的“未竟之葬”与她的个人生命经验产生共振，她同样在伯格曼的电影《呼喊与细语》里看到希腊神话《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影子，她为此有感而发：“幸而有了经典，穿梭在不同时空中的异乡人能在这些故事中指认彼此，否则我们的世界该多么的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