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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仅要符合诈骗罪的一般构成要件，还要符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征。相较于普通诈骗而言，我国司法解释对电信诈骗确立了不同的入罪标准，规定了更低的入罪数额和特殊的入罪情节。例如《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标准分别为3000元和3万元，相较普通诈骗标准更低。另外还单独规定，涉嫌电信网络诈骗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10种情形之一的，酌情从重处罚。

因此，准确界定电信诈骗概念，不仅涉及罪轻与罪重的问题，还可能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电信诈骗犯罪一般应同时具备技术性、非接触性、远程性的特征。其中，技术性是指该类犯罪主要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信息交互工具的技术手段。利用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方式实施诈骗，一般不认为具有技术性。非接触性是指该类犯罪中行为人与被害人无须面对面接触。远程性是指该类犯罪中行为人主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进行远程联系。实施“线上拉拢，线下骗取”行为的属于接触性犯罪，一般不被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深宝检公二刑诉（2018）45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某犯诈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徐某某案发前曾在宝安区西乡街道步行街的一个手机店工作，工作期间其曾为被害人办理过分期购买手机业务，2017年7月，徐某某离职后，以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的方式，与曾经购买过手机的被害人联系，并以帮忙一次性还清贷款免付利息为由，骗得被害人的支付宝、银行卡账号、密码等信息，后徐某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支付宝花呗借款、网上购物消费、维修手机等方式骗取刘某、张某等5名被害人共计36261元人民币及苹果6手机一部。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徐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巨大，请求依法判处。

经审理，法院的判决没有认定本案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判决说理如下：

所谓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本案的被害人中除了张某，其余的均是以前找被告人徐某某办理过分期购买手机业务的客户，被告人是有预谋地利用自己原来给客户服务过的身份挑选剩余分期贷款还没有还清的客户作为犯罪对象，被害人张某则是经朋友向某介绍的，其以为被告人徐某某还在手机店工作而主动联系被告人，并通过微信转账给徐某某向其购买手机，故被告人徐某某并非向不特定的大众实施诈骗。被害人被骗取财物主要是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从而自愿向被告人披露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信息及验证码等。虽然被告人徐某某获取财物时采用了网络技术手段，但司法解释之所以对电信网络诈骗规定了比普通诈骗更严格的数额标准主要是基于对受害者众多，诈骗信息蔓延的广泛性、迅速性以及施骗者的隐蔽性等因素的考虑，相较于普通诈骗电信网络诈骗更难取证，从而更加严重侵犯人民的财产安全。本案因不具备以上不特定大众的前提条件而不适宜被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应当适用普通诈骗的犯罪数额标准，认定为数额较大而并非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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