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家解海龙就说了四个字“西部不西”。他对记者说，16年前他曾来到青海，为的是能够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为此到了湟源、也去了倒淌河，拍了一些片子，并捐助5个孩子上了学，这或许是我与青海的一个缘份。此次能再来青海，感觉到青海变化很大，尤其是摄影节办得如此大气，真的让人非常感慨。艺术是千人看、万人瞧的，三江源国际摄影节为青海各族人民架起了走向美好生活的桥梁。
用自己的照片去改变贫困孩子的命运，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的代表作品——希望工程《大眼睛》已经充分诠释了这一点。这本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特殊贡献奖的个人摄影集《我要上学》，让人们感受到了摄影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和感染力，这就是解海龙的摄影力量。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实践，从多个方面提供给人们认识摄影的社会功用以新的可能性。他在介绍自己的纪实摄影作品时说：在他开始希望工程纪实摄影时，中国内地“有近两亿文盲”，而偏远地区“每年流失的学生人数也高达四百万人，其中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又占了四分之一。”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解海龙从1990年初开始，用了十年的时间，行程两万多公里，走了中国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个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他要用照片替农村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作为一个摄影家，解海龙身上所表现出的勇气、良知与毅力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解海龙不仅以他的影像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视觉文献，推动了全社会关注失学孩子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且还以一个摄影家的实践，为所有严肃的中国摄影家提示了一个方向，提示了作为一个摄影家的基本人道主义价值观。 反映希望工程的《大眼睛》终以30.8万的全场最高成交价后，拍摄者解海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担心流拍啊”。从口袋里拎出领带系上，记者便来了。“ 他们关心的问题是这钱怎么花，我说我们要在西藏盖一所希望小学，西藏是摄影人向往的地方。”解海龙说，“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通过这次市场的检验，我们知道摄影作品的价值被承认了。”十年，行程数万里，26个省，120多个县，解海龙战战兢兢地把一个“老土破旧”的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当初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图片会被人们接纳，更不敢想有朝一日会被市场接纳，因此，即便拍卖会过去好几天了，他仍然觉得这件事好像不是真的。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他此次参拍的另外一幅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山西。解海龙第一次见到段计存老师，曾经以为这小子是个骗子。1992年3月，解海龙走进了山西神峪沟乡。在这之前，他刚刚与当地县城的干部见过面，听他们讲这里过去的教育状况是多么糟糕。解海龙理解他们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想借助我们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现状，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怕事情曝光后遭受指责。”于是，解海龙决定自己去山里面转转。那天，有风，地上薄薄的一层雪，村口土路上走着一个农村汉子。解海龙跑过去。这个人大约四十多岁光景，干瘦，蓝布衣，蓝帽子，黑布鞋。“老乡，这附近有学校吗？”那个人愣了一下，说：“有，跟我走吧。”过河滩，上坡，往一条沟里扎去。长长的山路上只有他和这个汉子两个人。“多远？”“不远。”汉子把解海龙的行李背在自己身上，闷头走。走了不知有多久，解海龙忍不住又问：“还有多远？”汉子说：“不远了，就一袋烟的功夫。”递给他一支烟。又递给他一支烟。半盒烟抽光了，还是没看见学校。解海龙心想：“别是个骗子吧，这荒山野岭的，他这是要把我往哪领？”不走了，解海龙生气地说：“到底还有多远？”汉子连声道歉，说他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叫段计存，从村口到学校其实有八里地，要翻两道梁，怕解海龙嫌远不去，所以说了谎。
终于到了一个山坡上，段计存大喊：“上课了……”从不远处洼地的窑洞里冒出了三个孩子。坡上有一个大磨盘，孩子们爬上去，摊开书本。段计存也从身上摸出一本书，开始上课。段计存告诉解海龙，这个村子巴掌大，只有三个该上小学的孩子，因为村子偏，离别的学校远，所以就在这里盖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校，不久前教室塌了，没钱盖新的，只好在磨盘上上课。解海龙握着段老师的手，说不出别的话，“谢谢，谢谢你！”这张后来被国内媒体广泛传播，也被美国《时代》周刊选用，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照片，纪录下的就是段计存老师给三个趴在磨盘上的孩子上课的情景，名叫《全校师生》。
八年后，解海龙重返神峪沟乡，找到了段计存。那个时候，段老师已经在两层的新校舍里教课了。段老师兴奋地告诉解海龙，那个在磨盘滚子上趴着的小女孩已经被选去新加坡念护士学校了——全县才选了三个人——还给他寄来了照片。
又过了快六年，解海龙再次踏上了那段“不远”的山路，又一次见到了段计存老师。段老师说照片里的小男孩已经在山西娄烦县税务局当上了干部。在早已成为“古董”的大磨盘前，解海龙给段计存13岁的儿子讲起14年前他跟一个“农村汉子”的故事，小伙子听着觉得很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