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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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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谁算本地生”的争论，让香港的教育话题又热了起来。

事情的导火索，是特区政府自2022年底推出的“抢人才”计划——短短两年多，吸引了近20万人来港，其中13.2万是18岁以下的受养子女。

按照现行规定，这些孩子一落地就能拿到“本地生”身份，免费读中小学、参加DSE，还能以每年4.21万元的学费读八大；而非本地生的学费，则高达16万到21.8万元。

结果显而易见：中小学出现“插班潮”，DSE考生一年多了5000多人，自修生增加近2800人。

本地家长担心，有些家庭只是为了孩子升学而来，并不打算长期扎根香港，占了资源又不贡献力量。

香港教育局启动了“本地生”定义的检讨，但争议立刻分化：

有人支持收紧以保障本地家庭，有人觉得学生减少、学校空位多，受养人正好补缺，还有法律界提醒《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平等，加条件或许可能惹来法律挑战。

这场看似是基础教育的身份之争，其实折射出更大的问题：香港该如何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在“本地优先”和“开放竞争”之间找到平衡？

而类似的平衡难题，在高等教育领域早已上演了二十年——那就是被一再提起的“国际教育枢纽”梦想。

时间回到2004年...时任特首董建华面对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时，提出“区域教育枢纽”，希望吸引更多非本地学生来读书、留下工作，补充人才缺口。

配套措施包括：扩大非本地生比例、放宽签证和工作限制、提供奖学金、加建宿舍、海外招生……

如果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这些政策，直到今天依旧存在。

2023年，特首李家超将目标升级为“国际教育枢纽”，范围从亚洲扩展到全球，措施包括将非本地生比例提升到40%、举办大型海外教育论坛、加强国际推广。

只是，这套配方与二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多新意。现实数据也让人泼冷水。

去年，八大院校非本地生中，近75%来自内地，亚洲其他地区占21.6%，欧美等地不足4%。这样的生源结构，更像一个“泛亚洲教育枢纽”，很难撑起真正的全球留学品牌。

对比之下，留学强国不仅吸引生源，还能把教育变成经济支柱。

英国的例子很典型——27万国际学生在2018-2019学年带来259亿英镑净收益，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仅29亿英镑，投入产出比惊人。

美国、澳大利亚同样如此，核心秘诀是高度市场化——政府减少直接资助，大学通过课程质量、科研水平、品牌建设和服务优化来争夺生源。

香港的大学虽然在QS世界排名中表现亮眼，但财政上依然高度依赖政府拨款。

港大2020-2021年度收入中，政府资助占比达43%。这种结构意味着，高校在市场化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动力。

更棘手的是，香港对“教育产业化”的态度长期摇摆不定。

2009年，教育被列为“六大优势产业”，被寄望推动知识型经济；2012年，批评声指出大学商业化、超额收生、设施不足、资历存疑；2013年，政策直接叫停。这种忽冷忽热，让高校和产业都不敢押重注做长远布局。

另外，还有一个揪心的问题：即便吸引到更多国际学生，挑战仍然存在：他们会不会留下，并且补上香港最缺的人才短板？

数据显示，通过各类人才计划来港的外来人中，从事商业、金融的比例远高于信息科技、工程等领域。

2023年前九个月，“科技人才计划”只吸引了106人，其中91人来自内地；而通过商业、金融类渠道来的，则有数千人。

在内地，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工程等科创专业正是香饽饽，产业链完善、机会丰富；而香港的科创生态依旧不够成熟：产业规模小，土地与生活成本高，薪酬优势有限。

本地高中生修理科的人不到一半，因为他们看不到行业前景。有IT猎头公司预测，未来五年香港IT人才缺口将高达10万人。

产业滞后与人才短缺形成闭环，让“国际教育枢纽”的故事难以落地。

有意思的是，这种困境与基础教育的“本地生”争议，其实指向同一个核心——资源分配逻辑。

新加坡在基础教育上的分级收费模式，就是一个有清晰优先顺序的案例：本地公民、永久居民、东盟学生、非东盟学生学费依次递增，背后是明确的价值判断——先保障本地，再看对未来贡献度。

相比之下，香港长期用的“本地生/非本地生”二元分类，已显得过于粗糙。

它忽视了人口流动加快、产业需求变化的现实，也缺少对不同群体未来贡献度的精细化评估。

有媒体分析指出，如果香港真想让“国际教育枢纽”从口号变成现实，就必须解决三大问题：

第一，明确产业定位和人才需求，让教育和经济发展同向而行；

第二，优化资源分配逻辑，不只是数量上的扩招，而是有针对性的引才；

第三，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让学校和产业有信心投入。

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在香港不仅能读到优质课程，还能找到舞台，把所学转化为创新、创业、科研成果，并愿意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篇章。

那时，“教育枢纽”才会从一首反复播放的老歌，变成一场真正值得期待的现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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