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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寇铁蹄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初生的中国现代科学饱受炮火洗礼，广大中国科技工作者毫不屈服，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一切为了抗战”成为最坚定的信念与行动。

这群特殊的战士没有钢枪铁甲，却以试管、图纸、锉刀为武器；他们未曾冲锋陷阵，却在实验室、兵工厂、荒野深山里筑起了一道“科技长城”。

8月29日，“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中，严济慈在昆明郊外黑龙潭的工作地、李承干带领职工抢运设备、茅以升建造的钱塘江大桥现场等历史照片一一呈现。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科学同样是御敌的利器。

以科学为刃 从实验室转向战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科学家将科研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

1937年7月，物理学家严济慈代表中国在法国参会，“七七事变”消息传来，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发表抗日演讲。他在接受法国《进步报》记者采访时道出心声：“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会后，严济慈立即准备回国。为躲避日军特务监视，他最终选择绕道香港、越南海防到达昆明，后迁至昆明黑龙潭的一座古庙中。他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研制出1000多片水晶振荡片、300多套测距镜和望远镜、500台显微镜，直接支援前线与后方的医疗、通信系统，用实际行动践行“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的誓言。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美国留学的张光斗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和哈佛大学奖学金，下定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他在写给导师的信中多次表示“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带领全厂职工抢运5000吨设备，辗转迁至重庆，将工厂更名为第21兵工厂。每次日军轰炸后，他都率先冲在前面抢救伤员、抢修设备。整个抗战期间，第21兵工厂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2/3的枪械、弹药。

在地质、化工、农业等领域，科学家们同样以专业力量支撑抗战。侯德榜在抗战期间利用工厂设施，结合自身专业技术，生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黄汲清提出“陆相生油说”，为中国大型油田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金善宝将优质小麦种子秘密送往延安，支持边区大生产运动。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技术封锁成为科学家们面临的共同难题，但他们以惊人的创造力突破重重限制，在“无设备、无材料”的困境中开辟科研与生产的道路。

淮南抗日根据地，吴运铎和8名技工在借住的两间草房里，制造出生产子弹的所有工具、机床，建成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1942年，为抢修前方急需的炮弹，一颗雷管在他手中爆炸：左眼晶体炸裂，左膝盖重伤，左手炸掉四个半指头。昏迷十几天后，他奇迹生还。醒来后硬是挣扎着重返工厂：“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拥有无线电技术专长的罗沛霖自愿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当时八路军通信器材极度短缺，他带领团队就地取材，用群众收音机和手电筒里的干电池供电，以猪油代替润滑油、烧酒代酒精、延安山中的杜梨木头作为绝缘材料，成功研制出属于八路军自己的通信电台。

此外，华寿俊用马兰草造纸、陈康白改良盐业生产、沈鸿用“土办法”制造机床……他们创立的“马背实验室”“窑洞兵工厂”，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创新的独特风景。

科学家们深知，科研实力与人才储备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他们在迁徙与动荡中坚持研究、延续教育，为国家保存了珍贵的“科学火种”。 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辗转千里，最终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师生在茅草屋中授课、实验，谱写了“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的壮歌，培养出包括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为何仍要聆听抗战科学家的故事

“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界是一个被战火重塑的科学共同体。这些科学家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我们，是因为他们展现了科学最本真的模样。它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代人在民族危亡时用知识和信念点燃的火种。”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藜说。

严济慈的孙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严慧英在分享中表示，祖父那代科学家的爱国情怀，藏在日常科研与报国实践的细节里。“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是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的，可能是在磨望远镜的过程之中，可能是在做显微镜的过程中。”

张藜从科技史研究的深层逻辑出发指出，面对战争，中国科学家的选择绝非简单的道德号召的结果，而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特殊性的集中体现。从科技史视角看，至少有三重结构性因素塑造了这种精神。

一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科技本土化。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本处于“移植西方”阶段。但抗战迫使科学家将“纯学术”迅速转化为战时技术。物理学家们把光学研究转向战场急需的望远镜、显微镜的制造；农学家们把自己的育种试验，直接服务于大后方粮食增产。这种“需求导向”的科研模式，形成了中国科学家特有的问题意识——科学必须回应民族生存的紧迫性。

二是科技创新活力往往在宽松环境中蓬勃生长。延安自然科学院、西南联大等战时科研机构虽为临时建制，却因突破常规而催生了跨学科协作的雏形。科技史研究表明，适度的制度留白往往能激发原始而旺盛的科研生命力。

三是科学家的代际传承。抗战一代科学家多受教于20世纪10年代第一批归国学者，他们的选择实则是中国现代科学启蒙精神在战时条件下的延续。

今天为何仍需要回顾和聆听抗战科学家的故事？“科学史是一面镜子，既照射过去，也折射未来。”张藜担任了《科学群星闪耀时：抗战烽火中的科学家故事》少儿读本的主编，她认为，聆听科学家的故事，能够让青少年更深入地了解抗战时期科学家的贡献和精神，明白科学从来不是“真空中的实验”。这本书刻意保留了一些“未完成的探索”，例如叶渚沛的钢铁实验多次失败、黄万里的水利方案曾被质疑。这些“不完美”恰恰是科技史的教育意义：科学进步从不是线性叙事，而是在试错中螺旋上升。

“回忆抗战中科学家的故事是为了让人们珍惜和平，用自己的力量创造未来，让下一代能够享受和平。”严慧英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5-09-05 第4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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