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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5年是纽伦堡审判开庭80周年。1945年末，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审判纳粹政权的主要战犯及犯罪组织。当时，一批最负盛名的作家和记者从全球多地被派往纽伦堡，为其所在国家的媒体报道整个审判的详细过程。所谓的“记者营”一直开放到1949年纽伦堡后续审判的结束。以后见之明回看，那里既是书写历史的地方，也是一定程度上“创造”历史的地方。

《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聚焦的就是这批知名住客的故事。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它尝试通过还原其中个体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行为决断，重新思考罪责、赎罪与正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全书围绕记者营的几位核心人物展开，详细描述了他们来到纽伦堡之前是怎样的人，纽伦堡的经历又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作者：[德] 乌韦·诺伊玛尔，译者：柳雨薇，出版方：新星出版社 2025年9月。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刊发译者柳雨薇的这篇文章，以此纪念那个“新世界的零时”。

为什么不译作“记者城堡”？

《作家城堡》一书定稿前，我和责编华召老师曾来回几封邮件，讨论有无必要对书名做些调整。问题之一是，是否要将审判这一关键词加入书名。没能下定决心的理由很简单：这样一本围绕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审判——纽伦堡审判展开的纪实作品，却没有在标题中请出它的绝对主角，显然是作者有意取舍的结果。本书的意图不在于阐明这场审判的法理与得失，而在于引领读者——与当时全世界关注此事的民众一样——经由法贝尔堡中数百位新闻记者的眼与笔，触摸它激起的波纹。

紧随其后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既然如此，何不直接改书名为“记者城堡”？如果书中的各段叙述止步在1946年，这样的命名或许更恰当，但作者诺伊玛尔的野心不止于此。本书的十四名主角的确以记者的身份相聚在纽伦堡，但在拥挤的工作间内匆忙写就的报道只是一场漫长追寻的开端。本书真正要讲述的，是这些人如何用终生考量他们在这一年里为这场战争选择的真相。

近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能够更加公允地评判纽伦堡审判对现代国际刑事法体系的深远意义，认可国际军事法庭在无前例可循时的谨慎，然而在“零时”的混沌不安中，审判这台“在动机上存在弱点，且时不时渴望制造死亡”的机器（丽贝卡·韦斯特语）引出的问题远比解决得更多。

罗伯特·H.杰克逊那篇振聋发聩的开庭陈词很好地暴露了困惑的来源。他明确表示，受审的21名被告命运如何，“对世界来说无关紧要”。这场审判是为了向他们象征着的“种族仇恨、恐怖主义和暴力，以及权力的傲慢和残忍”宣战，以免这支摧残了欧洲几代人的势力再度复苏。既然被告席上那些男人只是这不容姑息的敌人的代表，那么还有谁应当为审判揭露的累累罪行负责？纽伦堡审判只为21名纳粹头目下达了判决，但在媒体席上和收音机前屏息倾听、在清晨第一时间翻开报纸的人们不会忽视它给出的信号：与法西斯分子的战斗尚未结束。然而，对随之而来的艰难抉择——谁敌谁友——审判只给出了一个模糊的方向。它将每个人都留在了潜在的不安中：环顾四周，人们不知道敌人的五官将浮现在谁的面孔上。

书中重点刻画的十四位作家正是这些人的代表，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引发的焦虑。得益于作者精心安排的叙事结构，我们得以窥见审判记者们过高的期待怎样在冗长的法律程序面前逐渐破灭，并促使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走出法庭，自行寻找他们关切的答案。在审判的“主舞台”外，这些风尘仆仆、有些还身着军装的记者出没于德国的大小城市、砖堆瓦砾之间，遇见处境迥异的德国人，思考战后人们被许诺的崭新未来中，应当有哪些人的一席之地。他们的广播、通讯和特稿影响着无数人对这善恶之别、敌友之辨的答案，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固执与偏见。

《作家城堡》的每一章都不吝篇幅地追溯章节主角的过往，正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他们为何关切特定的问题，又为何选择了各自的，甚至是偏激的立场。战争巨大的惯性一视同仁地裹挟着东西方的记者、流亡和未曾流亡的德国人：范西塔特的追随者以仇恨的目光打量纳粹统治下的每一个德国人，共产主义者时刻警惕西方大国对纳粹战犯的“仁慈”，西方记者则不遗余力地挖掘苏联犯下的同等罪行，都是因为他们自认有责任守卫幸存者被许诺的新世界——不用说，这样的姿态也会为他们博得当时那些心有余悸的读者的信赖。

如何应对无法言说之物，

带给文学的挑战

本书也特意将目光投向了两位被“城堡”拒之门外的德国记者，凯斯特纳和聚斯金德。他们身上流露出相似的急切，希望实现“零时”更为积极的含义，让正直的“另一个德国”成为现实——如果忽略后者自己就曾为那个“罪恶的德国”摇唇鼓舌的话。审判对他们来说是个尴尬的存在，毕竟，他们真正期待的未来正是凯斯特纳在《纽伦堡掠影》中幻想的那个时间点：审判的争议和它加诸德国人身上的偏见已慢慢消散，只有作为历史遗迹的法庭，承载着国民业已卸下的重担——全世界审视的目光。

凯斯特纳几乎是雀跃地举步奔向那个未来。这位《新报》主编不愿再整理纳粹年代的日记，却乐于写下一篇1945到1948年的微型编年史，其中列举了他满满当当的待办事项：

“哪里能买到书籍？哪里有档案馆？音乐评论家又在哪儿，外国杂志呢？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忙得简直像是在创世。去斯图加特开会，讨论创办一本青少年杂志，还有重印在1933年被焚毁的书籍。‘展台’（凯斯特纳任编剧的卡巴莱剧场）在赖特莫大街上一砖一瓦地建了起来。动起来吧！”

这是两种彼此冲突的未来。凯斯特纳生机勃勃的新德国中，也容纳着受害者们无法原谅的刽子手与帮凶，但若要把有此嫌疑的人们从未来之国中悉数放逐，那恐怕德国人此刻仍生活在堆积如山的瓦砾中，而同盟国也将为此穷尽所有的法官和监狱。

如何对系统性的暴力追责，这个问题在此后几十年中困扰的不只是学者，而是每个关心道德、正义乃至人类最基本的共同生活的普通人。历史学者基思·罗威曾将二战称为现代史上最为“道德的战争”，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能就谁对谁错的宽泛理解达成共识”。没有人会质疑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更没有人会为策动战争、炮制“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高层开脱，然而这种曾在战时团结各国的朴素是非观，到了战后却常常显得左支右绌。

纽伦堡见证了语言在两方面的无力：集中营和大屠杀超出了人类既有的经验范畴，令记录、见证和交流都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审判为裁决战犯确立了四项罪名，但普通人的恶行始终难以得到准确的命名。600号法庭举行的公审不是一场终结一切争议的审判，而是这一切探索的开端。新的语言和概念由此开始萌发，不愿向沉默和词不达意妥协的人们播下了种子，并时时照料。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中有这样一幕：听到四名曾在第三帝国担任司法官员的被告无一例外地作出无罪声明后，公诉人拜尔斯上尉起身，贡献了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述，指责被告玷污了法庭、扭曲了法律。而就在他铿锵的语调逐渐调动起银幕内外观众的情绪时，首席检察官不带感情地打断他道：“请公诉人注意面前的灯，口译员跟不上你的速度了。”

翻译工作的确有这样令人无奈的败兴之处，本书主角之一希尔德斯海默应该深有体会。但这个情节同时也象征着审判面临的重重障碍：法官和被告说着各自习惯的语言，主张自己眼中的正义；各国记者又急于将其翻译为自己和读者关心的话语。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揣摩讲话者真正的意图，或是考虑对方是否理解了自己。不断提起和回顾重大历史事件，也正是为了拾回可能丢失在一代代人急切的质问中，没有被“翻译”和理解的细节。希望本书亦有助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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