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哈迈德-礼萨·拉丹表示，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伊朗警方正持续追捕与敌对势力有关人员。虽然伊朗在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后从制度层面加强了针对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的防御部署，但在此次战争中，以色列对伊朗决策层核心军政高官的斩首行动仍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这既体现出以色列对伊朗的情报代差与技术压制，也反映出伊朗国家指挥中枢在防御方面仍存在未从根本上修复的安全漏洞。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指挥部司令沙德马尼的斩首行动，展现出以方对伊朗国家指挥中枢的深度人力情报渗透。2025年6月17日，刚履职四天的沙德马尼在自认绝对安全的掩体遭遇精准袭击。其女事后透露称，父亲在战时有着严格的安全防护习惯，包括每隔数小时更换隐蔽点、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随身携带任何可能留下数字痕迹的智能通讯设备等。但在他进入新掩体后，六枚高精度导弹随即精准封锁了所有逃生通道。这种“单向透明”的博弈态势，印证了伊朗前情报部长阿里·尤内西在2021年的警告——“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已渗透至内阁各部门”。以色列究竟如何对伊朗展开渗透？

以色列渗透伊朗的三个阶段

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至少有着十数年的精密布局，其演进逻辑呈现出从技术干扰到指挥中枢物理清除的阶梯式进化特征。

第一阶段是2007年～2018年，其核心逻辑是通过网络战和街头暗杀延缓伊朗的核进程。2007年开始，由美以联合开发的“震网”（Stuxnet）病毒被特工植入布什尔核电站与纳坦兹核设施，在2010年前后导致约1000台离心机物理报废。紧接着，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爆发密集“暗杀潮”：2010年1月德黑兰大学核物理学教授阿里穆罕默迪因摩托车遥控炸弹身亡；同年11月伊朗原子能组织核物理学家沙赫里亚里死于汽车贴附式磁性炸弹；2011年7月电气工程师雷扎伊内贾德遭摩托车枪手射杀；2012年1月核科学家艾哈迈迪-罗尚死于磁性炸弹。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伊朗五名顶级科学家相继遇害。此外，2011年11月德黑兰省比德加纳地区的莫达雷斯导弹基地发生爆炸，还导致“伊朗导弹之父”哈桑·穆加达姆等17人遇难。这一时期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仍处于物理摧毁和战术破坏阶段，通过将地面特工与网络病毒相结合，以色列在伊朗初步建立了一张能实时感知的情报网。

第二阶段是2018年～2023年，以色列渗透的层次从技术人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档案与核心内卫体系。2018年1月，20多名摩萨德特工在德黑兰南部秘密仓库窃取了重达半吨的核档案（约十万份）并运出伊朗，这一事件让伊朗曾经的核武器研发计划“阿马德工程”暴露无遗（该计划于2003年被叫停）。2019年4月，负责保卫国家高层、拥有高级别权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保卫局负责人阿里·纳西里被传因间谍嫌疑被捕或叛逃，引发伊朗高层安保体系的剧烈震荡。2020年11月，伊朗国防部核计划负责人法赫里扎德在重重护卫下被卫星遥控、人工智能增强人脸识别功能的机枪精准击毙。2023年1月，曾任国防部副部长、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顾问的阿克巴里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而其在被捕前几乎实际负责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以色列成功在伊朗决策链条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安插内线，使其有能力深度干扰并战略误导伊朗内部决策程序。

第三阶段是2023年～2026年，以色列的渗透成果在与伊朗的全面冲突中转化为大规模的“指挥层清零”。2024年4月，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扎赫迪因此身亡。同年7月，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出席佩泽希齐扬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在居所内被以色列“定点清除”。随后在“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在极短时间内“定点清除”了伊朗几乎所有军事高层。此次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更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伊朗40多名军政高层的“物理清除”。

伊朗的反渗透措施

针对以色列的渗透，伊朗采取了看似严厉但实则“越补越漏”的补救措施，其常用手段是行政层面的人员“大换血”。例如，在经历2018年以来一系列情报安全失利后，2022年6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职业军警出身的卡齐米为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负责人，试图重塑反间谍体系。卡齐米长期在保密和内卫部门工作，上台后试图通过加强内部监控和肃反来修复安全漏洞，但三年后他在“十二日战争”中遭以色列空袭身亡。鲁哈尼政府时期，伊朗情报部专门成立了反渗透机构。然而，频繁的人事变动不仅导致机构内部专业人才流失，还令一些人感到不满，这为摩萨德“趁虚而入”埋下隐患。“十二日战争”后，为强化国家指挥中枢系统的韧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并推行了战时权力去中心化的预案，试图通过重塑国家危机治理与防务指挥的底层逻辑，确保国家机器在指挥中枢面临瘫痪危机时仍能维持基本运转与反击能力。

在技术防御上，伊朗实施了严格的物理隔绝策略，禁止所有核心军事将领接触智能手机和西方社交软件，推行非电子化办公。然而，以色列采取了迂回战术：既然无法追踪目标本人，就通过黑客技术控制目标人物身边的保镖、司机甚至厨师的智能设备。这些安保人员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照片位置或未加密的日常通话，被以色列利用大数据和卫星定位算法反向推算出目标人物的实时动向。2025年6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德黑兰西部一栋建筑的较低楼层举行会议时，正是因为一名保镖的手机信号被锁定，直接导致了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内的多名高官遇袭受伤。此外，伊朗还加大了司法震慑力度，密集处决了多名涉嫌泄露核机密和军事部署的人员，试图以此截断摩萨德的招募链条。但这种基于威慑的司法手段，在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时，其边际效用恐不断递减。

安全漏洞难以完全修补的深层原因

首先，伊朗情报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之间长期存在难以调和的派系利益冲突。伊朗设置多重平行的情报架构原本是为了让各机构互相制衡，结果却导致各机构为争夺预算和最高领袖青睐而互设障碍。情报工作的重心被严重偏置，安全机构更倾向于对内防御，专业的反间谍资源被大量虚耗，而在口头上最虔诚的人往往能轻易进入核心圈层，其中不乏以此作为掩护的深度渗透者，从而在面对以色列的顶尖技术与人力渗透时留下了结构性盲区。2018年8月，伊朗情报部长阿拉维便称：“实施深层渗透的间谍分子，在体制内往往高喊着最狂热、最忠诚的官方政治口号，以此将自己包装得毫无破绽。甄别这些披着激进外衣的狐狸绝非易事，因为他们往往在‘完全为国家利益考量、心系体制命运’的虚假伪装下，抛出旨在对国民凝聚力和政权底层信任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毒化议题。”

其次，伊朗社会契约的日渐弱化与复杂的民族构成，在客观上为外部势力的多点渗透提供了土壤。社会契约的弱化，主要体现为国家资源分配、政治吸纳能力与公众预期之间出现结构性失衡与脱节，削弱了体制与民众之间的传统信任纽带。一方面，长期的经济衰退、通胀高企以及社会治理层面的高压政策，给城市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带来挫折感，部分群体在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后，在心理或行动上表现出倒向外部情报体系的倾向。另一方面，库尔德族、俾路支族和阿塞拜疆族等伊朗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因长期面临政治代表性不足和资源分配滞后等困境，其激进组织易被外部力量视作可相互借力的地缘工具。此次战争初期，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美以曾有动员数万名库尔德战斗人员从边境向伊朗腹地实施地面推进的计划，即是这种内外联动风险的具象化体现。此外，来自周边国家、处于伊朗法律保障体系边缘、在里亚尔急剧贬值中面临生存困境的难民群体，在摩萨德加密货币及美元酬金的物质诱导下，也容易成为伊朗安全防线的软肋。

美以伊战争爆发后，这场长达十数年的情报暗战已接近其逻辑终点。伊朗情报安全领域出现的系统性失利，并非由个别军事将领的疏忽或技术防御的偶然失灵造成，而是其相对封闭的官僚体制在面对具备技术优势且行动高效的外部对手时，受到内部职能交叉、经济衰退以及情报功能偏置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以的军事行动始终未能达成颠覆伊朗政权的战略目标，这充分印证伊朗政治体制在外部极限施压下拥有较强持续抗压能力。当前伊朗最核心的发展命题是统筹兼顾体制稳定与现代化改革，若能完成从“被动抗压治理”向“主动发展治理”的模式转型，或可逐步化解持续的危机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