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笔者团队新著《中国特色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创新与搭配研究》引言，转载请注明出处。扫描文末的二维码，可以直接购买本书。

自“十二五”规划开始，“加强财政、货币等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作为改革目标频繁出现在我国各类的重要文件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使其成为我国深化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首要任务。

当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事关宏观调控综合效力和质量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还有待深入。为此，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调研，本课题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创新与协调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提高中国宏观调控的整体效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证据。本成果总体框架遵循“理论研究—实践调研—实证分析—国际经验—政策研究”的逻辑展开探讨。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旨在通过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搭配协调，实现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分析各种范式搭配组合的成本与收益。本书将为平抑经济波动，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指导。

本书上篇包括第一章到第四章，上篇围绕“中国特色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展开研究，在考察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调研实践探讨了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为例探讨了中国的财政政策结构化创新。

第一章为中国传统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本章回顾了中国财政政策的历史演变，并通过文献综述和IS-LM模型的实证分析，测算了不同时期财政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的大小。发现受经济结构变化和政策效应递减影响，传统财政政策的乘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财政支出乘数约为1.39~1.50，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乘数绝对值为0.62~0.67。政府购买支出可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放缓时期效果更明显，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尽管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但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较为有限。

第二章为中国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本章比较了不同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果，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存在差异效果，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2013年前效果显著，而数量型政策工具在2014—2018年间表现较好。整体而言，尽管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均在维护金融稳定上发挥一定作用，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

第三章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实践。本章评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及其在中国央行调控中的应用效果，并与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述。发现与发达经济体临时纾困的目标不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旨在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为重点行业和领域提供低成本资金，但对信贷市场带来一定扭曲，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区别和边界、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时间与顺序，以及在数字货币发展的背景下两者的协调配合是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章为中国财政政策结构化操作的创新实践。本章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为例，通过理论挖掘、案例分析和政策对比，研究了其在中国重大项目融资中的实施效果，发现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能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支持，撬动数倍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缓解重大项目资金融资问题，但也增加转为地方隐性债务的风险。本章最后结合实地调研情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优化建议。

本书下篇包含第五章到第十二章，主要从文献梳理、理论机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风险防范、国际经验、对策建议八个方面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进行研究。

第五章为文献综述。通过文献梳理与定性分析，本章发现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关键之一在于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传导机制，并提出提升国债发行规模、拓展期限结构品种、打破国债市场局部分割、适时启动国库现金管理中的国债回购和逆回购操作等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市场化的政策建议。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化债压力巨大的情况，“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在市场上广泛传播，倡导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为此，本章对于MMT理论的缘起、运用、争议开展详尽梳理，提出该理论的严重实践缺陷。

第六章为理论分析。本章将AD-AS模型作为理论母机，建立了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的理论框架，指出两大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协调搭配方式涉及宏观、结构与操作层面。通过构建DSGE模型，本章讨论了单一政策与两大政策协调搭配下对于地方债风险缓释的异质性作用。

第七章为实证研究。本章基于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科技认定类政策推动了财政金融部门协同，可以扩大高新技术企业债务融资规模、降低债务成本和延长债务期限结构，缓解融资约束，增强科技企业创新产出。机制检验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主要通过财税激励协同金融部门发挥作用，但不同财税工具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越小、民营性质、资本密集度越高的公司，债务融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越强、金融环境越好，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下的财政金融协同机制对公司债务融资起到增强效应；反之存在削弱效应。

第八章为案例分析。本章展示了如何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增长。课题组在某南方沿海省份实地调研发现，该省财政政策存在减税降费效果不平衡、资金流向不明晰等问题，该省货币政策方面存在企业和家庭部门信贷需求不足、贷款资金流向难以追踪、结构性货币工具申请程序复杂等问题。

第九章为风险防范，本章重点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化倾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向银行部门传导两个重要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过快扩张将导致银行同业存单信用利差扩大、信用评级恶化，导致风险从财政部门传递至金融部门；同理，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与信贷政策也将引起房价下跌，进而削弱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及债务偿还能力，增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风险外溢效应，导致风险从金融部门传递至财政部门。当期，为缓释地方政府化债压力，成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可以成为风险的减震器。

第十章为国际经验。本章首先梳理了美国、欧元区、日本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实践，并从政策目标、工具组合和传导机制进行比较。就政策目标而言，各国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一致性在危机期间得到增强，中国在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就工具组合而言，美国和日本均进行了较高水平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欧元区受制于单一货币和多元财政格局，政策协调在执行层面相对较弱，中国财政货币协调集中在业务交叉上；就传导机制而言，政策传导效率因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在各国表现不同。

第十一章为国际新视角。本章探讨了财税政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刻内在联系，通过对四大国际货币的案例分析，发现不同财税工具在促进货币国际化中的作用差异，同时强调扩大财政空间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通过对美日欧英四大国际货币的典型事实进行梳理，本章发现了不同财税工具对于促进货币国际化不同职能的经验证据，并发现扩大财政空间可以成为货币国际化的有效助推器。

第十二章为对策建议。本章从防范重大风险传导、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优化两大政策配合协调机制等方面分别提出有效的政策方案。首先，加强地方政府部门与商业银行体系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必要时可开展以中央统筹进行的债务重组、地方政府与银行体系相配合的债务置换行动，为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稳健发展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其次，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能力，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加快丰富短期和长期人民币国债期限结构、畅通国债收益率曲线传导机制。最后，将两大政策的协调搭配放置于加强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之间协调配合的视角之下，增强政策制定部门和实施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政策实施层面的合力。

本书从理论分析、实践调研、案例分析、国际借鉴等多维度探讨中国特色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创新与协调，凝练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理论。具体包括：其一，就结构性货币政策而言，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设计理念、政策目标、实施场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二，就中国特色财政政策结构化操作而言，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为例进行分析发现，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既不同于一般财政政策和商业性金融，也与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略有区别，正好站在了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的结合点。其三，就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微观实践而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助于改善公司的债务融资状况。其四，就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政策实践而言，中国在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中国财政货币协调比较集中在业务交叉上。其五，就财政货币政策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汇率制度灵活性、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异质性将主要影响财政空间对货币国际化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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