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挑“软柿子”，紧盯标识问题

贾女士在华东地区一市辖区经营一家杂货店，杂货店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但最近贾女士考虑闭店。“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受到十几次职业索赔人举报。”贾女士说，一旦被举报，她就要将该款产品封存、返给供货商，有时供货商觉得她被举报的次数太多，不愿意供货。

“有的职业索赔人只要一来，就是集中举报。”贾女士说，不久前一个职业索赔人称在店里买的花洒水效标识存在问题，同时举报了附近售卖该款花洒的四五家店铺，最后协商每家店拿出近300元私了。

贾女士很无奈，她所经营的杂货店售卖千余种小商品，很难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检查每一款商品的标签、标识等问题。

一家从事直播带货的电商公司负责人表示：“职业索赔人不会找国际大牌，因为大牌企业有庞大和专业的法务团队应对；也不会找没有名气的企业，因为流量不高。他们往往找我们这样的企业，知名度高，成长迅速，法务应对经验不足，‘打假’时风险小、关注度高。”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职业索赔人往往专挑“软柿子”捏，利用商家害怕行政处罚的心理，附带“若不私了就曝光”“若不私了就起诉”的威胁话术，迫使许多经营者选择“花钱消灾”。

从这些职业索赔人恶意索赔的手段来看，他们主要针对商品的标签、标识、标注问题。中部地区一乡镇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介绍，这类案件在他们接到的投诉案件中约占八成。

近年来职业索赔日益呈现规模化、团队化的特点，令人忧心。湖北光靓律师事务所主任梁旭光律师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职业索赔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商品过期或者产品包装漏洞等问题故意大量购入产品，再聚合成团体，甚至发展成专业的“打假公司”。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市场类投诉举报案件常在某个时间点集中出现，举报人地域特征明显，多是通过信函的方式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申请复议，而且话术和举报材料的内容常常高度一致。

随着有关部门加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行为的打击，职业索赔人转而借教授他人“维权”之名“收徒”。以“打假”等关键词在网络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店铺标榜“反打假”“支持维权”等字眼。

半月谈记者以“想学习打假挣钱”为由询问某店铺，店家要求加上微信细聊。店家对半月谈记者说，他以前长期从事职业索赔，2021年后，转行为反打假人，通过收取服务费，教他人遇到职业索赔人时如何维权。如今，自己也教授如何“职业打假”，只需交3000元学费。他直言，这几年政策变化很大，但只要把相关法律知识掌握到位，“打假”不是问题，且收益可观，“几单的利润，可能就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商家、监管部门不堪其扰

郭先生经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他告诉半月谈记者，2022年8月，一名职业索赔人以1.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把刷子，并在订单中备注要求请勿使用某快递公司。由于与该快递公司的合作关系，且未注意到相关备注，商家仍使用该快递发货。

“职业索赔人收到货后举报我们未按照其备注发货，并向我们索要500元赔偿，后来又加到了2000元。相关部门受理后驳回了其诉求，但投诉长达半年多，其间该职业索赔人还不断举报辖区监管部门。”郭先生说，为摆脱无休止的骚扰，公司决定搬迁，搬离后所在的辖区不再重复受理，风波暂时平息，这一过程耗费四五万元。

还有一些职业索赔人投诉举报件消耗基层行政资源。因职业索赔人对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不服，由此引发重复投诉举报、缠访、行政复议、纪委举报等。中部地区某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数据显示，所内接到疑似职业索赔人的投诉举报件占全部投诉举报量的60%以上，有的索赔人甚至同一个投诉举报，以不同理由申请3份行政复议。

“来一个复议，我们起码要腾出半天时间写文书。”长三角地区某社区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说，不仅如此，在履职过程中，程序上稍有不慎，个别职业索赔人甚至威胁执法部门给钱。

厘清判定标准，严厉打击惩处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俊杰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规里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也有一定标准，但是职业索赔人突破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则。

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多项条文提及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购买者的诉讼请求。但在实际操作中，受访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反映，目前缺乏更加明确的针对牟利性索赔的判定标准，判定后的责任全部归结于投诉处理人员，使其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即使能判断其为职业索赔人，也宁肯按照正常投诉举报处理。针对此，胡俊杰建议，明确法律边界，尤其细化“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判定标准，如购买数量、用途、频率等，限制职业索赔人滥用诉讼权。

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投诉的典型特征，有的案件基本可以认定为职业索赔人恶意索赔，但各个市场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互通，职业索赔人仍可跨区域得手。受访对象建议，构建全国统一的投诉举报数据库，形成恶意索赔“黑名单”，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联动，进一步识别、监控恶意索赔产业链。

面对职业索赔人投诉要求，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没有吃透相关规定或为图省事，直接让生产厂家和投诉人联系，满足其经济利益，使投诉人撤诉。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助长牟利型恶意索赔案件数量增长。梁旭光建议，应明确受理门槛，按照责任分工落实投诉事项，规范投诉处理程序，同时加强行刑衔接，严厉打击恶意索赔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