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中国风险投资史》。一整年，围绕这个话题，我们还策划了一系列访谈，本文就是其中一场对话实录。捋一捋人民币基金的图谱，无论是作为深创投曾经的掌舵人，还是前海母基金的董事长，靳海涛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在对杨晓磊的后采中，我们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往期《拾日谈》很少对话人民币基金的管理人。这本身正是人民币基金在中国创投行业现状的一个缩影。如今在风险投资生态中体量巨大的人民币基金，似乎没有那么擅于塑造品牌，也无意于抢夺话语权和定义价值观，因而在创投舆论场上总显得沉默。

追本溯源，本文刚好能解答外界对于人民币基金的一些困惑：它从何处来，被什么推动，有着怎样的行事逻辑，又将向何处去。对历史的回顾也有助于思考另一个问题：所谓的来自硅谷的那套“正统”风险投资游戏规则就一定是对的，好的吗？必须被奉为圭臬吗？硬要拿那套标准来套在人民币基金身上，是否有失公平？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靳海涛这个人身上，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民币风格的投资家。没有可以照抄的作业，当他临危受命接手深创投，只能一面处理遗留问题，一面推进创业投资。在这个更多被政策定义的场域里，他每个动作都踩在了正确的节奏上。杨晓磊的评价是，那些年靳海涛做的事情“特别深圳”。意思是说，他总能破局，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提出创新的举措，同时在一定的情况下跟大多数人达成一致。这很不容易做到。正是这些举措让靳海涛获得了信任，而这种信任在人民币基金体系里是构成受托关系的重要原因。

与靳海涛先生的交流，让人很难将他与“古稀之年”联系起来。他对行业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信心和好奇，相信创投的下一个黄金时代会更伟大。他想要过一种“永不躺平”的人生。他说：“人生起起伏伏，要是躺平，我就没有今天的成绩。

有人说本土创投需要“补课”，我不认同这种说法

杨晓磊：去年年会的时候，我和阎焱有一个对谈。我说我们如果认为过去的20年是中国创投最好的20年，作为老一代的投资人到底在怀念什么？他跟我说他入行开始，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走向相对开放的环境，整个创投市场是围绕政策起来的。所以我就在想，到底什么东西更重要。

我看您最近提出一个观点——本土创投要作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动机。您在接手深创投的时候，当时国内VC有这个定位吗？如今在国内谈起创投，很多人都说科技发展是风险投资推动的结果。您怎么看过去20年中国风险投资的成长路径？它到底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它到底是因为产业发展成长起来的，是因为技术的前进发展起来，还是说政策推动出来的？

靳海涛：中国本土创投从诞生那天起，就被定位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最早的策源地是深圳。1997年前后，深圳提出“腾笼换鸟”，把低端加工制造业请出去，把高科技产业迎进来。市领导盘点了一圈，发现创投是高科技产业必不可少的配套，于是决定成立创投基金。

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监管条例，发改委、国家计委都不知道该怎么批。深圳市政府一咬牙，先借了5个亿财政性资金，再拉企业凑了2个亿，1999年深创投挂牌，使命是，投科技企业。深圳比较开明，提出“立足深圳、面向全国”，钱不局限于本地。同期，深圳还成立了担保公司、策划了高交会，一整套科技金融生态就这么搭起来了。

之后深圳的那批机构，招商、力合、达晨、同创、东方富海等等，几乎都是看了深创投的样板才下场。所以，中国本土创投的第一推动力是政府，而非纯粹市场。市场因素当然也有，当时创业板已在酝酿，大家憧憬全流通退出，但主引擎还是政府要让创投成为高科技的“发动机”。

20年走过来，国内创投分化成两种风格：以深创投为代表，主打硬科技；以红杉等外资背景基金为代表，主打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现在两种风格又逐步融合。

深创投对行业的贡献，我认为最核心就两条：一是把“硬科技”投资做成主赛道。今天所有机构都必须把硬科技当主食，否则没饭吃，深创投最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出了赚钱效应。二是，发明、推广了“政府引导性创投基金”。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判断中国创投的春天来了，提出两条策略：由稳扎稳打变为大干快上；深创投要从用自有资金投资转变为管理基金，而最容易撬动的地方政府的钱，就是引导基金。

怎么搞呢？政府出30–40%，深创投出30%左右，剩余60–70%向当地民营资本募集。这样一来，深创投既是LP之一，也是GP，负责管理。政府资金享受优先清偿权，当基金净值跌破60%时，政府先退出，确保财政本金安全。如果赚钱，政府只拿国债利息，超额收益全让渡给其他LP和GP。

用这种方式，我们把创投的火种带到各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解决了政府“撒胡椒面”效率低、易腐败的顽疾。今天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人民币LP的最大金主，硬科技也成创投的标配。回头看，这两件事深创投做得最早，也算给行业打了个样。

杨晓磊：您刚才提到，过去20年中国创投行业从无到有地创建、设计和实践，如今已进入高度市场化阶段。在深创投等引领下，涌现出大量人民币基金。但您也说现在再做这件事难度变大，这是否意味着行业进入了新的计划体系？这对人民币创投的发展是好是坏？未来人民币基金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继续作为创新经济的发动机，还是要回归 “老三样”，先谈社会价值，再讲资本保值增值，最后才是助力科技创新？

靳海涛：去年我们行业内讨论时说，创投只能等，置于死地而后生，绝对能后生。现在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中央对创投的重视达到了极高的政治定位和曝光频率，出台的相关政策也比过去更接地气。我和不少同行都认为，创投未探底就已迎来强烈反弹。

这种反弹主要源于三个核心因素：政治层面的支持、计划层面的引导，以及中国国体本身的特色与优势。国家明确重视创投，将其视为科技创新的核心发动机，还动员各类资本参与其中，行业发展环境自然随之改善。

有的人说这个市场需要咱就干，市场不需要咱就算，我琢磨不太透。但我觉得市场对创投的需求固然存在，政策支持才是首要关键。之前行业陷入困境，核心原因是收益收窄，曾经的盈利预期接连破灭，社会资本自然不愿投入。再加上行业内机构鱼龙混杂，好机构虽未亏损但收益不及预期，差机构则直接导致亏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资本的顾虑。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政府牵头，动员其可统筹的资本入场，行业才能获得“子弹”。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创投募资中80%的资金来自政府及政府平台，还有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也受约束，国资委明确规定，非金融属性的实业类国企不能参与创投；上市公司同样受限，证监会要求企业聚焦主业，如果涉足基金业务被认定为不务正业，将不批准其增发，这一点我们已向证监会反映过。

所以说，创投之所以能未到探底就反弹，中央的明确态度和大力支持是最关键的支撑。至于创投未来能否迎来更黄金的发展阶段，还取决于诸多因素，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杨晓磊：目前中国的创投这件事是从美国学过来的，所以今天大量描述中国创投还是以美元语境为基础。大家普遍认为，美元基金目标感更明确，主要是财务诉求。人民币要受政策和计划影响，同时为了科技创新，人民币基金肩负了更多的东西。您怎么看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差异？

靳海涛：美元基金在中国投资有其特定逻辑。如果一种产品或商业模式在美国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取得成功，他们就认为，中国类似的项目也能得到美国资本市场接纳。所以他们会在中国寻找与美国成功模式相近的企业进行投资，再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境外上市。这种模式下，资金是美元基金，形成“两头在外”的格局，红筹结构也由此产生。

本土创投之所以没法复制这种模式，核心原因有几点。首先是资金属性不同，本土创投以人民币基金为主，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能自由兑换，无法直接适配“两头在外”的运作。其次，本土机构既难募集到美元资金，在海外资本市场也缺乏足够的资源沉淀，没有相应渠道和资金支持，自然难以照搬美元基金的打法。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做，但必须先解决资金的跨境转换问题。

深创投其实早有尝试。2004年我担任深创投董事长时就意识到，要是仍然用人民币按传统方式投资，即便项目看似优质，也可能只是纸面富贵，沉淀的项目越多，后续退出压力越大。所以我们也想效仿美元基金“两头在外”的模式，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将人民币转换为外币。现在外汇管控严格，这些方式都已行不通，当时确实有一些可行的操作路径。我们还曾尝试与新加坡合作设立基金，境内外各设一只，境外基金由我们出资，境内基金由新加坡方面出资，这些都是过去做过的探索。

有人说本土创投需要“补课”，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发展路径。深创投的定位是创投机构，核心是投资创业类项目，我们也确实布局了一批这类项目，但不能把全部资金都投入到长周期的创投领域，因此会搭配短期投资以获取即时回报。其实要做短期投资的打法并不难，无非是招募相关专业人才，但我们没有刻意模仿美元基金的模式。一来手里是人民币而非美金，客观上无法完全照搬；二来股权分置改革后市场实现全流通，也没必要死守别人的老路。

这两种模式本无优劣之分，但早期舆论对人民币基金并不友好，甚至带有歧视。我觉得背后可能是一种固有认知，认为创投是美国发明的，只有遵循美国的传统思维和模式才是“正统”，本土的人民币基金就显得“土气”。我觉得这种意识在当时影响了对人民币基金的评价。

杨晓磊：我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刻。很多榜单大大低估了中国本土投资人的表现和贡献。评选标准大多是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语境，比如你投了看似高速成长的项目，但如果给LP的回报没达到预期，或者无法预判未来回报，就难以入选。但实际上，2018年到2022年期间，随着中国硬科技、核心科技以及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很多人民币背景的本土投资人已经给LP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丰厚回报，这些业绩却没有被榜单纳入考量。

另外，2005年前后，很多美国大厂、美国创投机构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组建团队。那个时间点，你有没有过不安全感、焦虑感，或者产生竞争意识，觉得“狼来了”？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该如何应对？对于红杉、KPCB、红点这些机构当时纷纷进入中国布局，你怎么看？

靳海涛：我认为创投行业既是充分竞争的行业，也是充分合作的行业，各家机构终究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当时并没有焦虑感。其实对企业来说，能获得不同机构的赋能，发展会更好。钱本身之外，每家投资机构还能提供背后的配套服务，一家机构的赋能有限，要是三五家机构共同投资，就能带来多重赋能，对企业而言无疑是更有利的。

比如，有些机构看到好项目就想独家包揽，显得很强势，但这其实并不妥当。而且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案例里，企业家也不一定接受这种垄断式投资。说到底，市场上的项目有很多，每个人的投资眼光不同，你看上的项目我未必认可；即便我也看好某个项目，就算这次错过了，后续还会有新的机会出现。

所以不管是行业里从业者增多，还是美元基金纷纷进入，我个人也好，深创投也好，都没有过担忧、害怕或焦虑的感觉。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情绪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没有。

我常说自己本质上是个掌柜的，掌柜的怎么能不听东家的话呢？

杨晓磊：过去2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投资的产业和题材也经历了多次轮换——从电商、社交、共享单车，再到社区电商、Web3等等领域，再到制造业、硬科技，如今又聚焦到AI赛道。这条发展曲线非常陡峭，尤其过去两年，行业数据回撤严重。去年头部机构的投资规模，有七成以上都同比低于前一年。如果行业现在进入收益收窄、增速下行的阶段，竞争会不会变得更激烈？

靳海涛：我觉得只要从业者多了，竞争自然会出现，这很正常。没拿到机会，可能是发现得晚、重视不够、研究不深，也可能是竞争对手更强势、进入更早，或是操盘手给被投企业许下了更强的赋能预期。但这些外部因素，都不会大幅影响自身的投资成效。投资做得好不好，核心是机构内部的问题，而非外部环境所致。

内部问题主要集中在这几点。一是组织是否理顺，“子弹”是否充足，以及资金是否有附加要求。比如现在很多基金有返投要求，不完成返投就拿不到钱，这类项目我会降低重视度；投资时也会先考虑是否与基金适配，不适配的项目即便关注，也不会提额外给企业添负担的要求。像深圳的基金投北京企业，如果要求对方在深圳设子公司才投资，企业可能更愿意接受无此要求的资金，除非它认为与我们合作十分必要才会答应。非返投地的项目，我会优先考量。二是团队状态，人员积极性、结构是否合理，都是内部管理问题。管理不到位，就会导致投资节奏慢、质量不高，这和外部环境无关。

各个基金或许会遇到类似问题，但大多是个别情况，对全局影响有限。我认为头部机构不太可能为此忧心忡忡，偶尔提及只是情绪宣泄，并不会影响大局。真正受影响的是没什么知名度的小机构，它们想进好项目却进不去，本质还是自身问题，品牌影响力不足、赋能能力不够。企业需要的赋能分有形和无形，无形的是品牌价值，有形的核心是产供销支持和资本运作服务，此外还有规范运作辅导、疑难杂症解决。

规范运作方面，即便没有投资机构，投行也能提供相关服务；资本运作需要机构具备专业的策划和协助能力；解决疑难杂症则考验机构的资源整合能力。这四个赋能方向，不是每个投资经理都能清晰向企业传递，很难保证每个人都能面对企业讲出我可以帮你什么。至于投资效益未达预期，是投资经理的问题、内部管理的问题，还是合伙人乃至一把手投入精力不足，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杨晓磊：这个话题特别好。投资人更多是对项目价值做判断，但您提到的这些事，感觉已经超出了投资人的范畴，更像是管理者、董事长该做的事。您觉得自己是更出色的投资人，还是更优秀的董事长、一把手？这两段职业经历里，角色有变化吗？

靳海涛：这两个角色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小机构的核心可能更偏向投资家，但机构做大后，就需要承担领头人的定位，两者不可或缺，只是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侧重会有差异。比如在深创投时期，再到现在，我身上投资家的色彩在逐渐淡化，更多要操心募、投、管、退、招全流程的事。现在招商引资是重要任务，这是LP的要求，再花太多精力扑在一线投资上已经不现实。但我始终觉得要尽到责任，所以这么大年纪了，每个项目的大预审和投委会我都会主持。因为主要基金我是法人代表，不仅要主持，还要做总结发言，把项目的投资逻辑、关注的问题以及我的思考，清晰告诉所有投委会委员。我们的投委会有个特色，就是有大量LP代表参与。

LP参与决策是我提出来的，也算是我的一个创新。当年做前海母基金时我就想，人家平均一个人投了6个亿，要是只有开合伙人大会时才能了解运营情况，肯定不放心，也不可能把这么多钱交给你管。所以我做了个决定：投委会内部占60%的表决权重，LP占40%，需2/3票数通过才有效。我还规定，出资5亿以上的LP可委派一名投委会委员。原本有些LP计划投3亿，听说5亿能获得决策权，就把出资额提高到了5亿。这算是一种商业策略，也是我能成功募集280亿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投委会开会时，屋子常常坐得满满当当，疫情前LP都会线下参会，后来线上参与变多了。这么做有三个好处：一是LP能实时看到我们的运营管理、投资经理专业度和风险控制水平，每个项目都参与，看得更清楚；二是能拉近和LP的关系，频繁见面或线上对话，比单纯开合伙人大会、发季度报告更有温度；三是LP之间能产生商业合作机会。当然这也有考验，LP不一定懂行业，会提出各种拷问和严格要求。对投资经理来说，知识分子都好面子，内部讨论出错还好，当着众多LP的面答不上来或答错，会很有压力。不过我们投委会有正反方PK机制，这种压力能倒逼大家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但也有困惑，比如和别人合作双GP模式时，再加上LP代表，人多了我们有时会主导不了决策。有些基金里，关键人士的表决权重很低，明明我们看好的项目，最终可能投不成。那些决策人的思考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制度定好后也没办法改变。不过我管理的所有基金，至今都坚持LP参与决策，这和其他基金不一样，我觉得这算是我对中国创投行业的一点贡献。

其实在深创投时期，我就打破了传统的决策模式。过去投资决策都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做，逻辑是怕泄露商业机密；但我的逻辑是，广泛参与决策能避免两类大错：一是道德风险，二是“情况不明决心大”，没搞清楚项目就盲目投资。所以当时我规定，所有人都能旁听投委会，包括实习生，也能参与讨论，只是没有表决权；同时我还刻意扩大了投委会成员规模，达到一定级别的员工都能成为委员。

前海母基金延续了这种思路，还加了大预审程序。大预审按内部标准进行，会模拟投票，小预审不用我主持，但大预审都由我牵头，而且全程开放，实习生也能旁听。这么做确实有个小风险：商业机密可能泄露，但我认为，这种风险远小于道德风险和盲目决策带来的损失。让LP参与决策，也能让他们更信任我们。

任何事都有利有弊，但我觉得这种操作，对整个创投行业的投资决策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是有贡献的。我们的智慧互联基金有个口号：“忠于投资人，相信企业家”。我常说自己就是个 “账房先生”，本质上是个掌柜的，掌柜的怎么能不听东家的话呢？

杨晓磊：我们一直说，VC赚的是“非共识”的钱。可一旦投委会膨胀，决策会不会被意见平均化？风险确实低了，但对价值的判断也趋同了。一旦趋同，赚钱反而更难。今天回头看，那些给LP带来巨额回报的案子，几乎都是当时的“反共识”操作。

靳海涛：深创投的案例印证了这一点，最后赚大钱的项目，当初在投委会里争议巨大，有的甚至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拍板投了，才换来超额回报。我们的标的向来是“三高”：高科技、高成长、高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怎么评？人多嘴杂，不确定性就被放大，项目很容易被多数票毙掉。

杨晓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无论是刚才这个结构导致的，还是最终对于价值判断本身导致的特别遗憾的错过了？

靳海涛：遗憾都是从后边看前面的，你要问我什么遗憾，谈不上啥遗憾，因为我认为不可能所有的事你都抓住机会了，没有拿到机会可能你不知道，也可能你在当时那个时点判断的不对，或者说当时这个时点判断对了，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导致后来情况发生变化。

我这一辈子主持了1000多个项目投资，有下了子弹的，还有没下子弹的、在讨论过程中就给毙了，也有一些是没通过的，或者我自己不看好，因为我有否决权，我赞同我就是一票，但是否决我也是一票。我认为这个市场太大了，你不能说留下哪一个遗憾，这真不好说。

真要说最大遗憾，就是没当上腾讯的天使投资人。要是当年投了，今天就是40万倍回报。

当年背景是这样：全国可能只有刘晓松敢投腾讯。晓松是我的兄弟，我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1992年一起从北京杀到深圳。他做第一个项目就是我放的启动资金。后来他和马化腾是同事，看好即时通讯，就把自己的50万借给马化腾。50万当时也不是小数目，他心里打鼓，又拉来熊晓鸽，熊晓鸽再影响李嘉诚的儿子，这才有了首轮融资。最后晓松把借款抽回，留10万股，成了最早的外部股东。

1998年我去华尔街受训，是中国最早系统接触互联网的那批人，对即时通讯的理解肯定比外行深。要是晓松跟我说一句，这项目我放10万，你要不要跟5万？我肯定会投。可他一直叫我“老板”，觉得风险太大，不敢拉我下水，怕我责怪。

后来有人说深创投500万占20%都不投，怪国企体制。我说别甩锅体制，根本原因是当时投资经理听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换成个人LP也不敢投。晓松当时的逻辑就两条：看好即时通讯的大趋势；跟丁磊聊过，觉得马化腾技术上能出彩。

未来的黄金时代会更伟大、更有前途，这个行业肯定灭不了

杨晓磊：刚才聊到了遗憾的话题，你觉得哪个观点最能代表你的终极投资哲学？

靳海涛：要说终极哲学，我也不好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核心其实就是在高科技、高成长、高不确定性的领域里，去挖掘投资机会。这话很多人可能都会说，但我的逻辑很简单，就三条，也一直这么跟投资经理强调。

第一条是看赛道。拿到一个项目，先判断它未来有没有发展前途，天花板够不够高，能不能代表未来的趋势。没有好的赛道，后续再努力也难有大突破。

第二条是看人。赛道再好，也得靠团队和老板把事落地。我是先看事后看人，但其实看人比看事更重要。可要是连靠谱的事都没有，光看人也无从谈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条是看性价比。赛道和人都看好了，要是估值太贵也不能投。毕竟投资本身就有不确定性，要是成本太高，最后就算成功了也赚不到大钱，风险和收益不对等就没必要做。

你说遗憾的事，我其实不太记这些。另外，我常跟团队说要防范风险，而防范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被投企业和老板处成哥们。这就要求你得有强交际能力，哪怕对方本质是个坏蛋，一般也不会坑自己的哥们。如果说你跟他有良好的关系，可能他有压力，想到最坏的结果了，就先让靳总安全。

杨晓磊：从过去的深创投到现在的前海方舟，你的团队一直是老中青结合。这种团队是怎么培养的？靠制度、传帮带，还是文化？行业里有些机构是“只筛选人不培养人”，先画好自己的人才圈，只招圈里的人，圈外的一概不要，本质上是“用人不养人”。

靳海涛：其实大家都想“不养人只筛选”，盼着别人培养好人才后自己直接用，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人才里确实有一部分已经积累了经验教训，招进来就能用，这是最好的。但还有一部分人没交过行业学费，必须经历培养和试错的过程，这部分成本你也得承受。

刚才说到老中青三代结合，比如碰到年纪大的候选人，只要符合这个搭配原则，我照样会用。年纪大的有他的价值，不能因为年龄就否定。我们现在招的年轻人里，博士后占了不少，深创投的博士后工作站就是我在2004年牵头建立的，也是国家批准的首个创投行业博士后工作站。这个工作站对补充人才、提升团队的科技敏感度，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些博士后大多是理工各专业背景，有的有工作经历，有的没有。

我的体会是，年纪大的不一定不行，但全是年纪大的肯定不行；年轻人也不是不行，但全是年轻人也不行，老中青搭配才能兼顾经验和活力。

杨晓磊：您是空降深创投的，进之前应该对这家公司有过一些初步印象吧？从外面看深创投，和真正进入里面之后再看，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不太一样？当时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您进场后优先处理的？

靳海涛：我去深创投是组织安排的。组织选我，主要是两点考量：一是觉得我责任心强，他们认为责任心是最重要的；二是我之前已经做过创投相关工作，对这个领域相对熟悉，还运作过全球策略投资基金、美元基金，符合岗位需求。

去之前，我只知道深创投是国内很有名的创投公司，注册资本16个亿，但具体投了哪些项目、资产状况如何，我完全不清楚。当时既没做过尽调，也不允许做尽调。进公司后，我首先发现的急症是：已经投出去的18亿资金，本该回收的款项全部逾期未收回。深创投本身还有银行负债，要是这18亿收不回来，就会资不抵债。领导也明确要求我，要想方设法减少国有资产损失。深创投是混合所有制，但由国有资本控股，归国资委管理，我去的时候国资委刚成立一个月，这个急症必须优先解决。

还有个慢症：人民币资金没有退出机制，创投的商业模式根本不闭环。其实深圳市政府当初做这件事，是出于前瞻性部署，秉持“敢想敢试敢干”的深圳风格，知道有这个问题但还是坚持推进。之前的思路是做短期投资来补位，甚至还想借别人的钱做。比如年回报10%，借钱利息6%，就能赚4个点的差价，用来给股东分红，这是当时团队的想法，更倾向于委托券商理财、买国债这类方式。

不过后来证明，领导让我去解决问题的决策是对的。那18亿逾期款项，我后来陆陆续续全收回来了，其中有赚有亏。特别是南方证券的项目，不仅收回了本金，还赚了两个亿，最后还拿回了哈医药的股票。只是回款过程非常艰难，全靠多方面努力和资源协调。

我到深创投后，定了个“两个50%”的核心思路：50%的精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50%的精力继续推进创业投资。我给领导班子做了分工，有人侧重投资业务，有人侧重处理遗留问题，但每个人都要承担一定的遗留问题处理责任，只是侧重点不同。

我运气也算好，2004年担任董事长，2005年就赶上了股权分置改革。我当时判断，这项改革是快刀斩乱麻，肯定能成功，于是就大举进军相关领域。但当时公司资金紧张，收回来的钱还有个过程，只能向银行借钱投资。像西部超导这样的项目，我作为董事长，再忙也去了三次企业调研。因为没钱，只能分散额度，把拿到的投资机会分享给相关合作方。所以很多过去的事，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和情况去回头评判。

杨晓磊：今天深创投不只是深圳的名片，变成中国人民币创投的名片，不只投资于深圳，还可以投资于全国。你没有想过把这个名片推到更大的市场上去吗？

靳海涛：深创投肯定不只是深圳的名片，更是中国创业投资的名片。现在它号称管理规模5000亿，投资项目数量和上市企业数量都是行业最多的，有280多家，而且是国内最早涉足创投领域的机构之一。

但深创投为什么没能成为国际品牌？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是体制限制，让它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公司的合伙人、高管都没法决定自己能否长期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国际市场认的是人，关键人士不能随意变动。当年我们曾尝试募集一只美元基金，钱差不多都快募集齐了，最后找基石投资人时，对方来深圳做尽调，问靳海涛能不能在基金存续期内一直担任董事长。结果人家得到的答案是“无法确定”，因为我可能会退休。最终结论是不符合他们LP的理念。国际LP的逻辑是，选定了核心团队，关键人士就不能换。比如三个关键人里换一个，过几年或许还能接受，但如果核心人物变动，基金可能就得关门，主要负责人绝对不能换。

这种体制上的限制，让深创投难以国际化。既然如此，配置国际化团队也就没必要了。比如要在美国做创投，得招一些在美待了很久的华人，甚至白种人，但深创投没这么做。就算招了人、建了团队，国际市场是否认可还不好说，品牌打造本身也需要漫长过程，大概率不划算。就算真的开始打造国际化团队，最后能不能有结果、结果好不好，也没法判断。

所以后来我们明确，核心能力就在中国，只聚焦中国市场做事。就算能募集到美元基金，投资方向也还是围绕中国。因此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深创投很难成为国际品牌。连深创投都做不到，国内其他本土创投机构要想成为国际品牌，难度就更大了。

杨晓磊：怎么定义成功的创投机构？是看回报、对企业家和产业的贡献，还是其他？您刚才提到黄金时代要来了，过去20年算不算中国创投发展前半段的黄金时代？未来还会是中国创投的黄金时代吗？

靳海涛：评价成功的创投机构，首先得看财务回报，核心就是DPI（投入资本分红率），没有这个，其他都无从谈起。其次是产业贡献，这部分能弥补一些财务回报的不足。比如财务回报不算太高，但产业贡献突出，还是会得到一部分投资人的信任，当然也有部分投资人可能不认可。

产业贡献主要看四个标志：一是培育了产业龙头，通过投资助力企业成长为行业领军者；二是投资了社会影响力大的项目，尤其是颠覆性项目，这类项目对产业的推动作用更显著；三是响应地方政府需求，投成了当地需要扶持的成长型企业，还帮政府招商引资落地大项目，这样政府会更愿意持续出资支持，就算拿不到社会资本，也能获得政府资本；四是拓宽合作口径，通过结构设计整合资源，比如和吉利合作，就是看中它招商引资的优势，搭配我们的投资实力，形成优势互补，这样更容易获得政府信任，拿到更高比例的出资。

至于价值观传承，我其实不太清楚我们的价值观具体是什么，也说不好能不能让所有人都认同。就算有明确的价值观，后续接手的人认不认可、公司会不会因为核心人员变动而受影响，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把财务回报做好、把产业贡献做扎实，就够了。

关于黄金时代，我认为一定会到来。

杨晓磊：一定会到来？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靳海涛：过去的黄金时代会落幕，但还会有新的，而且新的可能比现在更好，我对这件事有信心。之前的黄金时代，更多是鱼龙混杂、全民PE的状态；未来的黄金时代会更理性、质量更高，规模可能也会更大，规范程度会显著提升。

比如LP构成，美国主要是各类险资、家族财富和养老基金，不管是直投还是通过基金投资，资金来源都集中在这类专业资本。中国现在的LP主要是政府，而真正的黄金时代，LP构成应该是“政府+各类金融资本+家族财富”。普通的社会资本鱼龙混杂，很难再大规模进入这个领域。金融资本本身就要求规范，对回报的诉求也不算特别高；家族财富则需要多元配置，兼顾流动性高低、风险大小、投资周期长短。

现在中国的家族财富越来越庞大，过去很多家族自己运作，尝到了不少失败的教训，会更愿意交给专业人士管理。而且随着家族财富向二代转移，理念也会变化。一代创业者大多吃过苦、比较“抠门”，觉得自己能成功就比别人厉害，不信任外人，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的。富二代更理性，会认可家族财富交给专业机构管理的模式。所以中国未来不缺家族财富的资金，缺的是能让家族信任的财富管理机构。我觉得很多VC/PE行业的人才，最终会成为家族财富管理的骨干力量。

过去可以说有过黄金时代，但我认为未来的黄金时代会更伟大、更有前途，这个行业肯定灭不了。

我这辈子有个重要理念：永不躺平

杨晓磊：从您2004年入主深创投到现在2025年，要是把过去20年分成几个关键节点，大概能分几个？

靳海涛：我只说本土创投的发展阶段，按我的理解，中国创投虽有美元基金早期进入的背景，但本土创投真正起步，我认为标志是1999年深创投的设立。之前也有类似机构，但都没真正开展创投业务，核心是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

第一个阶段是1999年到2005年，属于黑暗中摸索。这个时期没有成型的商业模式，但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创投业务。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到2014年，是人民币基金崛起、快速发展，美元基金也成果显著的阶段。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落地，股票实现全流通，企业上市退出有了明确路径。第一家全流通上市企业是中工国际，一家国有企业。第二家是同洲电子，这是家民营企业，由深圳4家创投机构联合投资。当时让国有企业打头炮，更多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其实美元基金在1999年后也有零星布局，但真正大规模发力、取得亮眼成绩，也是在2006年之后。

第三个阶段是2015年到2020年，堪称风起云涌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全民PE热潮兴起，行业进入高潮，各类资本踊跃进场，管理人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募资相对容易，我2015年募集前海母基金时，能拿到285亿资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市场化母基金，平均单个LP出资6亿，要是不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很难做到这一点。

第四个阶段是2020年疫情开始至今，属于调整洗牌期。整个行业陷入困境，社会资本对创投行业失望，国资成为市场主力军。虽然我之前说行业已经反弹，但这个反弹离高潮还很远，目前仍处于困难阶段。不过去年中央对创投的重视程度有了显著变化，只是政策从出台到落地还需要一个周期，而且当前监管还不够耐心，但我认为会慢慢好转。

杨晓磊：从2018、2019年开始，似乎全行业都爱输出价值观和观点，不管是从业者还是非从业者，都对创投行业有了更多认知。这是双向利好的事，大家更愿意表达、主动推荐自己，本质上是在争夺行业解释权和话语权。但深创投似乎不太愿意做这类事，不去争抢所谓的行业定义权、解释权，为什么还能长期稳定地处在人民币基金的头部位置？

靳海涛：我觉得争夺话语权没必要。市场上的项目太多了，不投张三，还能投李四，李四投不成，还有王五，没必要为了话语权、控制权花太多精力。从企业需求来看，他们也希望有不同核心能力的机构当股东、提供帮助，毕竟单家机构的能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多方面赋能对企业更有利。

我们不看重这些，是因为觉得没必要非要掌控什么控制权、定价权。该做领投就做领投，做不了领投，跟投也没关系。当然不能说争夺话语权完全没意义，但把它看得太重就没必要了。

另外，美元基金的头部机构或出身美元基金的人，本身有品牌基础和延续性，看重话语权是他们的天然需求，这很正常。但国内市场化的人民币基金不一样，品牌虽然有帮助，但很难快速建立起来。现在人民币基金里，也没有哪个人能达到沈南鹏和张磊那种家喻户晓的名气，至少还没到那个阶段。

像我现在71岁了，本来再这么拼不太合理，但不干的话，公司可能面临生存风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我这辈子有个重要理念：永不躺平。我的人生起起伏伏，要是躺平了，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了。现在我还是正常上班，去年每周都要出一次差，有三个月甚至每周都出差，根本不敢懈怠。我常说，泉州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管老百姓还是当官的，都不躺平，秉持“爱拼才会赢”的劲头，氛围特别不一样。深圳的核心就是创新氛围。

所以对我来说，争不争话语权都合理，但我不太计较。其他人民币基金可能有人在意，也有人不在意，但就算在意，也没法快速实现品牌突破。不在意，也不会太影响投资。市场太大了，你没投的项目我投了，你投了的也未必成功。过去很多大家一致看好的项目，最后没达到预期甚至失败。反而挣大钱的，大多是当初有争议的项目。这类有争议的项目没人抢，全看你的眼光，当然也有运气成分。

投资经理要是想联合领投也行，跟投也可以，对方定价太高，我们就不跟了。企业选投资机构，其实不只是看钱 。只有找不到钱的企业才会只看重钱，容易拿到钱的企业，更看重的是投后赋能，不管是无形的品牌价值，还是有形的资源支持，关键是能真正帮到他们。

杨晓磊：您把本土创投分成1999—2005年、2006—2014年、2015—2020年、2021年至今四个阶段，其中2006年到2020年是人民币基金快速发展到高潮的黄金时期。您怀念那个黄金时代吗？如果怀念，最怀念的是什么？

靳海涛：肯定是怀念的。那个年代，创投行业需要的募、投、管、退环境都很好，给了大家大干快上的机会，所以各类资本才会蜂拥而至，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更关键的是，那个时期的大干快上，给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值。第一是完善了产业门类，推动了各行业的转型升级。现在大家觉得科技创新更重要，但如果没有当时齐全的工业门类，没有各种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像DeepSeek这样的企业也很难出现。第二是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之前大家担心美国打压会导致出口大幅下降，但实际出口不仅没降还涨了，核心就是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供应链发达。中国人的勤奋让我们反应快，但没有完善的供应链，再勤奋也难快速响应市场，这和赛格电子市场的贡献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那个阶段，创业投资对中国工业门类的完善、转型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投过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像信维通信，从创立到上市只用了4年。如果没有创投机构的资金支持、规范化治理辅导，再加上业务上的资源对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深圳速度与深圳质量的完美结合。

说到深圳的成功经验，核心就两点：一是观念上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只鼓励创新、不宽容失败”不行，“只宽容失败、不鼓励创新”也没用，这八个字是关键。二是两条供应链发达：一条是产业供应链，很好地解决了企业配套问题；另一条是金融供应链，企业需要资金时，有创投、担保、供应链金融、租赁、银行等各类资本支持。深圳的银行理念和内地不一样，创新企业在深圳贷款比外地容易得多，信用评级、贷款条件都更灵活，不用过分依赖抵押担保。像深圳中小担、高新投这两家国有机构，做得就很好，给本地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巨大支持。所以深圳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

杨晓磊：今天聊得特别好。您看问题特别辩证，每个问题都能从不同角度解读，而且这些角度互不交叉、互不重复。对我们来说，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有资格讲述那段历史，而全行业里这样的人屈指可数，这也是我们想跟您对话的核心动机。

靳海涛：我更愿意为行业发声。我不看重单个项目的话语权，但希望能在中国创投行业里有自己的声音。别人不发声，要么是不敢，怕带来负面影响。要么是敢说，但影响力不够。我觉得自己是个负责任的人，哪怕适当得罪监管层或其中某些人，该说的话我也愿意说。

而且我说的话还是有点分量的，毕竟有一定影响力。“耐心监管”这个说法，我就是在证监会提的。我还问过他们：从监管角度，到底是发展第一位，还是防范风险第一位？我一直的观点是发展第一位。如果说“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发展”，那所有发展都有风险，最后就什么都不敢干了。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不管是证监会的各种场合，还是中基协的活动，该讲的我都会讲。

面对IPO现状这些行业难题，能不提吗？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