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开局，专精特新企业如何穿越发展深水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郭斌教授为我们深度解析专精特新企业在新的发展周期下面临的机遇、挑战与破局之道。

作者丨谭晓影

责编丨景 川 图源丨受访者

“十五五”规划开局，正以科技创新为“原动力”，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在此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那些在细分领域默默耕耘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们，其生存状态与战略选择，成为观察中国产业韧性、创新活力与升级路径的最佳样本。

作为《专精特新上市公司创新与发展报告（2025年）》（以下简称“报告”）的带头人，浙江大学郭斌教授①带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与安永研究院的联合课题组，对中国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深度追踪研究，为我们理解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基于数据挖掘给出的发现与洞见。

近日，郭斌教授接受《经理人》专访，结合最新研究发现，为我们深度解析专精特新企业在新的发展周期下面临的机遇、挑战与破局之道

新使命与新发现

《经理人》：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与供应链安全焦虑尤为突出，面对“十五五”期间可能更复杂的外部环境，专精特新企业“填空白、补短板”的使命内涵是否出现新变化？

郭斌教授：使命的核心基础没有变，依然是增强中国创新体系的整体实力。但在延续之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是越来越强调推进新兴技术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尤其是在A股资本市场，我们看到在人工智能软硬件、卫星通信等前沿领域，专精特新企业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追随者，而是推动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的关键力量。

二是从“补短板”向“锻长板”扩展。随着中国创新体系的持续深化，我们在部分技术领域已经开始建立起局部优势。专精特新企业的使命，不再仅仅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思考如何把现有的优势做得更强、更长，形成难以模仿的技术壁垒，这就是“锻长板”的趋势。

《经理人》：作为报告的核心研究者，最值得关注的三个核心发现是什么？它们揭示了什么？

郭斌教授：第一个显著趋势是“出海”成为关键词。与日本细分市场领导企业或德国“隐形冠军”相比，过去中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不高。但近两年，特别是2025年的数据显示，企业出海的比重在显著增加。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在以更积极的方式拥抱全球化，对冲逆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在全球市场寻找新增长极。

第二个是赴港上市呈明显上升趋势。截至2025年8月31日，港交所上市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已达59家，另有68家处于IPO处理或聆讯阶段。这一现象一方面与港交所科技股此前的上涨行情带动市场投资积极性相关；另一方面更反映出专精特新企业正在推进资本市场多元化布局，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加速自身发展。

第三个发现是，在新兴产业布局上进一步提速。在智能制造装备、下一代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和业务推进呈现出明显的积极态势。

长期价值与资本耐心

《经理人》：报告显示，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平均市值增长88%，但这种增长更多由政策与市场情绪驱动，而非当期盈利，且企业普遍面临盈利承压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市场对专精特新上市企业的追捧存在预期透支？企业应如何向市场证明其真实、可持续的创新价值？

郭斌教授：局部可能存在透支，但上涨也有其合理逻辑。一方面，在整体外部环境充满挑战的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能实现营收增长，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整体估值逻辑中，对高科技属性突出且市值较小的企业更倾向于给予更高的估值。

不过，从长远看，如果盈利水平始终无法改善，肯定会引发泡沫风险。因此，专精特新上市企业未来需要紧扣六个字：做深、精耕、拓新。

“做深”是延续既有路径，筑牢技术和产品的护城河；“精耕”是在核心能力上持续投入，提升精益化管理水平；“拓新”则是利用技术支撑，去捕捉市场的增量增长机会。最终，企业必须通过盈利水平的提升，来兑现其高成长背后的真实价值。

《经理人》：面对“增收不增利”的普遍困境，报告中建议利用“耐心资本”。它具体指什么？又如何与政策形成合力，破解创新长周期与短期回报的矛盾？

郭斌教授：“耐心资本”通常指那些更关注企业长期价值、愿意为追求长期回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的资本，例如保险资金、产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

要有效利用“耐心资本”，需要三方共同努力。首先在企业层面，必须更加注重面向新产品、新技术的长期能力投资，同时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夯实未来回报的基础。

其次，政策设计需创新，对投向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给予优惠措施，平衡其短期与长期回报的矛盾。毕竟就算是耐心资本，也要考虑商业回报的问题。

此外，还可以进行金融工具创新，比如推出专精特新特定领域或赛道的板块指数或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为“耐心资本”提供风险更分散、流动性更好的投资工具，并配套相关优惠政策，就能更好地实现专精特新企业发展趋势与耐心资本投资偏好的匹配。

战略分野与能力重构

《经理人》：报告发现，在“专精特新”四维度中，对“新颖化”的关注出现分化——头部企业加强布局，但行业中位值下降。这是否意味着“创新鸿沟”在拉大？

郭斌教授：我并不认为这是“创新鸿沟”拉大的信号，这其实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群体扩容，专精特新上市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自然会被放大，可能导致中位数波动。二是竞争加剧。在宏观增长趋缓、新进入者增多的背景下，一旦某家企业展现出新颖性，同行会迅速模仿跟进。这种“趋同效应”会使新颖度的相对值下降，但这恰恰说明整体创新迭代在加速。

好比以前考80分就是高分，现在大家都考80分，你就需要向90分努力了。中位数数据的背后，可能是整体创新水平的“水涨船高”。

《经理人》：在“精益型差异化者”和“聚焦型创新者”的战略群组对比中，为何前者的多项绩效指标更优？这是否说明，在当前环境下，精益运营是更安全、更具确定性的选择？

图表来源：《专精特新上市公司创新与发展报告（2025年）》

郭斌教授：确实如此。当宏观增长压力凸显时，精益运营通过内部潜力挖掘提升效率，这种发展模式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更小，可控性更强；同时，精益运营背后是精细化管理能力的提升，能夯实企业业务基础，增强抗风险能力。

这种优势是阶段性特征与长期趋势的叠加。短期来看，它与2025年宏观增长环境相关；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前4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大量“野蛮生长”的机会，企业更关注市场机会捕捉，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相对不足。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十分庞大，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微观层面的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精细化管理与精益运营的重要性会持续凸显，成为长期发展的关键能力。

《经理人》：报告也指出，从技术战略看，聚焦型企业的创新绩效其实更好。这是否矛盾？企业该如何权衡？

郭斌教授：这并不矛盾，它恰恰揭示了从创新到财务回报之间存在时间延迟。数据确实证明，聚焦型技术战略能带来更优质的创新产出。然而，我们的另一项发现或许能给出更全面的答案：业务集中但技术适度分散的企业，往往创新绩效更好。

这意味着，平衡创新与绩效的关键，不在于只看技术战略本身，而在于技术战略与业务战略的协同。对于资源有限的专精特新企业，业务必须高度聚焦，但技术探索可以适度分散，以捕捉跨界融合带来的创新机会。这种业务集中、技术适度分散的模式，可能是更优的平衡点。

数字化、国际化与国产替代新思路

《经理人》：您曾出版《数字化转型方法论》一书，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能否描绘一个适合它们的转型框架？

郭斌教授：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具有普适性，但结合专精特新企业的特点，我有三点核心建议：

第一，起点是业务战略。数字化转型必须服务于清晰的业务战略，不能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

第二，基石是流程优化。在部署系统前，必须对业务流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优化。流程是数字化的地基。实际上，流程梳理的过程，也是识别数据需求、明确系统功能的过程，能为数字化系统设计提供精准依据。

第三，本质是组织变革。这需要强大的变革管理能力，尤其是一把手或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和投入。高层管理者不仅要在资源投入上给予支持，更要在战略取舍、阻力破解上发挥主导作用。毕竟，转型涉及短期投入与长期回报的平衡，会面临诸多阻力，没有高层的坚定支持，很难推动落地。同时，还要协调好短期业务KPI（关键绩效指标）与长期转型目标的关系，避免业务执行者因过度关注短期业绩而忽视转型推进。

《经理人》：报告显示，专精特新企业国际化程度整体不高，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出海应优先选择风险更低的路径吗？从中长期来看，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吗？

郭斌教授：实际上，它们已经在这么做了。过去出海比例不高，正是因为国内市场（包括国产替代）的确定性更强、机会更直接。当前看到的出海增长，多采用渐进式策略：一是逐步提高海外营收比重；二是选择风险可控的模式，例如先出口、后投资，或寻找当地合作伙伴。

从中长期看，显著提高国际化份额是必然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抱团出海”，专精特新企业跟随产业链龙头或与同行组团，共同开拓市场，以此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个过程可能起步较慢，但未来会加速。

《经理人》：一半的专精特新企业关注国产替代，且战略视角（将国产替代视为机遇）词频高于威胁视角（应对外部压力），这反映出企业怎样的发展心态？

郭斌教授：这标志着国产替代已从一个“防范风险的备选项”，转变为一个“确定性的增长机会”。

当前的国产替代存在两类交织的驱动因素：一类是产业链自主可控需求带来的机会，无论是政策导向、本土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备份策略，还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冗余布局，都为本土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更多市场机会；另一类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升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本土企业与国外供应商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成为更优质的供应商选择，自然会推动国产替代的推进。

战略视角高于威胁视角，说明企业已不再单纯担忧外部技术封锁、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而是更多地将国产替代视为业务增长的确定性机遇，这种积极心态的转变，将推动企业更主动地投入技术研发、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加速国产替代进程。

《经理人》：面对仍存在的技术封锁、进口依赖等问题，从政、产、学、研协同的角度，应如何破解？

郭斌教授：要破解这一问题，可以延续并优化两种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的协同发力。

第一种是创新链协同攻关模式，即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政府政策与资金支持下，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多方资源，将复杂技术或产品拆解后分工协作，逐个突破关键环节的国产替代难题。这种模式在高铁、高端装备等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效，未来在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卡脖子”领域，仍需持续推进。

第二种是市场主导的创新突破模式。政府不直接干预具体攻关过程，而是通过产业投资基金、先导基金引导，或税收减免、优惠等政策激励，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竞争的环境，让更多企业围绕关键领域自主探索突破。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竞争筛选出最具竞争力的技术与企业，实现高效突破。

若能将两种模式有效结合，既能快速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又能培育充满活力的市场创新生态，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

①郭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中方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