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广永国资受让10%后，广州金控系合并持股将升至18.5%，成为第三大股东。

文/每日财报 栗佳

7月16日，珠江人寿一纸公告揭开了新一轮股权变动的帷幕。公司第三大股东衡阳合创将其持有的6.7亿股股份（占总股本10%）转让给广永国资。转让后，衡阳合创持股降至8.96%，广永国资以10%的持股入场，广州金控集团对珠江人寿的合计持股比例升至18.5%，成为第三大股东。

这起交易的出让方是合生创展创始人朱孟依家族控制的房地产企业。因此市场将该次股权转让定性为珠江人寿"去地产化"的关键信号。但若把时间线拉长来看，事情不止于此。

2025年12月，珠江人寿有一场罕见的大动作：一次性面向行业公开招聘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首席投资官、首席合规官等五名核心高管。彼时公司称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

仅仅过了半年多，地产系股东就减持、国资接盘。两件事前后脚发生，背后逻辑高度关联：先用市场化方式搭班子，再通过股权层面的调整引入国资"定盘星"，这本质上或是为化解公司多年积累的风险寻找系统性解决方案。

股权转让背后：

广州金控接盘的金融算盘

广永国资成立于2000年12月，是广州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17.7亿元，资产规模约180亿元（2025年）。其业务以资产管理为核心，涵盖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和投资活动，目前拥有全资、控股及参股企业14-16家。2007年11月，广永国资由广州市国资委整体划入广州金控，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广州金控是广州市为整合市属金融资产而设立的核心国有金融控股平台，成立于2006年12月，注册资本101.8亿元。截至2026年3月末，集团总资产已达1.07万亿元，净资产750.32亿元，成为继越秀集团之后广州第二家总资产破万亿的全牌照金控集团，也是国内牌照最齐全的地方金控之一。

从牌照布局来看，其银行板块有广州银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总资产9464.57亿元，是集团的压舱石；证券板块有万联证券，2024年营业利润已超过广州银行，成为集团第一盈利来源。

此外，广州金控还布局了期货、信托、基金、融资租赁、融资担保、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基金板块中，广州金控基金在管基金43只，认缴规模412亿元；同时集团还通过广永国资间接持有易方达基金7.55%股权。

但细看这份牌照版图，保险恰恰是广州金控的一块短板。集团虽然早已通过直接持股方式持有珠江人寿8.5%的股份，但仅是参股角色，既无控股权，也无实际经营话语权。在越秀集团2025年通过收购香港人寿补齐保险牌照之后，广州两大万亿级金控平台的牌照竞赛中，广州金控在保险领域的布局明显落后。

此次通过广永国资拿下珠江人寿10%的股权，使广州金控合计持股达到18.5%，一举跃升为第三大股东。虽然距离控股还有距离，但在珠江人寿偿付能力承压、地产系股东自顾不暇的当下，国资股东的话语权正在实质性上升。

目前，珠江人寿董事会共9名董事，其中非执行董事韦典含、朱琬瑜和独立董事刘火旺共3名由广州金控提名。随着广州金控持股比例提升，距离控制类股东20%的门槛仅一步之遥，国资在其董事会中的影响力还将持续增强。

事实上，广州金控对这次接盘并非临时起意。集团内部"投融担贷"一体化的协同模式已经跑通：万联证券提供投行服务、广州银行提供信贷支持、担保公司提供增信、租赁公司提供产业服务、基金板块提供股权投资。

如果珠江人寿能够真正纳入这套生态体系，保险资金与银行信贷、证券投行之间的互动，将形成"存贷+保险+投资"的闭环。

对广州金控而言，这10%的股权大概率只是第一步，后续能否在保险牌照上进一步扩展，取决于珠江人寿风险化解的进展。

股权经营困局：

从"弯道超车"到"深陷泥潭"

珠江人寿2012年9月开业，总部设在广州，是唯一一家总部位于广州的全国性寿险公司。它的出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那几年正是保险业资产驱动负债模式最为激进的时期，中小险企通过销售高收益万能险快速聚拢资金，再投向房地产、信托等非标资产赚取利差。

珠江人寿的股东班底为这套模式提供了天然便利。目前公司有七家股东，注册资本67亿元。其中，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广东珠光集团、衡阳合创房地产、广东新南方集团等多家股东均为朱孟依家族控制的房地产企业。加上广东韩建投资，其地产系股东合计持股约89.71%。

国资端目前为两家——广州金控（8.5%）和广东粤财信托（1.79%）合计约10.3%；本次广永国资受让10%后，广州金控系合并持股将升至18.5%，叠加粤财信托，两家国资股东合计持股上升至20.29%。

股东资源在早期确实帮了不少忙。依托珠江系的房地产项目资源，珠江人寿的投资端从一开始就偏重不动产。2013年，公司开业首个完整年度，保险业务收入仅0.24亿元；到2016年，保费收入一举突破150亿大关，达151亿元，该期间内万能险常年占比超99%。

利润来得也快。寿险行业通常有"七平八盈"的说法，即成立后第七年才能打平、第八年才能盈利，珠江人寿在成立后的第三个完整年度就实现了盈利，2016年净利润达到5.38亿元的峰值。

但资产驱动负债模式是一把双刃剑。2016年以后，监管层明确要求"保险姓保"，对万能险规模和中短存续期产品进行严格限制。珠江人寿的保费结构开始剧烈波动——2016年保费收入冲到151亿元的顶点，此后转入下行通道：2018年原保险保费收入降至42.16亿元，2019年进一步缩至33.35亿元，直至2020年才随转型见效回升至72.73亿元，2021年末进一步回升至130.92亿元。

更让市场担忧的是投资端的风险暴露。截至2021年末，珠江人寿投资资产总额851.55亿元，其中不动产类投资占比高达26%，接近监管30%红线，位于行业高位，广义地产风险敞口约280.67亿元；信托计划占19.8%，交易对手多为地产非标，共有3笔信托计划发生逾期。

偿付能力随之恶化。2019年末，其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尚在75.89%，到2021年末已降至52.75%，逼近50%的监管红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从122.37%降至105.50%，低于120%的重点核查红线。2021年三季度，其风险综合评级被下调至C类，意味着偿付能力已不达标。也是在这一年，公司净利润亏损达到历史高点，全年亏损4.08亿元。

监管处罚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2021年3月，原银保监会因珠江人寿存在项目子公司融资借款超过监管比例、保险资金违规用于缴纳项目竞拍保证金、关联方长期占用保险资金等三项问题，对公司处以合计90万元罚款。这些处罚暴露的不只是操作层面的疏忽，而是公司治理层面缺乏防火墙——保险资金的使用边界被股东意志模糊了。

2022年起，珠江人寿获准暂缓披露偿付能力报告。至今，外界已有四年无法从公开渠道看到这家公司的偿付能力核心数据。

2024年2月，公司宣布对一笔18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19珠江人寿01"不行使赎回权，未赎回部分利率跳升至7.25%。在债券市场上，不行使赎回权通常被解读为发行人资本实力与偿付能力承压的信号。这是因为，如果有能力赎回，是没有那家公司会愿意承担如此之高利率成本的，而有能力赎回的险企通常多会选择赎旧发新来降本。

股东层面的问题也在加深。据珠江人寿2025年年报，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广东珠光集团、广东新南方集团三家股东所持股权中，被质押股份分别达7.37亿股、13.4 亿股、6.9亿股，合计27.67亿股，占总股本的41.3%，其中珠光、新南方所持珠江人寿股权已100%质押，珠江投控质押比例约36.5%。

同时，地产系大股东自身陷入流动性困境——珠光、新南方已成失信被执行人，合生创展2025年上半年亏损17.32亿港元，已然无力向保险公司反向输血。而按监管规定，质押超50%的大股东表决权已受限，叠加司法层面"股权冻结/高比例质押状态下增资扩股变更受阻"的约束，珠江人寿靠地产股东内源增资这条路，基本被堵住了。

此情况下，珠江人寿的偿付能力改善，只能靠外援——本次广州金控通过广永国资受让10%股权，正是这条路径的落地。

总裁"闪辞"与高管"海选"：

管理层的剧烈重构

公司经营持续承压的过程中，珠江人寿高管层经历了近十年来最密集的人事变动。

珠江人寿成立以来的首任总经理是胡国萍，任职超过十年，于2023年4月到龄退休。接棒的是傅安平——国内首批持证精算师、南开大学首届精算研究生，曾深度参与《保险法》的起草修订，长期在监管系统工作，历任原保监会人身险监管部副主任、北京保监局副局长，后调任人保寿险总裁。在保险圈内，傅安平是兼具监管视野和一线管理经验的"老将"。

傅安平2022年4月就加入珠江人寿，但总经理任职资格直到2024年5月才获监管核准，其间经历了一年多的"候任期"，在业内极为罕见。对于一家偿付能力不达标、风险评级为C类的险企，监管层对高管任职资格的审慎程度显然高于正常机构。

正式获批后，傅安平在珠江人寿推动了个险渠道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等转型举措，2024年公司期交保费占比有所提升。但客观来说，这些举措属于"补课"，珠江人寿的银保渠道占比一度高达94%，个险队伍几乎空白。

在保险业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从银保转向个险意味着高昂的渠道建设成本和漫长的培育周期，对一个资本金捉襟见肘的公司来说，难度加倍。

然而，2025年8月，仅仅履职一年多，傅安平便悄然卸任。官方说法是"年龄原因退休"，傅安平1963年出生，时年62岁。随后他出现在幸福人寿新一届董事会名单中，进一步证实了离职消息。

傅安平离开后，珠江人寿的高管团队大幅缩水。2021年四季度还有10名高管，到目前其官网显示仅剩6人：副总裁李翔，两位总裁助理徐庆、焦小军，总精算师兼首席风险官谷小春，审计负责人蔡军，以及2026年3月赵阳出任董事会秘书。但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核心岗位仍然空缺。

正是在这种"半瘫痪"的管理状态下，珠江人寿于2025年12月发布了那场备受关注的高管海选公告。五个岗位——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首席投资官、首席合规官——几乎覆盖了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全部关键环节。公司在公告中的措辞是“为应对复杂市场环境，推动战略转型。”

这种集中招聘在整个保险行业都极为罕见。通常险企换将，是单个岗位的更替。一次性"换血"五名高管，意味着公司对现有管理架构的推倒重来。

新高管到任后，珠江人寿至少面临三个维度的考题：一是如何对存量不动产投资进行分类处置，哪些能回收、哪些需减值、哪些需剥离；二是如何推动偿付能力修复，是增资扩股还是资产端做减法；三是在股东层面地产系自顾不暇、国资话语权上升的新格局下，管理层如何平衡不同股东的利益诉求。

国资化险：一个行业趋势的缩影

珠江人寿的股权变动并非孤例。近年来，中小寿险公司因经营困境而由地方国资介入化险的案例正在增多。

2023年末，重庆国资对三峡人寿启动首轮增资，重庆渝富资本和重庆高科集团分别出资2.75亿元，持股比例各增至30.49%，三峡人寿由此从民营主导变为国有控股。此后，重庆迪马工业将所持股份转让给重庆高速公路投资控股，新华联控股所持股份进入司法拍卖程序，国资股东前四大席位合计持股已达81.88%。三峡人寿成立八年来持续亏损，偿付能力承压，国资的介入既是"救火"也是"掌舵"。

2024年至2025年，四川唯一省级寿险牌照国宝人寿也经历了一场国资主导的股权重构。眉山市国资委旗下的宏宇资产以1.755亿元受让第七大股东破产企业四川雄飞所持7.576%股权，四川国资系在国宝人寿前十大股东中的合计控股权接近六成（合计达66.29%）。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很清楚：地产系或民企股东在自身经营压力下无力继续支撑保险公司，甚至需要通过减持或拍卖来回收资金；而地方国资则看中了保险牌照的战略价值，以相对低的成本介入化险，同时完善地方金融生态。

但国资化险并不总是顺畅的。以三峡人寿为例，新华联控股所持的2亿股在2025年至2026年间经历了多次司法拍卖，起拍价一路下调，仍一度流拍。这说明，即使有国资兜底，中小险企的股权在市场上的吸引力仍然有限。投资者对缺乏盈利能力、偿付能力不透明、治理结构复杂的险企，态度普遍谨慎。

珠江人寿的案例在这个框架中有其特殊性。它不像三峡人寿那样由国资直接控股、也不像国宝人寿那样由国资主导，而是地产系股东仍然合计持股约八成的情况下，国资通过增持来渐进式提升话语权。这是一种更复杂的博弈结构——国资想推进化险，但控制权仍在地产系手中；地产系想脱身减负，但又不想彻底放弃这块稀有牌照价值。

从行业视角来看，这类国资接盘事件带来的变化至少有三层。

第一层是公司治理。地产股东减持、国资增持，意味着保险公司的经营逻辑在发生转变。过去，地产系险企的投资端高度服从于股东的项目需求，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问题频出；国资进入后，经营目标的优先级将从"服务股东"回归到"偿付能力管理和保单持有人利益保护"。

第二层是牌照整合。对于广州金控这样的地方金控平台而言，保险牌照是补齐金融生态的最后几块拼图之一。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联动，本身就是金控平台存在的逻辑基础。珠江人寿如果能走出困局，未来在"存贷+保险+投资"闭环中的经营价值，远比当前10%的股权更有想象空间。

第三层是行业出清。过去十年，一批中小寿险公司依靠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快速做大，但随着低利率环境持续和房地产行业调整，这种模式已经难以维系。那些未能及时转型的机构，逐步走向了国资接盘的结局。从三峡人寿到国宝人寿，再到珠江人寿，这个趋势反映的是行业从粗放扩张走向规范经营过程中的结构性调整。

总的来说，18.5%的持股对于广州金控是张"入场券"，后续能否进一步增持、能否在经营层面有更大的话语权，取决于珠江人寿的风险化解进度和监管态度。对于朱孟依家族而言，10%股权的减持可能是退出的第一步，也可能是与国资共治的重新定位。

未来几年，这家总部在广州的全国性寿险公司能否重新交出偿付能力报告，将是最直观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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