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11日，商业银行年内发行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下称“二永债”）已超过1.3万亿元；

其中，二级资本债发行量超7300亿元，永续债发行量超5800亿元，国有六大行合计发行达8250亿元，占全市场发行总量的比重超六成。

这并不只是低利率环境中的主动融资：净息差磨底削弱利润留存，旧债到期带来滚续压力，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又面临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达标时点，几股力量同时推动银行集中补充资本。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轮融资并未均匀覆盖银行业；

大行借低成本和市场认可度加速发行，中小银行却陷入“有批文、难发行”，二永债的放量，折射出银行业资本补充能力的分化。

到期与政策推高供给

从发行节奏看，今年二永债发行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一季度，“二永债”发行整体进入空窗期，发行量为零，进入二季度后，发行迎来集中释放。

从各行发行规模来看，国有六大行中有四家银行二永债发行规模超过1000亿元。

其中，工行以2900亿元的合计发行量领先，中行、建行、交行则分别以1600亿元、1500亿元、1200亿元的发行量紧随其后；

邮储银行与农业银行发行量相对较少，分别发行700亿元和350亿元。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最直接的推力是旧债到期。“2026年全年约有1.12万亿元二级资本债、永续债面临到期，其中二季度到期规模接近3000亿元，银行面临'赎旧发新'的刚性滚续需求。”

这意味着，部分发行首先服务于维持既有资本工具存量，而非单纯扩大资本实力。

与此同时，银行内生补血能力正在走弱。

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多家大行资本充足率环比回落，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能力承压；

对5家G-SIBs（工、农、中、建、交）而言，TLAC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外源融资的紧迫性，特别国债注资主要夯实核心一级资本，二永债则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两类工具共同构成大行的资本安排。

低利率则提供了集中发行的窗口。

二季度市场流动性充裕，二永债票面利率普遍降至2%以下，建行、工行7月发行的二级资本债票面利率均为1.88%，交行为1.89%。

董希淼表示，“上述因素在时间上高度重叠，共同推动了二季度发行量的阶段性冲高。”

中小行难借债补血

大行集中发行的另一面，是中小银行的缺席。

截至6月9日，仅有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两家城商行发行了永续债，合计规模360亿元，农商行则无任何发行记录。

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已获得监管批文的中小银行也普遍选择推迟发行。

据财通证券统计，截至5月末，中小银行在手二永债批文额度仍高达近2500亿元，但实际发行率不足10%。

原因不只是市场认可度较低。二永债只能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小银行最紧缺的往往是核心一级资本，仍需依靠利润留存、增资扩股和股东支持解决。

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商行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92%，农商行为8.57%，部分机构已逼近7.5%的监管红线，而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这一指标普遍在10%以上。

同时，评级、流动性和投资者覆盖差异也抬高了融资成本。

财通证券研报显示，以2025年发行的二永债为例，资产规模近5万亿元的北京银行发行的永续债票面利率为2.1%，而资产规模约150亿元的湘阴农商行的二级资本债票面利率高达4.2%，二者利差达到210个基点。

悬殊的定价差异直观反映出市场对不同层级银行风险定价的分化，对后者而言，即使有发行额度，也未必能以可承受的成本完成融资。

发行端的高峰能否持续，还要看配置资金是否接得住。

银行理财、保险和基金是二永债的重要投资者，若保险会计准则实施、公募基金费率改革等因素削弱配置需求，二永利差可能上行，并抬高银行融资成本。

董希淼预计，二季度供给高峰过后，下半年二永债净融资规模或减弱，资金仍将更多流向大行和优质股份行。

年内超过1.3万亿元的二永债发行，回答的并不是银行“还能发多少债”，而是低息差环境下，银行自身造血能否追上资本消耗。大行仍有腾挪空间，中小银行的资本约束却更难通过发债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