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本内容已发表于环球时报11月 7日）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增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后转入中高速追求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从代表性经济指标看，GDP总量已从1978年的3679亿元，跃升至2024年的134.9万亿元，人均GDP从不足200美元，提高到2024年的1.34万美元以上，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7%提升至17.1%。然而，高速增长中也积累了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的“成长烦恼”，增长模式面临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几重压力之下“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考验。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开辟新的路径，成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一、引领新常态：

从规模扩张到质量升级

——增速换挡：由高速到中高速成为必然选择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已从两位数回落至5%左右，处于中高速区间下沿。这一调整并非主要源于周期性波动，而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根据追赶型国家发展经验，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后发优势逐渐减弱，技术引进成本上升，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和经济起飞阶段的高速难以为继。从我国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达峰后已累计减少逾4000万，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8%，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2010-23年间上涨2.3倍，已相当于越南的2.7倍、孟加拉国的4.3倍；另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资本存量与GDP之比，已由2000年的3.3升至2023年的6.8，每新增1元GDP所需投资翻番。因此势在必行的，是将原先粗放型增长的高速转换为集约型增长的中高速。

——结构失衡：城乡、区域、收入分配、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差距亟待弥合

2024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1.8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从2012年的2.88:1缩小至2.42:1，但绝对差距仍达2.9万元。反映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2024年仍在0.46左右，高于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仍较突出。城镇化进程中，有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区域“半城市化”，表现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2024年第三产业占比虽达56.7%，但生产性服务业仅占GDP的12%，远低于发达国家25%的平均水平。2023年全国万元GDP能耗虽比2012年下降27%，但仍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4倍；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三大重点区域PM2.5平均浓度虽由2013年的106微克/立方米降至2023年的35微克，但距离WHO第二阶段标准（25微克）仍有差距。水资源方面，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仍有5.4万平方公里，年均"生态赤字"达60亿立方米。

——动力转换：亟需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

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至28%，出口贡献率降至12%；提振消费的潜力巨大，但一系列堵点仍需突破；研发投入强度虽达2.68%，但基础研究占比仅6%，而低于发达国家15%的水平；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15.3件，仅为日本的1/3。2024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升至第10位，但核心零部件自给率尚不足30%，高端芯片、先进工业软件等仍依赖进口。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制约，亟待以创新的成功来突破。

——风险累积：企业、财政金融与产业安全压力上升

2024年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为295%，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169%，高于发达经济体均值（95%）近80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40.7万亿元，其债务率超过120%。房地产领域，多家头部房企发生债务违约，2024年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5亿平方米，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跌幅超20%。产业安全方面，2024年进口依赖度超过50%的商品达86种，其中集成电路、原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达85%、73%、82%。2020—2024年，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清单由210家扩至532家，涉及晶圆制造、EDA、高端GPU等全链条；同期中国对美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由24%降至16%。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美国主导的“卡脖子”问题，成为升级发展中的一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