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2日深夜，在延期一天之后，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终于在巴西亚马孙雨林城市贝伦落下帷幕。

此次会议正值《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之际，也是在气候危机核心区域首次举行的气候大会。本次大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全球期待，各方围绕资金、能源转型、贸易与国际合作等关键议题展开激烈博弈。

11月21日，代表参加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历史性地首次出现美国联邦政府缺席的局面。随着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宣布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美国不仅未派代表出席，其或长期缺位也令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尽管美国地方政府、商界与高校代表仍然大量到场力图填补联邦层面的空白，但在资金承诺、政治协调与国际规则谈判方面，美国缺席的影响已经清晰显现，并成为本届大会最受讨论的结构性变量。

大会临近闭幕之际，在关于能源转型路线图、反对单边气候贸易措施、推动全球南方诉求等关键议题上，中国的立场和行动备受外界关切。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再次独家专访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

11月12日，嘉宾在巴西贝伦出席“推动绿色创新合作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高级别边会。

围绕美国缺席的系统性影响及其地方力量能否弥补联邦空缺、全球能源转型的分歧趋势、外部对中国的一些质疑声音、绿色技术领先与化石能源现实并存的关系、单边气候贸易措施的风险，以及本届大会在资金机制上面临的困境与出路等全球关心的关键问题，刘振民特使逐一作出回应。

专访中，刘振民不仅评价了COP30成果文件的意义，也释放了中国在未来多边气候合作中的明确信号：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更加动荡的十年之际，坚持合作、坚持共识、坚持能源转型大方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以下为专访全文

美国缺席：对COP30谈判格局与资金议题的冲击

澎湃新闻：今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缺席气候大会，我在大会上采访《巴黎协定》主要设计者之一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时她认为，美国不在或许更好，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干涉谈判了。您如何评估到目前为止观察到的美国缺席对COP30谈判进程、政治动力及关键议题的具体影响？

刘振民：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宣布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但要等通知联合国一年后才生效，所以从法律上讲，美国今年仍有资格参加COP30大会。但是，因为特朗普总统个人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他反对气候变化议程，也已经在国内撤销了主管气候变化事务的部门，所以美国这次没有派代表团。

大家担心的一点，是今年7月在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美国曾派代表团去深度介入国际海运减排管理谈判，造成很不好影响。所以曾有人说“美国缺席COP30可能也不是坏事”，是有这个背景。

当然，从更大的角度讲，美国的缺席不是偶然行为。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四年都缺席，这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的完整性影响严重。美国是大国，它的缺席确实对COP30谈判造成影响——最直接的是资金问题。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之间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对整个气候谈判和多边合作的协调，都出现困难。领头羊不在，协调力度就弱了。所以这届大会在资金谈判上遇到很大困难。

这也意味着，本次COP30在资金上恐怕难有提高力度。但只要各国能够继续维持已有共识，继续落实承诺，尤其是COP29达成的“新的集体量化资金指标”，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那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当然，发展中国家会很失望。

澎湃新闻：这次美国虽然联邦政府没来，地方政府、商界、一些前官员来了不少。您认为这种“非联邦体系”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联邦层面的空缺？这种力量是否仍能促使美国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刘振民：我们确实看到，美国来了许多州政府、智库、大学、企业的代表，特别是加州州长代表团等。我本人也见了不少美国朋友，包括过去深度参与气候谈判的老朋友，例如美国前气候特使斯特恩，也见到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各智库代表。

他们的到来向国际社会展示，美国社会对气候变化不是铁板一块，不是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反气候立场。美国国内至少有两派意见，而且按照一些美国朋友的说法，大部分州政府都继续支持能源转型，支持美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到来确实重要。但的确，如你所说，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人来再多也不能替代联邦政府的职能。

澎湃新闻：我在会场上专访美国前特使斯特恩时，他预测“美国将在下一选举周期回归”全球气候谈判，您怎么看？

刘振民：未来美国是否重返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取决于美国国内政策、选举、政治变化情况——这是外界无法决定的。但我们一再向美国朋友表达：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美国不能缺席。我们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返回《巴黎协定》，返回多边合作进程。

化石能源转型路线图之争

澎湃新闻：您之前提到此次大会重点是推进COP28阿联酋共识。在此框架下，中方如何看待部分国家提出的“化石燃料转型路线图”？

刘振民：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各国今年必须提交2035年前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提交，这是很大的成就，也证明《巴黎协定》和阿联酋共识是成功的。

本轮NDC的核心就是能源转型，各国都提交了自己的能源转型目标、计划和措施。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希望各国继续支持阿联酋共识的落实，不要提出“另起炉灶”的路线图。因为就全球能源转型、应对化石能源而言，阿联酋共识是目前最全面的解决办法。

阿联酋共识提出开启一个公正、有序、公平的逐步脱离化石燃料的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其核心是鼓励各国加大发展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这与中国“先立后破”的路径一致。

有些国家提出只针对“化石能源退出”制定路线图，却不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发展，这是不可行的，会严重影响各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因此中国的立场是：维护阿联酋共识的基础，继续推进全球能源转型进程。

澎湃新闻：对于国际上有些声音认为“中国NDC仍有提升空间”的看法，您作何回应？中国在更新NDC时，如何平衡自身发展阶段与全球温控目标？

刘振民：这种声音来自一些外国政客或媒体，我认为是不了解中国现实，或是政治偏见。

今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指出我国将在峰值基础上减少7%-10%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力争做得更好。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量化的绝对减排目标，而且覆盖全经济范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是非常有雄心的目标。中国的减排幅度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当年碳达峰后的减排速度。

此外，我国还提出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2035年要超过30%，光伏和风电装机力争达到36亿千瓦——我们现在只有16亿-17亿千瓦，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的新能源将增长巨大并将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继续保持领先。

澎湃新闻：此次大会上，许多方面都提到中国在绿色技术和产业链上的领先，对全球低碳转型贡献巨大。但有人也指出，中国目前仍是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并存”？

刘振民：发出这样疑问的人不一定懂行业、懂技术，我们要听业内人士的意见。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恰恰说明能源转型的难度。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需要装备能力先上来，电网要重新布局，还要经历很长的技术过渡阶段。

比如中国在2020年实现全国范围的脱贫时，同时实现了电力供应的“村村通”，这是世界奇迹。但电网刚刚建好，又要面对新能源的布局和波动性，这对电网是全新的挑战，需要重建、扩建，这是很多外国政客根本理解不了的。

未来十年，随着我们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我国会从“碳排放强度控制为主”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控制为主”，这是重大变化，这也将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

贸易紧张与资金困局

澎湃新闻：此次大会上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贸易问题。本次大会贸易议题讨论非常激烈，最新案文中有很多反对单边措施的措辞。我们如何看待COP30把贸易和气候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关于发达国家推动的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的发展？

刘振民：这次大会，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一致声音：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推动的单边措施——特别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

为什么反对？因为全球刚进入能源转型时代，而单边措施会阻碍技术、投资、产品的流动，增加成本，抬高价格，对能源转型非常不利。

因此发展中国家强调要团结反对单边措施，要求发达国家从支持全球能源转型的角度出发，不要采取此类行动。

这次大会至少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全球开始关注单边措施对未来能源转型的危害。我们注意到，历经各国代表一天一夜紧张谈判，今天早上刚达成一致并将在今天闭幕大会上通过的COP30成果文件，其中高度关注反对单边措施问题。COP30要求其附属机构在未来三年内举行对话，包括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对话，就加强国际合作面临的机遇、挑战及障碍提出新的办法。

澎湃新闻：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金。今年资金几乎是所有分歧中的焦点。您认为目前有没有可能打破僵局？中国对未来资金改革有什么主张？

刘振民：资金确实是本届大会的重点难点。发展中国家无论减缓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急需资金。这是《巴黎协定》下发达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过去几年在COP框架下达成了许多资金机制，特别是去年巴库达成的“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要求发达国家牵头到2035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3000亿美元。

但今年落实资金问题遇到巨大困难。因为美国缺席、欧洲内部对气候政策出现分歧，加之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全球经济疲软等因素，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力度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认真对待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履行承诺，不要后退。我们注意到，22日早上刚刚达成一致的COP30成果文件，在资金问题上，仅对适应资金问题做出具体的反应，其中重申2025年适应资金将翻一番，到2035年适应资金将至少增长2倍，并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对发展中国家集体提供气候适应资金的力度。

澎湃新闻：您对本次大会最后达成的成果有什么期待？

刘振民：COP30气候大会是一届承前启后的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庆祝《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之际，COP30需要向世界发出团结与合作的积极信号。

首先，过去十年各国的气候行动与国际合作防止了更糟的气候情景。其次，过去十年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迅速发展，大幅降低了能源转型的成本，各国要继续利用好这些优势。第三，全球能源转型已经开启，不可逆转，各国需要继续巩固共识，保持能源转型势头。无论各国间存在多大的分歧，COP30大会都应该达成一个有意义的成果文件，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