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的某个早上,康泰纳仕中国区新任总经理Sherry Lang步入上海办公室,桌上摊开的不仅是业务报表、各部门人员情况,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书:核心KPI是提振中国区商业表现。此刻的康泰纳仕中国,早已不复往日“时尚媒体帝国”的从容。2024年痛失《智族GQ》(该刊后更名为《国传观察》)业务,如同一场截肢手术,使其在男性高端市场与重要营收来源上瞬间“瘸腿”。而《Vogue服饰与美容》新任主编Rocco Liu及其团队的到来,在为这本旗舰刊物注入新血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容方向与团队磨合的诸多不确定性。宏观上,经济增速放缓,品牌预算愈发审慎,投放逻辑从单纯的品牌曝光,急剧转向追求可量化的ROI,对艺人、名人的带货效应寄予厚望。
内忧外患交织,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结构性困境”:核心生产资料(内容品牌与运营权)严重不足,旗舰《Vogue》的内容格调与视觉美学深受纽约总部掣肘,本土团队创造性发挥的空间有限。当单一王牌无法支撑全局增长,当市场蛋糕在缩小且分食者众,康泰纳仕中国的管理层必须回答:在《Vogue》之外,新的、可操作的增长极在哪里?
面对双重挤压,《Vogue》中国的动作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频繁且“接地气”。它不再只是云端之上的“时尚圣经”,而是频繁穿梭于各个城市,策划落地活动,接触以往未曾深度合作的本土与新消费品牌。然而,最具战略意义的举措,在于悄然铺开的“子刊矩阵”——《Vogue Wellness》、《Vogue Man》、《Vogue Film》、《Vogue Art》等相继面世或深化运营。这并非简单的产品线延伸,而是一套在多重约束下的精妙破局策略。
首先,子刊是深化品牌影响力的“特种部队”。在一个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大而全的综合性月刊影响力边界已然清晰。且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资源会越来越集中在头部品牌。通过切入健康生活、男性风尚、影视、艺术等垂直赛道,《Vogue》得以将自身权威的时尚滤镜,覆盖至更具体的生活场景与消费人群。这不仅是内容的细分,更是品牌心智的精准占领,在细分领域建立起难以替代的话语权。
其次,子刊是化解商业与内容张力、拓展合作客群的“缓冲地带”与“新通路”。《Vogue》主刊封面,依旧是顶尖巨星与超模的角力场,资源稀缺,门槛极高。这固然维护了其顶尖奢侈品牌的合作基本盘,但也将大量寻求高端时尚背书的艺人、以及预算或调性尚未达到主刊级别的品牌拒之门外。子刊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宝贵的弹性空间。更多艺人、模特、名人、KOL得以登上带有“Vogue”字样的封面,这极大丰富了可合作的艺人资源池,满足了客户对“明星+顶级媒体背书”带来的ROI渴望。对于品牌而言,子刊提供了更灵活、更具针对性的合作选项。
那么,为何是孵化子刊,而非创立一个全新的独立品牌?这背后是跨国媒体集团在当下中国市场的现实考量。
其一,成本与风险的天平。 在经济下行周期,集团总部对投资回报的耐心与预算都极其有限。创立一个需要从零建立认知的新品牌,意味着漫长的市场培育期和巨大的市场投入,且成功率在竞争红海中难以保证。相比之下,依托《Vogue》这一“母品牌”的强大光环孵化子刊,是典型的“借势”行为,能极大降低市场教育成本,以更小的投入、更快的速度切入市场,更容易获得总部对短期可见商业回报的批准。
其二,内容管控的路径依赖。对于康泰纳仕这样的跨国集团,任何新品牌的创立都难以避免涉及复杂的内容报备与全球协调,本土团队自主权有限。而子刊在内容定位上可以被视为母品牌的自然延伸,在争取内容自主权时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运营上更为灵活敏捷。这实质上是一种在既定框架内,最大化争取本土操作空间的智慧。
康泰纳仕的选择并非孤例。审视近年行业动态,无论是赫斯特集团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推出更多数字专题与深度垂直内容,还是《Harper’s BAZAAR时尚芭莎》在艺术、文化、宠物领域的持续深耕,主流时尚大刊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深度细分”与“品牌内涵深化”之路。这已成为行业在深入调研市场后的共识性生存策略:在广度和流量无法与互联网平台抗衡时,必须在深度、专业度与圈层影响力上构筑护城河。
然而,这一战略转型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人才困境。时尚媒体黄金时代所培养的那批既懂内容美学、又深谙奢侈品商业逻辑、还具备跨界资源整合能力的编辑与商业人才,正在被崛起的互联网大厂、本土高端品牌以及自媒体机构持续分流。后者往往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及奖励机制、更宽松的创作环境或更直接的商业变现路径。传统媒体机构在吸引和留住顶尖年轻创意与商业人才上,正显得力不从心。没有一支能理解新市场逻辑、能玩转新传播形态、又能坚守内容品质底线的团队,任何精妙的商业叙事都可能沦为纸上谈兵。
因此,2025年《Vogue》中国的市场下沉叙事,本质上是一场双脚戴着镣铐、双手还得举高的舞蹈。它是在失去重要臂膀、核心资产受限、市场环境剧变下的被迫应战与主动求存。通过构建“子刊矩阵”,它试图在品牌权威性与商业灵活性之间、在全球统一调性与本土市场特需之间、在内容理想与营收压力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可持续的平衡点。
然而,这场下沉叙事仍面临挑战:如何在扩大受众与商业边界的同时,维持《Vogue》的高端品牌调性?新团队的专业能力能否支撑多品类内容的品质把控?当所有头部大刊都扎堆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的壁垒又将如何构建?这些问题考验着康泰纳仕中国的战略定力与执行能力。
这场战役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子刊策略本身的执行精度,更取决于康泰纳仕中国能否在组织架构、人才激励和内容创新机制上,进行一场真正适配数字化深度时代、更贴近中国本土市场的深刻变革。下沉,不是为了俯就,而是为了在新的市场地层中,重新扎下赖以生存的根系。当下沉市场成为新增长极,时尚大刊的竞争早已超越内容本身,演变为资源整合能力、商业变现效率与本土化适应能力的综合较量。这也是国内的时尚媒体集团在2026年乃至之后必须书写的,关乎生存的新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