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当前所处的舆论环境，在某些方面，与南街村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当一家企业被赋予过高的道德光环时，理性讨论容易被情绪取代，商业问题或被简化为态度问题。支持与否，逐渐从对经营模式的判断，演变为对价值立场的表态，这对任何一家市场化企业而言，都是潜在风险。南街村曾经的辉煌是真实的，其今日的沉寂同样真实。它所留下的最大启示，不是某种价值本身对错，而是企业不能长期脱离现代治理逻辑运行。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经济学家

在中国商业发展历程中，曾反复出现这样一类企业，它们在某一阶段被视为“样板”“标杆”或“希望”，不仅因为经营业绩，更因为其背后承载着某种被高度赞许的价值叙事。南街村在上世纪末的崛起，和近年胖东来引发的广泛关注，正是两种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案例。

表面看，南街村与胖东来并不相同。前者诞生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后者则成长于成熟市场竞争环境中；一个是乡村工业化的代表，一个是城市零售服务的样本。但如果从企业治理结构和叙事方式入手，会发现二者在底层逻辑上存在值得警惕的相似之处。

首先，二者都呈现出明显的“企业高度人格化”特征。

南街村的兴衰，与王宏斌个人意志高度绑定。企业发展方向、分配方式、对外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判断，而非现代公司制度。巅峰时期，这种模式在特定环境下曾显现出凝聚力和执行力，也一度创造了“家家分红、福利齐全”的辉煌景象。但随着外部环境变化、效率要求提高，过度依赖个人权威的治理结构逐渐暴露出僵化与失灵，最终难以持续。

胖东来虽然身处完全不同的商业环境，但同样高度依赖创始人的价值观输出。企业文化、管理边界、对外叙事，往往以于东来的个人理念为核心展开。企业的“正确性”，更多来自创始人的道德形象，而非可被复制、可被审计的制度体系。这种模式在企业规模有限时或许有效，但一旦扩张或遭遇复杂环境，风险便会迅速放大。

其次，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商业动机”，强调“超越商业”的意义。

南街村在鼎盛时期，强调集体福利、共同富裕，利润被视为工具而非目标；胖东来则强调“良心”“底线”“对员工和消费者负责”，刻意淡化逐利属性。这种叙事在情感层面极具吸引力，但在商业逻辑上却存在隐忧，因为企业一旦否认自身的利润属性，反而容易削弱外界对其效率、成本和可持续性的正常审视。

南街村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效率让位于情怀、制度让位于道德，企业在顺风期或许光彩夺目，但在逆风期极易陷入被动。今天回看，其没落并非源于价值初衷本身，而在于缺乏适应变化的制度弹性。

第三，也是最需要警惕的一点：价值叙事被转化为“无形护城河”。

南街村在辉煌时期，往往不只是一个企业案例，而是一种被广泛赞誉的模式符号。这使得外界对其经营问题的质疑，长期难以形成有效反馈机制。问题不是没人看到，而是“不方便多说”。

胖东来当前所处的舆论环境，在某些方面，与之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当一家企业被赋予过高的道德光环时，理性讨论容易被情绪取代，商业问题被简化为态度问题。支持与否，逐渐从对经营模式的判断，演变为对价值立场的表态，这对任何一家市场化企业而言，都是潜在风险。

当然，也必须承认二者的差异。南街村属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胖东来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成长起来的零售企业，其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不容否认。但历史的意义，恰恰在于提醒后来者：任何成功模式，一旦过度依赖个人魅力与价值叙事，而忽视制度建设与边界控制，都可能在未来付出代价。

南街村曾经的辉煌是真实的，其今日的沉寂同样真实。它所留下的最大启示，不是某种价值本身对错，而是企业不能长期脱离现代治理逻辑运行。

在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可以有情怀，但更需要制度；可以有价值观，但不能替代规则；可以赢得尊重，但必须经得起质疑。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企业，从来不是靠被神化，而是靠在掌声退去后，依然站得住脚。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对任何企业经营结果作出断言，而是基于中国零售商业史，对“高度依赖情怀叙事的企业模式”进行风险讨论。